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大汉奸回国，才知亲生儿子是红色特工，感叹：你骗得我好苦

1950年初秋，抚顺战犯管理所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从苏联押解回国的伪满洲国战犯，其中包括了曾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高级汉奸。当这位年近八旬的老者颤颤巍巍地走下囚车时，迎面走来了一位身着军装的年轻狱警。那一刻，老者的双眼瞪得老大，仿佛看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事物。而这位年轻的狱警却低着头，不敢与老者对视。＂是你啊...＂老者的声音颤抖着，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这对父子阔别多年后的重逢，却是在如此特殊的场合。究竟是什么样的命运转折，让一个大汉奸的亲生儿子成为了新中国的狱警？在这二十多年间，这位年轻人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这背后又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幼年经历（1921-1938）

1921年的一个寒冬，在哈尔滨的一栋西式洋楼里，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这个出生在显赫家庭的男婴就是张绍纪，他的父亲张景惠时年52岁，是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下的重要将领。

作为老来子，张绍纪的生活无疑是优渥的。哈尔滨的这座洋楼是俄国人的建筑风格，红砖灰瓦，尖顶高檐。府邸内除了中国的仆人外，还雇佣了两名俄籍女佣，专门负责照料这个娇生惯养的少爷。

在张景惠的刻意安排下，年幼的张绍纪接受了不同于一般中国孩子的教育。他不仅跟随本地最好的私塾先生学习四书五经，还请来了俄国侨民教授俄语和西洋乐器。每到周末，张景惠都会带着儿子去位于道里区的马迭尔西餐厅用餐，这家餐厅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西餐厅。

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成为了张绍纪童年生活的重要转折点。张作霖被炸死后，张景惠很快投靠了日本人。这一年的冬天，张绍纪跟随父亲搬进了日本特务机关在南岗区的一处新宅邸。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日本军官和他们的家属。

日本人开始频繁出入张府，张景惠也渐渐改变了家中的生活方式。餐桌上开始出现寿司、天妇罗这些日式料理，张绍纪的俄语课也被换成了日语课。但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情况急转直下。

此时的张绍纪已经上了哈尔滨市模范小学。事变发生后，学校里的同学开始疏远他，有人在他的课桌上写＂汉奸的儿子＂。一天放学后，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将他堵在校门口，朝他扔石子，喊着＂汉奸崽子＂。这是张绍纪第一次感受到父亲身份带来的耻辱。

1932年，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张景惠官运亨通，被任命为国务总理大臣。全家搬到了新京（今长春）的总理官邸。在这里，十一岁的张绍纪开始接受更为严格的教育。每天清晨，他都要参加升旗仪式，向日本天皇的画像行礼。课程中增加了大量歌颂＂日满亲善＂的内容。

即便如此，张绍纪仍保持着对俄语和俄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他的俄语老师是一位曾经在圣彼得堡大学任教的白俄教授。这位教授在课余时间经常给张绍纪讲述俄国的历史和文化，也正是通过这位老师，年轻的张绍纪第一次接触到了进步思想的萌芽。

1936年春天，张绍纪第一次尝试离家出走。他搭上了一列开往朝鲜的火车，但在新义州就被父亲派出的人找到带回。这次出走让张景惠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从此加强了对儿子的管控，派人24小时跟随监视。张绍纪的生活变得更加压抑，但这种压抑也为他日后的思想转变埋下了伏笔。

二、赴日留学时期（1938-1943）

1938年的春天，张景惠以其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身份，为儿子张绍纪安排了前往日本留学的机会。在日本驻满特务机关的全程＂护送＂下，张绍纪踏上了东京之路。表面上，这是为了让他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实际上是张景惠试图让儿子彻底认同日本的统治。

来到东京后，张绍纪进入了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这所学校当时是日本最开明的大学之一，也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学府。在这里，张绍纪遇到了许多来自中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他们虽然对这位＂伪满权贵之子＂持有戒心，但张绍纪出色的俄语能力却为他打开了一扇意想不到的门。

1939年的一个雨夜，张绍纪在学校图书馆遇到了一位名叫田中的日本学生。这位＂田中＂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派驻东京的情报员。他发现张绍纪经常借阅俄语版的进步书籍，便开始有意接近。在随后的接触中，＂田中＂逐渐认识到张绍纪对父亲的所作所为十分反感，而且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

