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2 月 28 日晚，开国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因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在海南三亚 301 医院去世。

陈小鲁走得非常突然。这天上午，他还和夫人一起开车去朋友家吃饭，傍晚夫妻俩还和往常一样散步半小时，可到了晚上九点多准备洗澡时便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在送往医院的路上辞世。

得知陈小鲁突然逝世的消息后，陈小鲁的好友、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发文称，作为国内大力推广“尊严死”的公益人士之一，陈小鲁一贯认为每个人都不应该回避谈论死亡，死亡实际是生命过程中很自然的一部分，因为“生命树上无论什么颜色的叶子都美丽，人们对生命死亡的意义理解尽管不同，但通过尊重个人的意愿的选择，生命树叶都能尊严飘落。”

陈小鲁说过，很多医生都已无力回天的病人，靠切开喉管和呼吸机维持呼吸，靠电击、强力按压心脏恢复心跳，靠升压药维持血压，靠鼻饲维持营养……这些作法对生命是多么大的折磨！因此对于自己的后事，陈小鲁早有安排，早就叮嘱过家人，当医学面对自己的病情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会选择“有尊严地死去”。因为“死的时候舒服点，别老拖累人，是我最大的愿望，也是身为人最朴素的愿望。”

一

陈小鲁1946年出生在山东，是陈毅元帅的第三个孩子，他的名字来自《孟子》中的“孔子登东山而小鲁”。

从一懂事开始，陈毅对陈小鲁的要求是：不要以干部子弟自居。在他九岁生日那天，陈毅写了一首 《七古·手莫伸》的诗送给陈小鲁，要求他“第一想到不忘本，来自人民莫作恶。 第二想到党培养， 无党岂能有所作？ 第三想到衣食住，若无人民岂可活？ 第四想到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惭怍。 ”

陈小鲁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和自己讲他的革命经历，告诉自己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脚踏实地，要善于分析形势，判断形势，才不至于在紧急关头迷失方向。 直到多年后，陈小鲁才真正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

1954年，陈小鲁随父亲住进了中南海。那时中南海很热闹，夏天可以划船、游泳，毛泽东也时不时来游泳。主席每次看到陈小鲁这帮孩子，总是热情地招呼“你们都来游啊”，而陈小鲁每次也是喊一声“毛爷爷好”，便一个猛子跳下游泳池。

1966年，正在北京八中读高三的陈小鲁，迎来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和其他学校一样，八中很快便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陈小鲁被推举为头头之一。随后陈小鲁带着同学们成立了“西纠”(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附近的学校红卫兵组织纷纷加入，陈小鲁一下子成了有名的“学生领袖”。

和其他所谓的“学生领袖”不同的是，陈小鲁反对“武斗”。有一次，“西纠”组织了一次批判会。一群学生冲上去痛打教育局干部和学校党支部书记，陈小鲁挡都不住，好几位老师也被打得半死。看着这种场景，陈小鲁开始迷茫：“革命”就是窝里斗吗？

从那以后，陈小鲁开始了反思，尤其是在看到很多老革命被打倒之后。看着这些伯伯叔叔们一个个“落马”，陈小鲁很不理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做法，到现在为什么又出来了？”

不久之后，陈毅元帅也受到了冲击，这让陈小鲁更感到迷茫。就在这时，陈小鲁被周恩来总理找去谈话。总理告诉他：“你应该到部队去”，并且强调说，“这不是我的个人意见”。

聪明的陈小鲁马上想到，这不是总理的个人意见，那肯定是主席的意思。“这种安排对我对父亲都是一种保护。”

二、

1968年4月，陈小鲁成了陆军第39军的一名战士。临行前，他给八中的同学留了条子：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也证明当时的陈小鲁已经做好这辈子不回中南海，靠自己奋斗的准备。

在部队，陈小鲁开始了人生的“变道”行驶。

除了部队少数几个领导外，没有人知道陈小鲁是陈毅的儿子。在连队，陈小鲁和普通战士一样训练、学习、执行任务，没有丝毫特殊。在他的努力下，连续三年都被评为“五好战士”，还在一次抗洪抢险中国表现优异荣立了三等功，并且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

1970年，陈毅查出直肠癌后，自知来日无多，很想见陈小鲁一面。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得知这一情况后，特批陈小鲁回京探望父亲。

