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馥李/文人的迁徙，是“活力”这种东西的发动机。

即便在同一个城市，居住在老城区、老街区的居民，要换大房子；为了好的学校，多少人要择校；为了工作的便利，要搬一个家……人们有太多理由要离开、要腾挪。

十年间，城市猛烈扩张，多少人离开老屋，离开户口簿上住址对应的那栋房子。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一个较为瞩目的数字是这样的：在人户分离的将近4.9亿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有1.1亿还多，而这个数据与2010年的六人普相比，增加了7千多万人，增长率达192.66%。

真是城市狂飙的十年。

2010年到2020年，六人普到七人普，大大略略十年光影，中国人潮如海，南下东进。在他乡和故土之间，有些人，犹疑摆动，终为过客；有些人，一刻不歇，终于圆梦。

这十年，中国的流动人口增加了1.5亿人，增长69.73%，极化效应越来越明显。东部地区人口占比大幅上升，中部、东北地区人口占比下滑，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愈发明显。

拉长历史坐标系，这是一个可以大书特书的一次大移民，其间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重构。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以2010年为起点，做一个观察的段落。

2010！

中国首次感受到全面的、深刻的用工荒，恰恰是2010年！

长三角和珠三角“用工荒”沸反盈天，之前的局部地区和个别行业的缺工现象，在这一年突然演变为全局问题。那一年的春节之后，据说珠三角缺工超过200万。

服装鞋帽、五金打火机、电子电器等行业最为突出，缺口最大的5个工种是：普工、服务员、学徒工、平车车工和注塑工。

劳动力大省河南，也抱怨招工难。

可是，事情就是这么吊诡！就在前一年——2009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发生了。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2008年爆发，危机发酵、蔓延，在2009年年初，如鬼魅一般笼罩珠三角。

那一年，我正在珠三角采访，眼见着很多工厂的机器停止了运转，工人骤然停下了手里的活计，很多工厂主们玩起了失踪，成为舆论切责的“走佬”。

呃！中国人那时才普遍认识到，原来全球化已经如此紧密。

日本NHK电视台，在这一年春节拍摄了一个纪录片，镜头对准春节返乡的农民工。那个春节的返乡潮，确实有些不同，很多人已经待业几个月了。他们惆怅着，这次回乡后，转过年来还要不要返回工厂。

这次规模浩大的返乡潮，甚至引发了种种关于社会稳定的担心。

很多专家认为不会，他们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的农村，仍然具有广博的吸纳能力，足够将这些农民工们涵养起来。

突变

变化本身超越了我们的预测。

仅仅一年，中国快速复苏，停了的机器忽然又运转了起来，很多习惯于出口的企业，将视线转向国内，竟然开辟出了新的天地。

2010年，“用工荒”的呼号声振聋发聩，但很快便被证明，所谓无人可招，未必是真没人，有的只是缺少了“便宜的工人”。

那年有一个人火了，“农民工司令”张全收，他的人力资源公司，从河南输送农民工，送往广州、深圳、厦门、东莞……玩具厂、电子厂、食品厂。

张全收一边算账一边揽活儿，俺河南人去广东打工，包吃包住，一月得能拿到一千七八百元才行。

广东省反应最快，劳动部门在当年率先提高最低月工资标准，达到1000元，其中深圳市调整为1100元，由此带动了一轮最低工资的普涨，温州市多工种的平均月工资上浮到1200元；最高的是上海，据说紧缺的叉车工月工资加奖金涨到2800元。

之前两年，河南省劳动力出省人数，一直维持在1100多万到1200万人，但增速却在降低；而省内的就业量，也在从原来的600多万上升到1000多万。

一个河南籍的务工人员，在广东打工的月收入平均在1500元，但在省内也已逼近1000元，收入差距明显缩小，缩小便意味着背井离乡的经济性减弱。农民工兄弟也在打算盘，如果没差多少，在家门口上班，总好过背井离乡。

这个差额的稳定扩大，就是在2010年发生的。在今天看来，具有拨动历史指针的意义。

最低工资，今天看来有些像故纸堆里的名词，它的本义是企业的工资指导线，仅适用于少部分劳动者，大部分企业的工资应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

