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亲自授予他红星奖章，毛主席点名要带走他，此人是红军英雄

1933年的一个傍晚，上海某处，国民党将领李默庵正在给远在他处的夫人发送一封密电。电文中暗含一首诗：＂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枯干。＂谁能想到，三年后的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在与李默庵会面时，竟然当面念出了这首诗，这让李默庵惊诧不已。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红军是如何能够获知敌军将领的私密通信？又是谁创造了这个堪称传奇的情报奇迹？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惊人故事？

一、少年从军 踏上革命路

1915年，邹毕兆出生在湖南省新邵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新邵县虽地处偏僻，却未能躲过战火。1929年冬天，一支红军队伍经过新邵县，当时年仅14岁的邹毕兆被红军战士们英勇无畏的精神深深打动。

1930年初春，邹毕兆毅然决定参加红军。由于年纪尚小，起初红军部队并不愿意接收。邹毕兆三天三夜守在红军驻地门口，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决心。最终，红军部队被这个倔强的少年打动，破例接收了这位15岁的新战士。

在红军部队，邹毕兆很快展现出过人的智慧。他不仅学习文化知识刻苦用功，更在通信技术方面表现出独特天赋。当时红军部队急需掌握电报收发技术的人才，邹毕兆主动请缨学习。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练习摩尔斯电码，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1932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上级发现邹毕兆不仅掌握了熟练的电报收发技术，更能够独立破解一些简单的密码。这个发现引起了中革军委第二局的注意。当时的二局局长曾希圣亲自找到邹毕兆，与他谈话后，立即决定将这个年轻人调入二局工作。

来到二局后，17岁的邹毕兆被安排在破译组工作。破译组的主要任务就是破译国民党的密码电报。当时的国民党使用的是经过美国专家改良的最新密码系统，破译难度极大。面对这项艰巨的任务，邹毕兆表现出惊人的天赋和毅力。

在二局局长曾希圣和破译科长曹祥仁的指导下，邹毕兆很快掌握了密码破译的基本方法。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特征字分析法＂，即通过分析密电文中某些特征字母的出现频率和位置来推断可能的明文内容。这种方法大大提高了破译的效率，为后来破获多个重要密码奠定了基础。

1932年下半年，邹毕兆参与破获了第一个重要密码。这是一份国民党军队的战术调动密电，通过准确破译这份密电，红军成功避开了敌人的一次包围。这次成功让邹毕兆受到上级的高度重视，很快被提拔为破译科副科长，成为当时红军中最年轻的科级干部之一。

从此，邹毕兆与密码破译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和同事们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敌军密电，往往工作到深夜。在那个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他们甚至经常饿着肚子工作，但从未有过怨言。正是这种执着和付出，为后来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保障。

二、破译密电 助力长征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略转移中，密码破译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邹毕兆带领破译组的同志们，将所有密码破译设备分散装入数个木箱，用草绳捆扎，伪装成普通行李。每到一处，他们就立即架设设备，继续工作。

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破译组截获了一份重要密电。这份密电揭示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在湘江一带布置重兵的计划。邹毕兆带领同志们连续工作36小时，终于在红军即将抵达湘江前完成破译。这份情报为红军总部调整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促使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

翻越老山界时，破译组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寒风凛冽，积雪封路。邹毕兆和同志们将密码本、收发报机等重要设备轮流背负，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有一次，一个装有密码本的木箱不慎滑落悬崖，邹毕兆不顾个人安危，立即沿着陡峭的山壁攀爬下去，最终找回了这个关键的箱子。

1935年1月，红军到达遵义。在这段时间里，破译组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成功破译了多份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密电，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其中最关键的是破获了一份川军的部署密电，使红军得以在适当时机突围。

长征途中，邹毕兆创造性地改进了流动破译方法。他发明了一套简便的野战密码分析技术，只需携带简单的工具就能完成基本的破译工作。这种方法大大提高了红军在行军途中的情报获取能力，为多次重要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强渡大渡河前夕，破译组截获了一份标注为＂绝密＂的电报。这份电报记录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在大渡河沿岸布置机枪阵地的详细部署。邹毕兆带领同志们在简陋的条件下，仅用了一天时间就完成了破译工作。这份情报对红军成功强渡大渡河起到了关键作用。

1935年6月，红军在翻越夹金山时遭遇极端恶劣天气。破译组的设备被大雨浸湿，多数密码本都受潮发霉。在这种情况下，邹毕兆带领同志们采用烤火的方式抢救设备和资料，同时继续坚持破译工作。正是在这段时期，他们破获了一份关于敌军空军部署的重要密电，使红军得以及时采取防空措施。

穿越草地时期，破译组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食物极度匮乏，但邹毕兆和同志们仍坚持每天工作。他们用树皮制作的纸张记录密码，用木炭代替墨水。在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破译组仍然保持着较高的破译效率，为红军的行军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持。

三、抗战时期 屡立奇功

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邹毕兆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二局密码破译科科长。这一时期，他开始着手组建一支专业的密码破译队伍，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做准备。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这个关键时刻，邹毕兆领导的破译组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成功破获了多份国民党高层往来的密电，为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调处西安事变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持。在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谈判过程中，这些密电内容成为促进双方达成共识的重要因素。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邹毕兆的工作重心转向破译日军密码。日军使用的密码系统比国民党的更为复杂，采用了多重加密方式。面对这个新的挑战，邹毕兆带领团队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他们收集了大量日军密电样本，通过分析日语的语言特点，逐步摸索出破译方法。

1938年春，破译组在邹毕兆的带领下取得重大突破，成功破获了日军华北方面军使用的一套重要密码。这个密码系统采用了五位数字组合，可能的组合多达十万种。邹毕兆创造性地运用统计学方法，通过分析数字出现的规律，最终找到了破译的关键。

