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际，今天的江西地界发展缓慢，跟当时的湖南地界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湖南。

秦朝在今江西境内只设了一个郡，庐江郡；而在湖南境内设了两个郡，黔中郡和长沙郡。西汉的时候，江西只有一个豫章郡，而湖南有长沙国，桂阳郡，零陵郡，武陵郡。

湘赣两省之地，到隋朝还没有拉开差距，但是，自唐朝中叶开始，江西之地迅速发展，把今湖南辖区远远甩在后面，这是为何？

梅关古道的开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曾写了一篇《手绘地图：古代进出广东的三条主要路线，秦始皇如何征服岭南？》，阐述一个观点，古代进出广东主要有三条路线，东面的大庾岭古道（有学者考证为乌迳古道，也有说横浦道），中间的湘粤古道，西面的潇贺古道。

（隋朝以前，没有运河，主要走西线）

在隋朝以前，湘粤古道和潇贺古道的人流量和货物运输量，大于东面的大庾岭古道。古人选择路径，第一考虑是否有水路，第二选择路程短的，第三翻山越岭的难度。潇贺古道巧妙利用了河谷地带，灵渠还可行船；东汉卫飒修的湘粤古道可通骡马，中原南下岭南的经此地的距离又为最短； 综合考虑，东面的大庾岭古道是最难走的。

当时的大庾岭古道，张九龄是这样描述的：

“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径寅缘，数里重林之表；飞梁嶪嶻，千丈层崖之半。”“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

根据描述，这条路爬坡多，弯道多，悬崖多，路窄不能容下马车，肯定不是古人南下的首选之地。

隋朝开通了大运河，情况发生了第一次改变。从洛阳到江西南部，可以全程走水道了，这种优越性是无可替代的，纵使有大庾岭的险阻，也只是一小段旅程。初唐的王勃去交趾投亲，就是坐船路过江西，写下了《滕王阁序》。然后，他继续坐船到赣州，弃舟登岸翻越大庾岭，到了韶关南雄之后，又继续坐船南下。

大运河开通以后，从中原到两广，就差一个阻梗没打通了，这就是大庾岭。

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广东韶关曲江人张九龄辞官养病，一路坐船南下还比较舒服，唯独过大庾岭的时候，饱受翻山越岭之苦。于是，他上奏唐玄宗，请求在大庾岭开凿新通道，便于把岭南的货物运往中原。

当时唐朝国力正盛，玄宗采纳了张九龄的意见，并任命他为修路特使，负责修造大庾岭新通道。张九龄当时三十六岁，正值壮年，于是他“缘磴道，披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勘探设计路线。当时正是农闲季节，附近乡民踊跃参与修路，新通道修成，这条路今天被称为梅关古道。

自此，梅关古道成为了中原南下两广最主要的通道，另外两条通道慢慢冷清下来。人们去广西还是会选择潇贺古道；湘粤古道上走的最多的是私盐贩子（古湖南地区官盐由淮扬供应，特贵，因此人们从广东贩私盐）；至于往返于中原和广东的官员，士子，商贾，基本上都选择梅关古道。

江西的地理劣势也转化为地理优势，而且是绝对的地理优势。

我们来看看，梅关古道开通后，哪些名人走过梅关古道？

宋之问，刘长卿，周敦颐，苏轼，文天祥，汤显祖，王阳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轼贬谪到惠州，走的就是梅关古道。从海南返回中原的时候，他走的还是梅关古道。在翻越大庾岭之后，苏轼还在大庾县停留了几十天。因为当地爆发了瘟疫，苏轼在那逗留帮人们看病。

只可惜，1957年，郭沫若提倡把笔画复杂的县名改成简单的县名，全国一天之间改了70多个县名，这些县基本上是有一定历史的古县。其中，大庾县之名已经有1400多年，却改成了大余县。如今，大庾岭犹在，大庾却成了大余，真让人费解。

1957年那次改名风潮中，鄱阳县也改成了波阳县，2023年，波阳县又改回鄱阳县。我觉古县的名字最好不要乱改，那么，大余县可否再改回大庾县？

“庾”自什么意思？储存水路转运粮食的仓库，《战国策》里就有这么一句：“粟粮漕庾,不下十万”。“大庾”之名，非常符合该县水路转运枢纽的历史渊源。如果叫“大余”，岂不是“大大的多余”的意思？

自唐宋到清朝中叶，江西因梅关古道而兴盛。清朝中叶起，江西又因太平天国，五口通商，京汉铁路过境湖南等几大因素影响，而失去了对湖广的领先优势。

尤其是京广铁路修通后，梅关古道的作用一落千丈。江西又从地理优势，转化为地理劣势。

梅关古道，深刻影响了江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