但在2009—2010年，最低工资实际是多数制造业工厂的标准线。企业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外来工为了增加收入，只能超时加班，主动要求加班十分普遍。

“珠三角”的工人们每天工作10—12小时，每周工作66小时，每个月加班近120小时。推算下来，他们一年的工作时间相当于法定工作时间的两倍，一年要干正常人两年的活儿。

2010年，最低工资标准与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率，在上海为29.16%，广州为22.71%，深圳为27.61%，东莞则是23.28%，而且在2010年这个年份之前，竟然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

深圳市总工会在2010年开展的一项“新生代外来工”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上，“珠三角”的外来工人，仍处于“温饱层次”的生活水平、“将就式”的生活方式。很多工人在结婚、生育后生活状况恶化，没钱教育子女、养育老人，更积攒不下钱买房子、创业，由此派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

可以说，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用工荒”到来之际，外来工工资呈现“向下竞争”的严酷现实。

“用工荒”来的真是时候，从此之后，所有的工厂都意识到，劳工资源不是无限供给，企业需要关怀工人，把工人留下来，这事儿很重要，不重视的后果很严重。

提高工资的同时，很多企业着力提高劳动保护，增加工人福利，为年轻的二代工人的宿舍安装电视、改善伙食。

“地板工资，围墙管理”划上了句号，市场博弈的天平开始向工人这一端倾斜。

渐变

于是，此后的十年，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抱怨工人工资上涨，几乎成为了经营成本的首要因素。而反过来说，上涨的工资，也使得外来人口有了议价权，在打工生活的城市，可以安居下来。

真正意义上的大移民，终于发生了。

几乎与此同时，我们的城镇化战略也打响，从制度上开始探索农民进城的路径。

应该说，这个过程是审慎的，经过至少六七年的小心翼翼的试点，我们才从居住证上缓缓开闸，从对学历和年龄的制约上放松管制，一点儿一点儿接纳外来人口，“抢人大战”出现了。

亿万人有了编织城市梦的可能。

所以，我们在七人普的数据中看到，2020年的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超过9亿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亿人，占36.11%。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了2.3亿，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

另一个统计维度是，在流动人口统计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亿人，省内流动人口为2.5亿人。

就实际情况而言，中国东部地区很多地方，虽然行政级别上是乡镇，形态上却早已是城市社区，这里也吸纳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这部分人没有被列入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所以，实际的转移进城人口，数量应该更高一些。

分区域看，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0.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1.20个百分点。

有6个省份在过去10年人口不增反降，分别是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内蒙古和甘肃，均为北方省份。其中东北三省增量垫底，过去10年人口总量流失超千万。

2020年年底，我们做了一个报告——《逛吃指数之餐饮投资景气指数》，从餐饮投资的角度，来观察人口的流动趋势。

其中，居于前十位的城市，分别是深圳、成都、广州、东莞、佛山、重庆、西安、郑州、长沙和泉州，景气指数与人口增量息息相关。从中可知，人口流入的地区和城市，餐饮景气指数高度正相关。

而东北和西北地区几个城市，人口持续流出，景气指数也比较惨淡。

七人普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里，中国一共增长了7200万人，其中广东增长了2170万人，浙江增长了超过1000万人，江苏增长了609万人，山东河南分别增长了超过500万人。每增长7个人里，就有2个增长在广东，1个增长在浙江。

江苏、山东、河南的增量也超过500万，分列第3至第5名，这也是中国经济总量最高的5个省份。

但是，我们却不能简单的划一条线，南方之于北方、东部之于西部，来划分繁荣和衰落。

一些南方城市，诸如江西、海南、贵州和云南等地，均有一些城市，餐饮投资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可见人口流出的城市，并不只是东北。

即便在广东，人口流出的城市也不少，粤西、粤东和粤北欠发达地区，人口在加速向几个核心城市迁移。

人口的集中度，在未来还会加剧。相比农业社会，制造业的分工协作和服务业的经营效益，都要求人们高度集聚。

从个体的角度看，为了好的教育、好的生活、以及其他的种种……离开便是永恒的命题。

人潮如海，无休无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