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毛主席接见外甥女陈国生，刚见面就问：给舅舅带什么礼物了

1951年春天，一个普通的午后，前门饭店来了三位特殊的客人。其中一位是位30岁左右的女性，名叫陈国生。当天，他们将前往中南海怀仁堂，与毛主席见面。对于陈国生来说，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位＂三舅＂。然而让她始料未及的是，刚一见面，毛主席就严肃地问她：＂外甥第一次见舅舅，带了什么东西来了没有？＂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让陈国生顿时手足无措。究竟陈国生与毛主席之间有着怎样的亲缘关系？为什么毛主席会称她为＂贤甥＂？这次见面又会带来怎样意想不到的故事？

一、陈国生的身世之谜

在湖南湘乡的宋家湾，1920年代初期，一个女婴的出生为这片红色热土增添了新的生命。这个女婴就是陈国生，她的身世牵扯着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往事。

陈国生的母亲陈淑元，早年在家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在一次秘密联络任务中，她结识了同为地下党员的梁泽南。两人因革命理想相同，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1921年，陈国生降生。

就在陈国生出生不久，她的姨母毛泽建嫁到了陈家。毛泽建是毛泽东的堂妹，也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她嫁给了陈淑元的小叔陈芬。由于陈淑元和梁泽南常年在外从事革命工作，年幼的陈国生便由毛泽建照顾。

在照顾陈国生的日子里，毛泽建对这个小侄女格外疼爱。她不仅亲自为陈国生取名，还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倾囊相授。在陈国生记忆中，毛泽建不仅是一位慈爱的长辈，更是一位严格的启蒙老师。

1928年的湖南，白色恐怖笼罩着这片土地。陈芬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而毛泽建也被国民党逮捕。虽然陈淑元竭尽全力筹措银两营救，但最终未能救出毛泽建。同年8月，毛泽建惨遭杀害。

这场变故彻底改变了陈国生的人生轨迹。不久后，她的父亲梁泽南也在一次革命行动中牺牲。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陈淑元不得不将年幼的陈国生交给外祖母抚养，自己则四处躲藏。

在陈芬的母亲为儿子修建墓碑时，特意刻下＂故父陈芬之墓-生女国生立＂的字样。这座墓碑不仅见证了陈芬的革命壮举，也正式确立了陈国生作为陈芬养女的身份。由此，陈国生既是陈芬的外甥女，也是他的养女，同时也是毛泽建的养女。

这段特殊的身世渊源，使得陈国生与毛泽东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亲缘关系。毛泽东作为毛泽建的胞兄，自然就成了陈国生的＂三舅＂。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后来的通信中，毛泽东会称她为＂贤甥＂。

在动荡的年代里，陈国生的身世之谜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个谜题才逐渐浮出水面。而这段不寻常的身世背后，凝聚着太多革命志士的热血与牺牲。

二、求助信与北京之行的缘起

1950年春末，湘乡县鹤厚乡的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件。这封双挂号信的信封上，清晰地写着＂湖南湘乡县鹤厚乡二保三甲宋家湾-陈国生同志-毛寄＂几个刚劲有力的字。这封信的到来，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封信的背后，是一段曲折的寻亲经历。当年初春，毛岸英奉父亲之命回乡省亲。在走访家乡的过程中，他特意前往了曾祖母的故乡湘乡。在那里，他通过当地的老同志文运昌，了解到了姑姑毛泽建牺牲的详细经过。

在与文运昌的交谈中，毛岸英得知还有一位毛泽建的养女健在，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经过细致的打听，文运昌为毛岸英理清了这段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实际上，在这之前，陈国生夫妇已经多次向北京写信求助。由于丈夫宋毅刚曾是国民党军官的身份，加上通信渠道不畅，这些求助信都未能得到回应。直到毛岸英的这次走访，才终于打开了联系的通道。

在文运昌的建议下，陈国生再次执笔给毛主席写信。这一次，她详细叙述了自己的身世，以及目前面临的困境。与之前不同的是，这封信通过了文运昌的特殊渠道转交。

很快，中央办公厅就对这封信作出了回应，要求地方党政部门进行详细调查。当地工作组深入宋家湾，通过走访邻里、查阅档案，逐步核实了陈国生的身份。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还提供了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上面赫然是年轻时的毛泽建与幼年的陈国生。