在台儿庄战役期间，破译组截获了一份日军第五师团的作战密电。邹毕兆带领同志们连续工作三天三夜，终于在战役打响前完成破译。这份情报详细记录了日军的进攻路线和时间，为中国军队的布防提供了重要依据，直接促成了台儿庄大捷。

1939年，日军开始在华北地区实施＂囚笼政策＂。邹毕兆领导的破译组在这一时期破获了大量敌军密电，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提供了重要情报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破获了日军在华北地区修筑碉堡工事的详细计划，使我军得以有针对性地展开破坏活动。

1940年，破译组在延安创立了第一所密码学校。邹毕兆亲自担任教员，培养了一批密码破译人才。他将多年积累的经验编写成教材，系统总结了破译日军密码的方法。这些人才后来分散到各个战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初，破译组截获了一份日军华北方面军的重要密电。这份密电涉及日军准备在晋西北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的计划。邹毕兆带领团队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破译，使八路军总部得以及时调整部署，有效应对了敌人的进攻。

1942年至1945年间，邹毕兆领导的破译组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情报分析体系。他们不仅破译密电，还对破译内容进行综合分析，为军事决策提供更全面的参考。在这一时期，破译组先后破获了数十个日军的重要密码，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解放战争 再创辉煌

1945年抗战胜利后，邹毕兆领导的破译组立即转入新的工作阶段。在国共谈判期间，破译组继续密切关注国民党方面的密电通讯。他们敏锐地发现，在谈判桌上喊着和平的国民党，在密电中却在紧锣密鼓地部署军事行动。

1946年初，破译组截获了一份国民党军队调动的密电。这份密电显示，国民党正在秘密调集精锐部队，准备对解放区发动突然袭击。邹毕兆立即组织力量进行破译，并及时向上级报告。这份情报为我军准确判断形势，适时转入防御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东北战场，邹毕兆带领的破译小组发挥了关键作用。1947年夏季，他们破获了国民党东北军区的一套新密码。通过这套密码，我军获知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详细部署，为后来的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破译组在徐州地区设立了前线工作站。邹毕兆亲自带队，冒着极大风险潜入敌后。他们在一个废弃的砖窑里设立了临时电台，昼伏夜出地工作。就在这个简陋的工作站里，他们破获了国民党军队准备突围的重要密电，为我军围歼杜聿明兵团提供了准确情报。

平津战役期间，破译组创造了破译速度的新纪录。1949年1月中旬，他们截获了一份傅作义部的紧急密电。邹毕兆带领同志们仅用了4个小时就完成破译。这份密电揭示了傅作义准备与共产党谈判的意向，为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4月，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南地区重新启用了一套复杂的密码系统。这套系统采用了多重加密方式，每天都要更换密码本。邹毕兆带领团队经过细致分析，发现这套密码系统存在一个规律性漏洞。利用这个突破口，破译组在渡江战役前夕成功破获了多份重要密电。

在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前，破译组获取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这份密电详细记录了国民党在长江沿岸的防御部署，包括水雷分布、炮兵阵地位置等关键信息。邹毕兆和同志们连续工作48小时，完成了全部破译工作，为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1949年夏季，解放军向南方推进时，破译组随军南下。在进军福建期间，他们截获了一份关于国民党准备将大批黄金运往台湾的密电。这份情报使我军得以及时采取行动，在厦门等地缴获了大量物资。

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邹毕兆领导的破译组共破获各类重要密电数千份，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工作不仅体现在军事领域，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有力支持。

五、建国初期 传承密码事业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邹毕兆被任命为军委总参谋部密码局局长。他立即着手组建新中国的密码工作体系，将分散在各地的密码工作人员集中起来，建立起统一的密码工作机构。

1950年春，朝鲜战争爆发前夕，邹毕兆领导的密码局截获了大量美军在远东地区的密电通讯。通过对这些密电的破译和分析，准确预判了美军可能介入朝鲜战争的态势。这些情报为中央制定抗美援朝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1951年，邹毕兆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正规密码学院。他亲自编写教材，制定教学大纲，培养新中国第一代密码专业人才。在教学过程中，他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实战经验编入课程，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1952年夏天，密码局在华东地区破获了一起特务案件。一个潜伏的特务组织利用商业密码传递情报，邹毕兆带领专家组经过细致分析，发现了这套伪装成普通商业电报的密电系统，成功破获了这个特务网络。

1953年，为了提高密码工作的科学性，邹毕兆组织成立了密码研究所。研究所下设多个专业组，系统研究国际上最新的密码技术发展。他们收集整理了大量技术资料，为新中国密码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1954年，邹毕兆开始着手编写《中国现代密码学史》。他带领团队走访了大量老同志，收集整理了从革命战争年代以来的密码工作资料。这部著作详细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密码工作的发展历程，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1955年，密码局在邹毕兆的领导下，开始研制中国第一台密码机。这台机器采用了机械与电子结合的设计方案，虽然体积较大，但大大提高了加密效率，为后来电子密码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1956年初，邹毕兆提出了建立全国统一密码通信网络的构想。这个网络将军事、政府、外交等部门的密码通信统一起来，实现资源共享。这个设想为新中国密码工作的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1957年，在邹毕兆的主持下，密码局完成了第一部《密码工作条例》的起草。这部条例规范了密码工作的各个环节，确立了严格的工作制度，为密码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打下了基础。

1958年，邹毕兆开始培养新一代密码专家。他选拔了一批年轻同志，派往苏联学习最新的密码技术。这些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密码事业的骨干力量，为密码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一年，他还组织编写了《密码学基础教程》，这部教材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密码工作的经验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