几年不见，陈毅见儿子已经褪去稚气，成了一名标准的军人，不禁老泪纵横。当他问起陈小鲁在部队的情况时，陈小鲁不好意思地一指军装：“还是两个兜!”（当时干部是四个兜）

1975年，陈小鲁与粟裕的小女儿粟惠宁走到了一起。当时的沈阳军区当时正在搞大批判，陈小鲁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于是他以“跟爱人两地分居”的理由，调到了总参工作。

调到总参没多久，那场浩劫终于落下了帷幕。陈小鲁由衷地感到，国家有希望了。1986年，陈小鲁被组织上调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

在“政研办”，陈小鲁被称为“红二代当中的改革派”，因为他在工作中从来都是直言不讳，从不回避问题。陈小鲁自己也承认当年在政改研究室，是个刺头，提的问题比较尖锐，一般人不会这么干。

1992年1月，政改室被撤销后。陈小鲁向时任体改委主任的贺光辉提出，将自己的档案放到人才交流中心。从这时起，他开始了离开体制的生活。他曾解释这样做的原因，那就是“不用再说违心的话了。”

离开体制内之后，陈小鲁在海南创办了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还发行了股票。遗憾的是，随着海南经济泡沫的破灭，陈小鲁在海南的生意失败，不得不回到北京。

回北京后不久，陈小鲁又与人一起创办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做一些投资顾问的工作。经过十多年的奋斗，虽然没有登上过所谓的“富豪榜”，但也算是实现了财务自由。

三、

1998年，陈小鲁决定从商海抽身，与妻子好好享受晚年生活。

退休之后，陈小鲁得知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创办了一个名叫“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机构，力争给每个走向生命终点的人提供过度抢救之外的一种选择，使之能够真正善终。

在一次聚会中，罗点点告诉陈小鲁：“我们期望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同等的尊重，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尊严。每个人的死亡，如同一滴水洒在宣纸上，水在纸上会慢慢晕开，一点点扩大，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因此我希望并致力每一个人都能用自然和有尊严的方式离世。”

罗点点还告诉陈小鲁：虽然每个病人的家属都希望医生能救活自己的亲人，但面对一些医生都无力回天的病人，切开他们的喉管、靠呼吸机维持他们的呼吸，靠电击、强力按压心脏恢复他们的心跳，靠升压药维持血压，靠鼻饲维持营养，从没有人想到过这对那些虚弱不堪的生命来说，是多么大的折磨？

见陈小鲁边听边点头，罗点点又举了一个例子：1999年，95岁的著名作家巴金因病住进医院后，病情不断恶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能靠喂食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可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巴金不得不强打精神，忍受痛苦去配合治疗。巨大的病痛使巴金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为你们而活……

直到2005年10月17日下午，101岁的巴金进入弥留之际后，医生们这才放弃了对老人的电击，让巴金老人安详地离去。

罗点点认为，像巴金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可以说是举不胜举。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放弃抢救自己的父母，无论是对医务人员还是对家属而言，都是一个沉重的法律和道德包袱。对于这点，罗点点本人深有体会。

罗点点的婆婆，是一位从中央音乐学院离休的教授。2003年，婆婆被诊断为老年痴呆，2004年春节前，罗点点在外出的时候，婆婆突然被一口痰堵住，出现了心跳呼吸骤停的情况。

罗点点和丈夫的兄弟姐妹连忙将婆婆送进医院，请医生立即对完全丧失了意识的婆婆插上呼吸机进行抢救。

医生告诉罗点点的丈夫，老人很难抢救过来，但对老人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能让老人多拖几天再走。

尽管费用很高，但罗点点的丈夫和兄弟姐妹们都表示：只要能让老人多活几天，花多少钱他们都愿意。

等罗点点赶到医院时，婆婆已经被送进了ICU病房。罗点点站在婆婆床前，握着婆婆的手，突然看到婆婆的眼角流出了一滴浑浊的眼泪。

那一瞬间，罗点点的心崩溃了。她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这样做，到底符不符合婆婆的愿望？是不是在让她承受痛苦？生命和死亡深不可测，我们是谁，凭什么决定他人生死，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呢？

