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二年（南梁大通三年，公元529年）闰六月，在尔朱荣等多方势力的夹击下，北魏终于收复了洛阳。
闰六月甲戌（二十四日），北魏朝廷任命上党王元天穆为太宰、城阳王元徽为大司马兼太尉。次日元子攸在都亭设宴慰劳尔朱荣、元天穆以及从北方来洛阳救援的将领们。一顿赏赐自然在所难免，元子攸以宫女三百人、绫罗锦缎几万匹，按功劳大小分别给予不同的赏赐。当然有赏赐就有惩罚，凡是受过元颢的爵位、奖赏、官职和免除赋役的人，对其所得全部追了回来。
但这些人毕竟都是尔朱荣集团的人，对元子攸来说忠于自己的人实在是太少了，除了部分宗室外，恐怕就只有杨侃和高恭之等人了。
杨侃字士业，弘农华阴人，是侍中杨播的儿子，杨播死后杨侃继承了华阴县伯的爵位。杨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官二代，立有不少军功。元子攸逃出洛阳时杨侃也不顾家人安危毅然陪伴在其左右，当尔朱荣受挫于元颢、陈庆之准备撤军之际，又是他力劝尔朱荣并献上了击溃对手的计策。要是没有他，北魏不仅收复洛阳无望，元子攸恐怕也要在晋阳被尔朱荣牢牢掌控了。
至于高恭之和元子攸的关系更是不一般。高恭之字道穆，洛阳令高崇的儿子。因为在相州为官期间顶住外界压力，把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尚书令李崇之子李世哲依律处罚。不料此举也遭到了李家的报复，其兄长高谦之便遭到胡太后宠臣、李世哲之弟李神轨的构陷冤死。为了躲避进一步的迫害，高恭之前往当时还是侍中的元子攸家中寻求庇护。元子攸也没推脱，竭力保护住了高恭之。
元颢之乱时，又是高恭之力劝元子攸不要前往残破荒凉的关中，而是选择北上。在元子攸一行人离开洛阳抵达河内郡的那天晚上，元子攸又命令高恭之替自己在蜡烛下写诏书，并通报远近之人，这才让北魏各方知道了元子攸的所在位置，为下一步的反攻打下了基础。
收复洛阳后，高恭之被任命为御史中尉，而他上任后依旧是刚正不阿。元子攸的姐姐寿阳公主在路上妨碍了高恭之清路开道的士卒们执行公务，于是这些手持赤棒的清路卒对寿阳公主大声呵斥。寿阳公主当然对他们是置之不理，高恭之见状没有因为是元子攸姐姐而网开一面，命士卒打破了寿阳公主的车子。寿阳公主哪受得了这气，向元子攸哭诉了这件事。结果元子攸非但没责备高恭之，反而对其深表惭愧。高恭之也是摘下帽子向元子攸谢罪，但被元子攸阻止。
当时北魏份量不足的薄钱很多，一斗米几乎值一千钱。高恭之于是向朝廷上表，他认为：“现在市场上的铜价是八十一钱买一斤铜，而私人铸造薄铜钱，每斤铜便能铸造出二百多个钱。虽然朝廷对于私铸钱币施以重刑，但因为其中的巨大利润，铤而走险的人是越来越多。这就使得现在的五铢钱徒有其名，实际上连二铢的重量都不够，如果将其放在水上，恐怕都不会沉下水。高恭之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日积月累，纠察、督禁不够严厉，朝廷失职而造成的，至于私铸钱币的人并无大罪。
说罢高恭之又建议朝廷应该改铸大钱，在钱币上刻上皇帝的年号，以记录开始使用这种钱币的时间。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斤铜只能铸七十钱，私人铸钱的费用连成本尚不能赚取，更不会有什么利润可言了，私铸钱币的情况自然会减少。恰好此时杨侃也奏请朝廷允许百姓与官方共同铸五铢钱，使百姓愿意这样做，原先的弊端自然也就改正了。北魏孝庄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从此开始铸“永安”五铢钱。
正是有了这样有能力且忠心的大臣辅佐下，元子攸虽然头顶尔朱氏监控的阴影，但也能做出些许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