1940年春，经过严格的考察和培训，张绍纪正式加入了东京地下抗日组织。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利用其特殊身份，收集日本军部对华政策的情报。由于张景惠的关系，他能够出入东京的一些重要场所，甚至参加一些高层聚会。

在1941年初，张绍纪通过伪装成翻译，参加了一场日本军部的秘密会议。会议讨论了对华特殊战略，包括细菌战和化学武器的使用计划。这些重要情报被他用特殊的方式，通过设在东京市郊的一家中餐馆传递给组织。

为了掩护身份，张绍纪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日本的忠诚。他参加各种亲日活动，在伪满留日学生会中担任要职。这种双重身份让他承受着巨大压力，但也为情报工作提供了更多便利。

1942年，张绍纪在组织的帮助下，建立起了一个由留日学生组成的秘密通讯网络。这个网络利用了当时流行的邮票收藏作为掩护，将重要情报藏在邮票夹层中传递。通过这个网络，大量关于日本战争准备的情报得以传回国内。

同年冬天，张绍纪还协助组织营救了几位被日本特高课盯上的中国留学生。他利用父亲的影响力，为这些学生办理了返回伪满洲国的手续，实际上是帮助他们逃往了自由区。

1943年初，由于日本特务机关开始对在日留学生进行大规模清查，组织决定让张绍纪暂时回到伪满洲国。在东京的最后一个月里，他将所有建立的情报渠道和联络方式详细记录，用特殊方法保存，为日后的工作留下了宝贵的资源。

临行前，＂田中＂在一家僻静的茶室里最后一次见到了张绍纪。两人谈了整整一个下午，约定在战后的新中国相见。此时的张绍纪已经从一个懵懂的权贵子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地下工作者。

三、潜伏期间的特殊贡献（1943-1945）

1943年春，张绍纪从东京回到新京（今长春）后，立即开始了更为危险的地下工作。他以张景惠之子的身份，很快就打入了伪满政府的核心圈子。父亲张景惠为了让儿子＂继承衣钵＂，特意安排他担任了国务院机要秘书，负责处理一些机密文件。

这个职位让张绍纪能够接触到大量重要情报。在一次整理文件时，他发现了日本关东军计划在东北建立秘密军事基地的详细文件。这些基地主要用于研究生化武器，其中包括了著名的731部队的相关资料。张绍纙利用职务之便，将这些重要情报用微缩胶片记录下来。

1943年夏天，张绍纪在新京城郊的一处废弃俄式建筑中，建立了一个秘密电台。这座建筑原本是位于新京西郊的一座东正教堂，因年久失修已经荒废。他以整修祖产为名，在地下室安装了电台设备。每到深夜，这里就会向延安发送密电报。

1944年初，一件意外的事情让张绍纪的工作遇到了重大危机。日本特务机关在新京抓获了一名地下党员，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份写有暗号的纸条。这个暗号恰好是张绍纪使用过的一个联络暗号。日本特务开始对新京的高层进行秘密调查。

为了转移特务的注意力，张绍纪主动向特务机关举报了几个假情报，同时暗中将一批被特务盯上的地下党员转移出新京。他利用父亲的关系，以＂劳工招募＂的名义，将这些同志安排到了东北各地的工厂，实际上是帮助他们转移到了抗日根据地。

1944年末，张绍纪又建立了一条秘密地下交通线。这条线路从新京出发，经过四平、铁岭，最后到达抗日根据地。他利用伪满政府运送物资的便利，在运输车队中安排了可靠的司机，将情报和人员秘密运送出去。

1945年初，随着苏联红军进攻的临近，日本人开始在东北秘密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张绍纪发现了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人手抢救这些文件。他让自己的一位亲信出面，以＂整理档案＂为名，将大量重要文件复制保存。这些文件后来成为了研究日本侵华历史的重要证据。

1945年5月，张绍纪成功策反了伪满洲国警务总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这位官员掌握着大量特务系统的机密，通过他的配合，多个地下党员得以脱离特务机关的监视。同时，这位官员还提供了日本关东军的部分作战计划。

八月初，在得知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后，张绍纪立即着手销毁所有可能暴露身份的证据。他将秘密电台的设备转移到安全地点，并将所有文件复印件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往根据地。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意外的发现让他陷入了两难境地。

四、战后的重大抉择（1945-1946）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新京。张绍纪正在处理最后一批机密文件时，发现了一份特殊的名单。这份名单上详细记录着关东军特务机关在东北地区培养的特务人员资料，其中包括了许多隐藏在普通百姓中的日本特务。这个发现让他必须在跟随组织指示和营救父亲之间做出选择。

