1952年2月9日，共和国的历史必将在这一天画上浓重的一笔。
一个身着制服的干部来到了河北省公安厅临时看守处，走进了关押刘青山的小平房。
小平房里火炉烧得很旺，可是恐惧遍布刘青山全身，使得他忍不住发抖，牙齿也在不停打颤。
刘青山已经预感到，决定命运的时刻就在眼前。
这名负责人对刘青山说道：“省委决定，华北局批准，开除你的党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长工出身的刘青山倒还敢做敢当，愿意伏法，只说了一句：“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我孩子的上学问题，请组织不要为难。”
负责人大着声音回答道：“这个你不用管，孩子是国家的。你想的还不如组织周到。你放心，你是罪不可恕，孩子是无辜的。”
国家的承诺是有效的，刘青山的孩子不仅没有受到波及，在上学、工作等方面还得到了优待。
只是刘青山的3个孩子未免有些贪得无厌，成年之后，借着“改革开放的翻案风”，竟然要为铁证如山的事实进行翻案，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社会震动。
堕落的革命青年刘青山出生于河北安国县，本是一名长工，以给地主老财干活谋生。
1931年6月，加入组织。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刘青山奋不顾身参加过1923年的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
即便暴动失败，遭到国民党右派的逮捕，在大牢里受尽酷刑，也没有出卖同志，足见其年轻时也是个意志坚定的革命青年。
革命胜利后，新中国也应运而生。新政权的建立，必然要在官僚队伍中清除一些异己分子，安置一些功臣干部。
刘青山出身平民，阶级成色足，根正苗红，立过功，打过仗，对组织忠诚，自然是要大用、重用的一批人。1950年，刘青山被任命为天津地委书记。
然而，安稳、富足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也是诱发犯罪的重要因素。刘青山没有多少文化，是在斗争中成长的农民阶级。
因此，刘青山的性情相对而言，比较暴躁；对待“糖衣炮弹”也没有抵抗力。
登上大位，掌握了不小的权力，刘青山就开始贪图享乐，忘记了革命的初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950年秋-1951年春，天津地区的上空漏了一处缝隙，暴雨倾泻而下，造成了严重的水灾。国家下拨的救灾款，被刘青山和张子善收入囊中。
这还不算，国家为了彻底治理水灾，组织修治潮白、永定等河流，布置由合作社负责治河民工的供应问题。
刘青山却伙同张子善搞起了“私人供应站”，挪用了供给十余万民工的公粮，做起了非法生意。
刘青山还对张子善说道：“这私人供应站必须要完成三十亿（旧币）的任务。”
所以，张子善指使手下，将国家发给治河民工的优质粮食，转手倒卖，换成了劣质粮食发给民工食用。
但仅靠这一种方法，还填不满刘青山的欲壑。张子善这个“文化人”又献上了一条毒策：将“私人供应站”的粮油、米面的价格大幅提高，大肆对民工进行剥削。
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刘青山的做法引起了民工的不满，纷纷议论：“他们（指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发大财，倒让我们吃苦头。”
可是人微言轻的民工即使将情况上报，也没了下文。
除了剥削民工，刘青山还于1951年4月，勾结奸商张文义，付给她四十九亿（旧币）的巨款，倒运钢铁。该奸商利用此款，投机倒把，使国家遭受了21亿元的损失。
同年五月，天津木材涨价，刘青山又命令张子善，私自盗用救灾款项，派人冒充军官，到东北地区盗运大批木材。
人一犯罪，就会放飞自我，各种不良嗜好也如影随行。
刘青山嫌弃原有住房太过狭小，就搬到了国民党高官住过的别墅中去，整天大鱼大肉，醉生梦死。
更让可气的是，刘青山竟然还染上了毒瘾，即便在开会时，刘青山也会将毒品伪装成旱烟，大摇大摆在会议桌前吸食。
堕落、疯狂是毁灭的前兆，刘青山的所作所为人神共愤，其副手李克才实在是无法忍受，便向河北省省委举报了刘青山。
时值1951年年底，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罪行很快就被揭发。
省委立即做出决策，成立以省主席杨秀峰为主任，省委组织部部长薛迅为副主任的专案组。责成孙光瑞、李国华、宋志毅为委员的调查组。
孙光瑞还清楚记得当时的调查情景。当时，省委将在苏联学习的刘青山调回，刘青山拍着桌子，吼道：“出什么事了，还能开除老子的党籍！”
可是当一沓一沓的犯罪资料摆在刘青山的面前，刘青山的嗓门也一点一点变低。最终，刘青山供认不讳，认罪伏法。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说出了最后一句遗言：“告诉我弟弟，把尸首收走，有条件照顾一下我的孩子。”