罗点点动摇了，但丈夫和其他人都坚持一定不放弃的决定。在呼吸机和维持血压的特效药的共同作用下，婆婆坚持了三天，最终还是走了。罗点点永远不会忘记，在给婆婆换衣服的时候，看到婆婆的前胸都被电击得变得乌黑了。

在整理老人的遗物时，罗本本发现了婆婆留下的一个纸条，上面清楚说明了对自己生命尽头时不使用过度抢救的要求，并希望把决定权交给儿媳罗点点。遗憾的是，罗点点并没有及时看到这张纸条。

四、

罗点点的话，深深地触动了陈小鲁。他想起了一个朋友的父亲，在被诊断出胃癌晚期后，这位朋友不顾医生的劝阻，执意将奄奄一息的父亲送上手术台，结果老人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在接下来的一周受尽了疼痛的折磨，“拉的全是血”。最终，老人家带着无尽的痛苦离开了这个世界。

陈小鲁想起自己的父亲陈毅元帅查出肠癌后，虽然经过了手术和化疗，但仍然不断恶化。陈小鲁赶回北京时，看到父亲躺在病床上，全身插满管子，医生不停地给他进行各种治疗，吸痰、清洗、不停地翻身，父亲非常痛苦。陈小鲁也曾悄声问医生，能不能不抢救了？

医生盯着陈小鲁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令他一生也不会忘记的话：且不说我们敢吗，你敢写个条子给我们吗？

这次聚会之后，陈小鲁深切地认识到，对临终病人进行各种无谓的抢救不一定是件好事，也许会增加病人的痛苦，还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让每个垂危的病人尽量无痛苦地死去，才是一件符合自然规律的、人道的事情。

不久后，陈小鲁自愿加入罗点点的团队，并协助罗点点出版了一本名叫《我的死亡谁做主》的书籍。开国上将张爱萍将军的夫人李又兰在读过该书之后，当着陈小鲁的面写下了一份填生前预嘱，申明自己如果得了不治之症而饱受痛苦的话，自愿放弃临终抢救。“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如插各种管子及心肺功能启动等，必要时可给予安眠、止痛，让我安详、自然、无痛苦走完人生的旅程。”

2012年，在93岁的李又兰老人弥留之际，她的子女果然按照老人生前预嘱说的那样，没有过度抢救，让李又兰老人安祥地飘然仙逝。

五、

在推广“尊严死”的过程中，陈小鲁越来越感到，相比生前预嘱，“缓和医疗”理念可能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

缓和医疗的特点是：重视生命，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既不加速死亡，也不延后死亡；而是尽量给病人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让他们的最后时日尽量舒适、宁静和有尊严。

在陈小鲁看来，肿瘤、心衰晚期、肾衰晚期、肝硬化晚期等病人，都属于缓和医疗的范畴。他们可以接受化疗、抗生素、透析等其他合适的治疗，但不要做过度的治疗、有创伤性的抢救和昂贵而无谓的药物，应尽量让他们舒服一些，得到“温情、安宁和尊严”。

陈小鲁希望有一天，我国的“缓和医疗”代替传统的“治疗”，更加注重全方位地关怀病人，既把病人看作生物性的人，也把病人看有灵性、有精神的人。医学手段应该越来越少，逐步让病人的生命进入自然的生物过程。

陈小鲁也知道这些观念，和目前国内主流观点还存在严重冲突。所以他希望党和国家出台法律，倡导和支持推广“生前预嘱”和“缓和医疗”。因为这关乎患者的生命质量，关乎医学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正因为如此，陈小鲁很早便做出决定：他和夫人粟惠宁如果有一天患上了不治之症，他不希望医生对他们过渡治疗，他们想在“温情、安宁和尊严”中离开这个世界。

陈小鲁肯定想不到，自己的离世会如此匆匆，从发病到去世，仅仅不到两个小时。所以他生前留下的预嘱，也成了一张废纸。但不管怎样，他提出“生前预嘱”和“缓和医疗”，是对每个人死亡质量改善的一种探索，是对一种文明理念的推广和实践，是对生命的一种唤醒，更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从这个角度来说，陈小鲁是伟大的。

参考资料：

《燕赵都市报》：《陈毅之子曾想让父亲尊严死，医生：我们敢吗？》

凤凰网：《陈小鲁：不再说违心的话》

《小康》杂志：《陈小鲁的“变道”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