8月17日，苏联红军开始进入新京。混乱之中，张景惠向儿子提出要一起逃往日本。然而，张绍纪以整理重要文件为由，推迟了随父亲一起离开的时间。他利用这个机会，将那份特务名单和其他重要情报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往了解放区。

8月底，在苏联红军进驻新京的混乱中，张绍纪协助组织接管了伪满洲国的部分机要档案。他带领一批地下工作者，以伪满洲国机要处工作人员的身份，控制了存放重要文件的档案库。这些文件中包含了大量日本在东北的战争罪证。

9月初，张景惠被苏联红军逮捕。在押解途中，张绍纪曾有机会营救父亲。一位曾经效忠于张景惠的部下提出了一个周密的营救计划，但张绍纞最终选择了服从组织的安排。他明白，这不仅关系到个人恩怨，更关系到历史的正义。

1945年末，张绍纪接到了新的任务。组织需要他继续以原来的身份活动，协助追查那些隐藏起来的日本特务。他根据此前获得的特务名单，配合当地公安机关，先后破获了多起特务案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几个伪装成普通居民的731部队成员。

1946年初，张绍纪参与了对伪满洲国遗留问题的处理工作。他协助调查组整理了大量关于伪满洲国统治机构的资料，这些材料后来成为了审判战犯的重要证据。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得不面对许多涉及父亲的档案材料。

3月，张绍纪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组织要求他以张景惠之子的身份，走访一些原伪满洲国高官的家属。这些走访不仅收集到了重要的历史资料，还了解到一些日伪残余势力的活动线索。通过这些线索，当地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了几个反动组织。

6月，在张绍纪的协助下，当局在新京近郊发现了一处伪满洲国秘密掩埋的黄金库。这些黄金是日伪政权在投降前匆忙掩藏的，价值连城。所有黄金都被如数上交给了国家。

1946年下半年，随着东北局势的逐步稳定，张绍纜的特殊身份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组织决定调整他的工作岗位。在此之前，他整理了一份详细的工作报告，记录了这段时期查获的所有重要案件和线索。这份报告后来成为了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档案。

五、隐姓埋名的晚年生活（1947-1986）

1947年初，组织考虑到张绍纪的特殊身份可能带来不必要的关注，为他安排了新的工作和身份。他改名为李昌平，被派往东北某农业科研所担任翻译。这个工作既能发挥他的俄语特长，又可以避开公众视线。

在农业科研所的头几年，张绍纪主要负责翻译苏联的农业技术资料。1949年，他参与翻译了一批关于改良土壤和培育抗寒作物的重要文献，这些资料为东北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期间，他还编写了一本《东北农业俄语词典》，成为当时农业科技工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1952年，张绍纪被调往一所农业院校任教。在这里，他开设了农业科技俄语课程，为东北地区培养了大批懂得俄语的农业技术人才。同时，他还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将大量苏联先进的农业技术资料译介到国内。

1956年，组织安排他参与了中苏农业技术合作项目。在这个项目中，他担任主要翻译，促成了多项农业技术的交流。其中最重要的是引进了一批适合东北地区种植的农作物品种，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粮食产量。

1960年代初，张绍纪开始致力于编撰农业科技教材。他将多年积累的翻译经验和教学心得，编写成《农业科技俄语教程》，这套教材在全国农业院校广泛使用。同时，他还整理了大量战前在东北地区推广的日本农业技术资料，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1966年后，张绍纪暂时离开了教学岗位，被安排到农村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在这期间，他深入农村基层，将先进的农业技术传授给农民。他还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编写了通俗易懂的农业技术手册。

1970年代中期，张绍纪重返教学岗位。这时的他已经年过花甲，但仍然坚持翻译和教学工作。他开始整理早年在伪满时期收集的农业资料，特别是关于东北地区传统农业技术的记录，这些资料后来成为研究近代东北农业史的重要文献。

1980年，张绍纪参与了一项重要的口述历史工作。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他详细记录了自己在战争年代的经历。这些材料被作为机密档案保存，直到他去世多年后才解密。

1982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东北农业发展史料汇编》。这部书记录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史料，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1986年春，张绍纪在工作单位平静去世。按照他生前的要求，他以李昌平的名字被安葬，墓碑上只刻着简单的生卒年月。直到1990年代中期，他的真实身份才被公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才逐渐为世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