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灭商并不是为了讲人道、废人殉,周朝政治比商朝还恶劣|文史宴

文史宴说 2024-09-06 12:18:35

文/桓大司马

认为周灭商是为了废人殉,申张人道主义,是没有事实基础的、虚幻的历史目的论的想象,周不搞人殉和人牲另有原因。另外,周朝虽不像商朝那样喜欢杀人,但对社会的管控比商朝更严厉,离秦制比商朝更近,所以周灭商未必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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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的真实原因

经过2018~2022年近四年的发掘,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西头遗址的考古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近期更是有重大发现。

西头遗址发现了商周时期古城,面积初步判断达到80万平方米,有可能是周朝宗周六师中豳师的驻地。而在时间判定为商末周初的贵族墓葬中,周朝贵族的M90甲字形大墓竟然发掘了43具殉人!

商周王室与贵族墓葬等级从高到低分为亞字形、中字形、甲字形,甲字形墓葬对应诸侯级别,这位周朝诸侯的墓葬也是已经发掘的西周墓葬中殉人最多的一座,与商朝贵族可以一比。

周灭商后

周人治下的殉葬坑

即便这位贵族来自商族,周人容忍其搞“人殉”只是因俗而治,也表面周人并没有多么反对“人殉”,这也让“周灭商是为了人道主义,为了消灭人殉”的历史叙事陷入尴尬的境地。

这种说法并不是来自儒家,而是来自近期大热的历史读物《翦商》。事实上,儒家确实宣称周武王对商朝“恭行天罚”,但天罚的内容不包括商朝搞人殉。

我们看看周武王灭商时,在牧野大战之前作的《牧誓》,这篇誓辞被收入《书》(即后世之《尚书》)中,是上古时代的重要文献,在《牧誓》中,周武王声讨了纣王的诸般罪状,以证明周灭商的合法性。

这些罪状包括:

①“惟妇言是用”(让后妃凌驾于贵族之上)

②“昏弃厥肆祀”(不祭祀先祖,因而也就不用重视靠先祖血脉获得地位的宗室贵族)

③“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不重用宗室贵族)

④“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让一些没有贵族身份的外地人当大夫卿士,取代贵族)

⑤让上面这些人“暴虐于百姓”(此时的“百姓”是指氏族首领群体,并非老百姓)。

周武王宣称,因为商王有以上这些罪状,所以周人要“恭行天罚”,消灭商朝理直气壮。

这些罪状,综合起来看,其实只有一条,就是纣王的集权。纣王利用后妃、外地人、身份低贱的人,在政治上取代贵族、打击贵族,另外,通过削弱祖宗的神权,来削弱因为先祖血脉获得地位的宗室贵族的势力。

因而商朝贵族大面积背叛纣王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周人与“八百诸侯会盟津”,“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传说也就有了影子。

但文中通篇没有声讨纣王搞人祭和人殉,也并没有文献佐证地方贵族们背商归周是因为商朝的人祭和人殉“不人道”。

周人的那些盟军“西土之人”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确实会害怕商朝抓他们的人去人祭,但根据《牧誓》来看,这不是他们追随周人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应该还是纣王打击贵族的王权一元化措施,这是秦制的预演,从贵族社会的角度来看,贵族毫无尊严地匍匐在王权的脚下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干掉这种无道之君。

费翔演绎的纣王较接近真实版

当然,《牧誓》窜入了东周时人的观念,未必完全是周武王的原版,但就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纣王时代的人祭其实比之前大大地减少了。

无论是因为商朝声威不再、抓人牲的能力下降,还是纣王在政策上的主动转变,对各国而言,商朝从他们手上抓俘虏献祭已不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顶多算是历史仇恨,不算特别重要,《牧誓》不予以声讨也很正常。

也许有人会说,《尚书》等文献经过了周人的意识形态改造,把“人殉”总体上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了。但周朝在灭商之后,也依旧搞人祭和人殉,此说并不成立。

周人也搞人祭和人殉

人祭和人殉的具有不同的宗教意义和操作方式。

人祭,是在祭礼上杀人。

上古时人认为,人的头颅、血液、肌肉、骨骼中都蕴含着能量,获得这种能量对人有益,于是,对应地就出现了猎头、血祭、吃人、人骨作器等宗教仪式。

原始人又认为天神、死去的灵魂跟人一样有人格,所以把人整个献祭给天神或者祖灵,会获得好的回报,于是仪式性杀人成为上古各民族都有的宗教内容,《圣经》里面耶和华命令亚伯拉罕献祭长子、迦太基人杀头胎献祭巴力神、阿兹特克人大规模献祭俘虏以祈求太阳神不要离开,都是明证,只不过商朝和阿兹特克的人祭规模特别大而已。

阿兹特克人不觉得砍头挖心有什么不对

人牲的产生,则是基于两方面的观念。

一方面,上古时代贵族一般兼备巫师身份,存在属下自愿殉葬,好追随巫师的灵魂升天的情况;另一方面,贵族希望死后仍然维持生前的享受,需要人伺候,所以把人杀了到另一个世界去伺候自己。

这两种操作方式,在西周都有。

就人祭来说,《逸周书·世俘》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先后献祭纣王大臣百人、大量战俘以及纣王夫妇的首级。

即便在传说周公“制礼作乐”之后,西周中期小盂鼎的铭文也记载了与周武王相似的献祭仪式,在宗庙中先“折酋”,杀鬼方的首领,然后“以人、馘入门,献西旅”,杀低级战俘和献首级。

要到西周中后期,人祭才告绝迹。

就人殉来说,周朝的规模确实比商朝大有下降,但在考古发掘中也屡见不鲜,有观点认为这些墓地多是受东夷文化影响的宋、卫、薛、燕等国的殷商遗风,但关中张家坡、客省庄西周遗址都有殉人出土,西头遗址43具殉人的周族墓葬,更可以佐证西周早期并未废止人殉制度,伐商也不是因为怜悯人牲的“人道主义”。