在确认了相关信息后，陈国生收到了那封来自北京的双挂号信。信中毛主席称她为＂贤甥＂，并关切地询问她在湖南的生活情况。这封信不仅确认了陈国生的身份，更为她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在此期间，文运昌作为中间联络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帮助核实了陈国生的身份，还多次往返于湘乡和长沙之间，为后续的工作安排进行协调。通过他的努力，陈国生的情况被及时反映到了省里。

省委在了解情况后，考虑到陈国生特殊的家庭背景，决定安排她去北京面见毛主席。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央办公厅的支持，由此开启了陈国生的北京之行。

1951年初春，省委交际处开始着手准备陈国生的北京之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特意安排文涧泉、文运昌兄弟作为陪同人员。这两位与毛家渊源深厚的乡亲，不仅熟悉北京的情况，更能为这次会面提供必要的见证。

三、＂三舅＂与＂外甥女＂的首次相见

1951年4月的一个午后，怀仁堂内格外安静。陈国生在文运昌和文涧泉的陪同下，穿过庭院，步入这座庄严的建筑。这是她第一次踏入中南海，也是她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位特殊的＂三舅＂。

会面安排在下午三点。在等候室里，工作人员向陈国生详细介绍了相关礼节。就在这时，一位工作人员快步走来，通知他们毛主席已经在会客室等候。

走进会客室的那一刻，毛主席正在翻阅文件。看到陈国生一行人进来，他立即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身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毛主席的第一句话竟是：＂外甥第一次见舅舅，带了什么东西来了没有？＂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陈国生一时语塞。

这时，文运昌适时地从随身携带的包里取出一个用红布包裹的物件。这是他们临行前特意准备的，里面装着一封毛泽建在狱中写给毛主席的家书。这封信一直被陈国生藏在枕头下保存了二十多年。

看到这封信，毛主席的神情变得凝重。他仔细地展开那张已经发黄的信纸，上面是毛泽建在临刑前写下的最后几行字。信中，毛泽建不仅交代了革命工作的相关事宜，还特意提到了要照顾陈国生。

在随后的谈话中，毛主席详细询问了陈国生这些年的生活情况。当得知陈国生的丈夫宋毅刚因曾是国民党军官而面临困境时，毛主席立即表示，要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会面期间，江青也来到了会客室。起初，她对这位突然出现的＂外甥女＂显得有些疏离。但在了解了陈国生的身世后，特别是知道她与毛泽建的深厚关系后，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她主动提出要安排陈国生在北京多住几天，以便能够详细了解这位烈士家属的情况。

这次会面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临别时，毛主席特意叮嘱工作人员，要妥善安排陈国生在京期间的食宿。他还表示，要派人专门负责收集整理有关毛泽建的历史资料，以便更好地纪念这位革命烈士。

会面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央办公厅就派人送来了一份详细的安排计划。除了参观北京的重要地点外，还安排陈国生参加了几次革命历史座谈会。在这些活动中，她不仅讲述了毛泽建的革命事迹，也分享了自己保存革命文物的经历。

这次北京之行，不仅确认了陈国生与毛家的特殊渊源，更为她此后的工作和生活开启了新的篇章。而那个关于＂礼物＂的问题，也成为了日后人们谈论这次会面时最为津津乐道的细节。

四、宋毅刚的改造之路与新生活的开始

1951年5月，在陈国生返回湖南后不久，湘乡县委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央的特别指示。这份指示详细说明了如何妥善处理宋毅刚的历史问题，这为这位曾经的国民党军官开启了一条重新做人的道路。

宋毅刚的历史问题由来已久。他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上校参谋，虽然在解放前夕就主动放下武器，但仍然面临着严格的审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一直未能获得正式工作，只能在家务农。这种处境不仅影响了一家人的生活，也给陈国生带来了诸多困扰。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湘乡县委立即成立了专门工作组。工作组首先对宋毅刚的历史进行了详细调查。通过走访其原部队的战友和当地群众，逐步还原了他在国民党军队服役期间的具体表现。调查显示，宋毅刚在担任军职期间，曾多次暗中协助地下党员传递情报，并在战争后期积极配合解放军的工作。