下午1时，保定市东关大校场上，“砰砰”两声，枪响，刘青山倒在了血泊中。
子女为父翻案贪污案发时，刘青山最小的儿子刘铁兵还未出生，二子刘铁甲才四岁，大儿子刘铁骑仅仅6岁。
三个孩子都不大，从他们的立场上说，幼年丧父终归是不幸的，对日后的成长将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在刘青山被执行死刑的这一天，大儿子刘铁骑就知道父亲被带走了。刘铁骑比较聪慧，用粉笔在自家的墙上画了62道白线。
没有一个孩子不思念父亲，刘铁骑就用这种方法记父亲离家的时间。
有时，画完白线，刘铁骑还迷惑地问母亲范勇：“爸爸离开两个多月了，怎么还不回来？”
母亲范勇不敢据实以告，只能强忍悲伤，说道：“再过几个月，就可以见到了。”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刘铁骑从同学的口中听说“贪污犯刘青山被政府枪毙了！”
回到家，刘铁骑就一头冲进母亲的怀里，放声大哭。从这一天起，刘铁骑的快乐童年结束了，生活的面貌也完全改变，改变的还有刘铁骑的性情。
几个月后，河北省委就派向范勇传达了省委决定：“中央、华北局、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决定对于刘青山长子刘铁骑和次子刘铁甲，国家每月将发给每人15元的生活费，老三刘铁甲则有范勇单独抚养长大。”
这项决定充分考虑了刘青山的家庭情况和社会舆论，因为刘铁甲在案发时还未出生，国家也没有负担的义务。
接着，组织上将这刘铁骑、刘铁贾、刘铁兵三兄弟送到南章村（刘青山的家乡），由叔叔刘恒山照顾。
两年后，母亲范勇组建了新的家庭。知道消息的石家庄市政府就按照规定，停止了两个孩子的生活费。
刚刚舒缓了一些经济压力的范勇，不得不承担起一个母亲的责任。
范勇的日子过得比较艰难，孩子们在父亲的恶名下也不轻松，只是孩子们都很努力。
1965年，潜心求学的刘铁骑报考了北京石油学院，招生老师拿着刘铁骑的成绩单，纳闷道：这成绩，上清华都没问题，怎么考了石油学院？
再看家庭情况，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他父亲是刘青山啊。
招生老师连夜向领导汇报了此事，石油学校同意刘铁骑入学。1970年，刘铁骑读完了大学所有课程，走出了象牙塔。
那个年代，工作上还是分配制度，刘铁骑就到了抚顺石油一厂，在车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两年后，26岁的刘铁骑同刘继先结婚。两人父辈做过领居，算是青梅竹马。
不过由于父亲是贪污犯的关系，刘继先的父母并不愿意将女儿嫁给贪污犯的儿子。
面对父母的干预，刘继先则坚定地说道：“我不相信血统论。我既然决定嫁给他，就看中了他的人品和学识，和别的没有什么关系。”
结婚后，刘铁骑和妻子的感情很好，育有一儿一女。刘铁骑为女儿取名刘晓，为儿子取名嵌，都带有一个“山”字，为的就是纪念父亲刘青山。
有了工作的刘铁骑生活一直很稳定，后来还当上了一家企业的副总经理。只是父亲的影响，始终挥之不去，有一个遗憾始终埋藏在他们心底——无法入党。
相比之下，刘铁骑的两个弟弟就要坎坷得多。二弟刘铁甲在老家务农，冰天雪地里还走街串巷，手脚都冻坏了。
1976年后，在哥哥的帮助下，刘铁甲通过了考试，当了一名石油管道工人。小弟刘铁兵高中毕业一直务农，县里给了他一个指标，去曲阳煤矿，当了一名矿工。
改革开放，社会掀起了翻案风，刘铁骑和两个弟弟也跃跃一试，想为父亲翻案。
其实他们兄弟三人知道翻案的可能性不大，只是想扫清入党的障碍。所以在八十年代，刘铁骑三兄弟找到了举报人李克才，希望李克才能松松口。
然而，退休的李克才还是坚持了党性，认为案件证据确凿，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即便为了入党，也不能罔顾事实。
再说，实事求是就是一个党员的最低标准，若为了入党，就要改变过去，推翻重来，这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该有的品质。
因此，李克才婉拒了刘铁骑的请求。在了解到李克才的想法后，三兄弟也不执拗，放弃了心中入党的念想，回归了生活。
结语：刘青山贪腐过去了快七十年，但仍然具有“警钟长鸣”的作用。坚持信仰，洁身自好，是每个党员都应遵守的底线。
没有底线思维，人就要变质，就会堕落，就会万劫不复，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参考资料
《建国初期的一件轰动全国的大贪污案》 张希坡
《刘青山、张子善内幕披露》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08年8月11日
《刘青山的儿子们》天津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