归根结底,在上古时人的观念中,搞人祭和人殉,并不是什么邪恶的事情,所以商人搞,周人也搞。问题在于,商人规模搞得太大了,既得罪邻国又损失了本可以归商族使用的人力。

周人与商人相比,确实人祭和人殉的规模要小得多,但主要原因不在于“人道主义”,而在于周人与商人传统不同,以及周人太穷。

商族热衷于人祭,与宗教狂热有很大关系,他们不但人祭,而且还嗜酒如命,希望在酒精制造的幻觉里与天神、祖灵沟通,获得福报。

而周人地处西陲,则受到西亚城邦与游牧民的文化影响,宗教不那么狂热。这两种传统的差别,我们可以放到世界史前史的背景里面去更深入地理解。

周朝未必比商朝优越

大约6000年前,西亚两河流域率先进入青铜时代,之后青铜器技术逐步东传。两河城邦战争频繁,许多商人受祭司委托组织军队,随即利用军队打破了祭司神权、王权合一的崇高地位,发展成神权、王权分离且互相制衡的模式。

所以,两河流域的宗教狂热远不如神王合一的埃及,而在神权与王权的斗争的夹缝中,民权也生长得比较强大,受这种社会体系的影响,中亚以西的青铜器在武器之外,以民用工具为主。

青铜器东传到南俄米努辛斯克盆地后,逐渐出现了草原风格的“北方地区青铜器”。随着公元前3000纪后期天气逐渐变冷,农牧兼营的南俄史前文明开始向游牧民转变,其青铜器较重视动物雕像、青铜武器和青铜马具的铸造(即所谓斯基泰三要素),但是仍然保留了民用工具、饰品较多的西亚传统。

游牧民族因为迁徙不常,无法经常举行宗教集会,也无法携带宗教重器,所以宗教热情较淡,制造宗教礼器的热情不是很高,可以说,游牧民推动了全球的第一次理性化浪潮。

这种“北方地区青铜器”继续东传,广泛分布在“半月形地带”,即南起横断山脉,经青藏高原、祁连山、贺兰山、阴山直到大兴安岭,环绕中原的半月形山区地带。

周族早期“窜于戎狄之间”,就跟这种游牧民性质的族群颇多交流,也间接地受到西亚文化的影响,于是也具有宗教热情不高的特点。

青铜器向东继续传到中原之后,则被神权强大的萨满巫师利用。萨满巫师垄断了他们认为具有神力的金属青铜,不允许平民使用(也有观点认为先商及商朝允许平民使用青铜工具,但考古证据不足),他们把几乎所有的青铜都拿来铸造大型礼器,增强自己的神权,平民却只能长期使用石制的工具来生产和生活。

到了商朝,商王严禁青铜器铸造技术外流,他们通过替其他部落占卜、赠送被视为有神力的青铜器,用神权获得诸多方国的效忠,建立起神权和王权一体、政教合一的萨满国家,宗教狂热程度极高,热衷于杀人祭祀,跟后世的阿兹特克帝国颇为相似。

周人跟商人交流以后,一度臣服于商朝,也受商朝影响,接受了人祭、人殉的仪式,不过毕竟不是自身固有传统,热情有限,所以杀人的规模比商朝要小。

另一方面,周人社会不及商人复杂,手工业、商业都不如商朝,为了自存需要人力和财力,比较理性的周人会认为人祭是浪费人力,同时也认为商朝人那种酗酒是浪费粮食,所以,他们不但对人祭不热情,对酗酒也没有兴趣,主张禁酒的《尚书·酒诰》虽未必真是周公时代的作品,但确实体现了周族与商族对饮酒、祭祀的不同观念。

可见,周人缩小人祭、人殉的规模,减少人祭、人殉的次数,主要是因为本身无此传统,以及积蓄实力的需要,而不是“人道主义”。

西周前期继承了商朝包括人祭、人殉在内的大部分仪式,虽然程度上有区别,也并不以为非,直到西周中后期,经过长时间的观念演变,才把人祭和人殉视为不可接受的行为。

“小邦周”能消灭“大邑商”,纣王应该确实是众叛亲离的暴君,但周朝取代商朝,对华夏文明的发展来说,未必更加积极。

周人不那么重视宗教,而且为了将自己灭商的行为合法化,主张君主失德则上天会挑选有德者置换,周天子一方面缺少神权制约,一方面自己地位不够神圣,又充满了不安全感,从很早就开始中央集权,到西周中后期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在向秦制迈进了。

地方上,周王室派出宗室子弟对关东进行军事殖民,因为具有西亚传来的先进的军事技术,周人得以轻松战胜关东土著。

在大部分封国中周人与商人合作欺压关东土著,在农庄外建立封疆,把土著圈在里面强力管控,社会的活力明显降低,难以发展出复杂社会,导致礼崩乐坏后各强国灭国特别容易,被灭国的贵族沦为流氓游士,又成为各强国国君集权的好帮手。

“周秦之变”之所以会发生,实是“周中有秦”之故,西周政治的运作方向,即使不经历春秋战国,最终也会向秦制迈进,相比之下,商朝的社会管控在同时代的世界范围内算是比较强,但离周朝还颇有距离,商王要搞秦制的难度也更大,离这个方向可能反而要远一些。

周发不见得比商王优越

儒家从实际上并不算黄金时代的商周提取一些积极因素,构建出与近代社会若合符节的“三代之治”,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本事,将“三代之治”作为黄金时代的代名词以鞭策现实也未尝不可,但是从还原史实的角度,对商、周两朝都没有必要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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