1951年6月，在征得上级同意后，湘乡县委决定为宋毅刚安排适当的工作岗位。考虑到他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特长，县里把他调到了县文化馆工作。这个安排既照顾到了他的实际情况，也便于组织对他进行考察。

在文化馆工作期间，宋毅刚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他主动参加政治学习，认真开展自我批评，并利用自己的文史知识，协助文化馆整理地方文献资料。他还经常深入农村，为农民放映电影，宣传党的政策。这些工作很快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1952年初，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湘乡县开展了一次针对原国民党军官的专项改造工作。在这次活动中，宋毅刚被选为典型代表。他在大会上作了深刻的检讨发言，详细讲述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这次发言得到了与会干部的一致好评。

到1952年下半年，宋毅刚的表现已经得到了组织的充分肯定。县委经过研究，决定将他调到县教育局工作，负责文化教育工作。这个新的岗位既充分发挥了他的专业特长，也体现了组织对他的信任。

在此期间，陈国生也获得了新的工作安排。考虑到她保管革命文物的特殊经历，县里把她调到了县博物馆工作。夫妻二人终于都有了稳定的工作，一家人的生活也逐渐步入正轨。

1953年春，湖南省委对宋毅刚的改造情况进行了总结。在总结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他的进步表现。这份报告不仅肯定了基层组织的工作成效，也为其他类似历史问题人员的改造提供了有益经验。

这一系列变化，不仅改变了宋毅刚个人的命运，也为陈国生一家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的经历，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生动案例。

五、革命历史文物的传承与保护

1953年秋，湖南省文物普查工作组来到湘乡，开展革命文物普查工作。在这次普查中，陈国生收藏的革命文物引起了工作组的高度重视。这些文物不仅包括此前交给毛主席的那封家书，还有其他许多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

工作组在陈国生家中发现了一个特制的木匣。这个木匣是宋毅刚专门打造的，用于存放革命文物。匣内除了毛泽建的遗物，还保存着一些重要的地下党文件。这些文件记录了1927年至1930年间湘乡地区地下党的活动情况。

经过仔细清点，这批文物共计32件。其中包括毛泽建在狱中写的几封家书、一本工作日记、几份地下党的会议记录，以及一些革命传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文物中还发现了一份手绘的湘乡地区地下党组织关系图，这对研究当时的革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1954年初，省文物部门决定将这批文物整理成册。他们邀请陈国生参与整理工作，详细记录每件文物的来源和保存过程。在整理过程中，陈国生回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比如，她曾经将这些文物藏在屋顶的草堆里，在国民党军队搜查时，多次转移藏匿地点。

这些文物的发现，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1954年5月，中央革命历史文物征集委员会派人来到湘乡，专门了解这批文物的情况。经过研究，决定将其中部分重要文物移交给中央档案馆保存。

在移交文物之前，省博物馆专门举办了一次革命文物展览。展览不仅展出了陈国生保存的文物，还收集了当地其他革命烈士的遗物。这次展览持续了一个月，吸引了众多干部群众参观。

1954年下半年，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文物，省文化部门在湘乡县博物馆设立了专门的革命文物陈列室。陈国生被聘为陈列室的顾问，负责对这些文物的历史背景进行讲解。她的讲解不仅包括文物本身的故事，还涵盖了许多革命历史细节。

与此同时，文物部门还组织人员对这些文物进行了专业的修复和保护。他们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文物保护技术，确保这些珍贵的历史见证能够长期保存。特别是对那些纸质文物，采取了特殊的防霉、防虫措施。

1955年春，中央文献研究室派人来到湘乡，专门就毛泽建的相关史料进行采集。他们不仅详细记录了陈国生的口述资料，还走访了当年与毛泽建有关的其他人员。这些材料后来被编入《革命烈士传》，成为了重要的历史档案。

这批革命文物的发现和保护，不仅丰富了湘乡地区的革命历史研究资料，也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陈国生和宋毅刚夫妇在保护革命文物方面的贡献，得到了各级组织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