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世宗耶律阮的短暂统治与被弑
公元947年，契丹族的耶律德光率领着他的铁骑，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后晋的首都开封。在破城之后，耶律德光站在开封的城墙之上。随后，在开封城的中心广场，耶律德光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式，宣布契丹正式改国号为“大辽”。
正当耶律德光准备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原的统治时，他突然病倒，病情迅速恶化。尽管契丹的御医们日以继夜地治疗，但耶律德光的病情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在他病榻前，大辽的将领和高官们频繁地进出，议论着国家的未来与安危。
耶律德光去世后，辽国面临权力更迭的关键时刻。经过一番内部的争议和权力博弈，耶律德光的侄子耶律阮被推上了皇位，成为辽世宗。然而，这位新皇帝的统治从一开始就显得暗流涌动。他即位后，试图稳定耶律德光留下的局面，但因个人能力和决策的缺陷，统治出现了许多混乱和漏洞。
耶律阮继位后，宫廷内部的矛盾愈发激化。契丹贵族之间的派系斗争日趋白热化，尤其是在耶律阮用人方面，他偏爱一些亲信和心腹，却冷落了一些资历深厚的重臣。这些决定引发了朝廷内部的不满和隐患。在地方上，部分契丹部落和汉族州郡对新政权的忠诚度降低，逐渐显现出不服从的迹象。耶律阮的统治策略缺乏章法，面对这些问题时，他往往犹豫不决，错失良机，进一步加深了朝廷的危机。
耶律阮在位期间还推行了一些税收政策和军役制度，试图加强辽国的财政和军事力量，但这些措施因执行不力或过于苛刻，反而激起了更多的民怨。一些契丹贵族借此机会联合反对他，试图削弱皇权，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
耶律察割逐渐拉拢了一批对耶律阮不满的贵族和大臣，在暗中积蓄力量。与此同时，他通过精心安排的布局，进一步削弱耶律阮在朝中的支持力量，使得辽世宗的地位愈发孤立。最终，耶律察割选择了一个时机成熟的日子，发动了宫廷政变。
辽景宗耶律贤的贤明治理
耶律阮被杀后，辽国迎来了新的统治者耶律贤。耶律贤继位后，开始整顿内政和军队。他以稳重的手段处理了宫廷内部的争斗，将一些潜在的反对势力安抚或打压。
耶律贤即位后，辽国的内政逐渐走上正轨。他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注重协调契丹贵族与汉人官员之间的关系。他下令整理律法，确保法律在辽国疆域内的统一实施，从而增强了辽朝统治的规范性和公信力。在财政方面，他采取了合理的税收政策，缓解了前朝因苛政带来的社会矛盾。
辽国与北宋的对抗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新的高潮。耶律贤南下多次，直接威胁北宋的边疆，展现了辽军的强大实力。高粱河一役成为这一时期的亮点。在这场战役中，辽军对北宋军队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双方在高粱河畔展开激烈交战。辽军凭借娴熟的骑兵战术，以及严密的战场指挥，一举击溃了宋军的防线。
宋辽和约的缔结
公元1004年，辽宋之间的冲突达到一个关键时刻。辽圣宗在萧太后的辅佐下，亲率大军深入宋境。这支由契丹骑兵和步兵组成的军队装备精良、纪律严明，他们从北方边境出发，迅速越过宋朝边界，沿途攻占城镇，直逼澶州。辽军的迅速推进使宋朝措手不及，前线军队节节败退，辽军的目标显然是通过军事压力直接威胁宋朝的中央政权。
宋朝朝廷此时陷入了极大的恐慌。辽军的攻势迅猛，宋真宗考虑迁都以避锋芒，甚至一度打算放弃澶州。但在这个危急时刻，宰相寇准坚决反对迁都的计划，他认为这是失去民心的行为，会让敌军更加得寸进尺。他坚持要求宋真宗亲自前往澶州督战，以鼓舞军队士气。寇准的决策得到了部分朝臣的支持，最终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
宋真宗的亲临澶州让宋军士气高涨。他们开始在澶州城外布防，积极准备应对辽军的进攻。在澶州城外的战场上，双方展开了多次小规模交锋。辽军虽然在初期战斗中占据优势，但在后续的战斗中，宋军逐渐稳住阵脚，依靠坚固的防御阵地和充足的粮草供应，抵挡住了辽军的连续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辽军主动提出了和谈的建议。宋朝内部虽然也有反对声，但鉴于辽军的威胁尚未完全解除，宋真宗最终同意派出使节与辽军谈判。双方经过多轮磋商，最终在次年达成协议。根据和约，宋朝每年需要向辽国支付岁币，包括银十万两和绢二十万匹，同时双方划定疆界，各自守卫，不再互相侵扰。
辽朝趁机施压，重熙增币的幕后博弈
公元1038年，宋夏战争结束后，北宋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局面。西夏刚刚称帝，宋朝在边境的军事压力骤增，内部财政也因长期战事而捉襟见肘。辽朝敏锐地察觉到宋朝的困境，决定趁势施压。
辽兴宗首先向重臣张俭征询对宋方施压的具体策略。张俭建议以军事和外交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制造进攻宋朝的声势，另一方面通过谈判获取实质性的利益。辽兴宗随即命令其弟耶律重元和将领萧惠在宋辽边境集结军队，实施一系列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辽兴宗派出萧特末（汉名萧英）和刘六符为使节，于重熙十一年（1042年，北宋庆历二年）正月前往宋朝，提出明确要求：将瓦桥关以南的十个县划归辽国。瓦桥关是宋朝北方防线的重要据点，一旦失守，宋朝在北方的战略地位将受到严重削弱。
面对辽朝的要求，宋朝朝廷内部意见不一。一些大臣主张强硬拒绝，但在边境局势紧张、财政状况恶化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认为妥协是唯一的选择。最终，宋仁宗派出富弼作为谈判代表，与辽朝使节展开了漫长而艰难的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辽朝起初坚持要求割地，但在经过数轮交涉后，逐渐转变立场，接受了增加岁币的提议。双方最终在九月达成协议：在澶渊之盟规定的岁币基础上，宋朝每年再向辽朝增付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以换取瓦桥关以南十县的主权不被割让。
这次协议被称为“重熙增币”，标志着辽朝在与宋朝的博弈中再次占据了上风。然而，辽兴宗在谈判中还精心设计了一处文字陷阱：将岁币的性质从“赠送”改为“纳”，即宋朝主动纳贡给辽朝。协议达成后，辽朝以增币换取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而宋朝则避免了割地的直接损失。
辽朝的衰落与西辽的建立
公元1117年，女真族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攻占了辽朝的重要据点春州。以完颜阿骨打为首的女真族建立了金国，并以强大的军事实力迅速对辽朝发起攻势。辽朝在接连的战事中节节败退，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击，许多城池和领土相继沦陷。
辽朝的统治者天祚帝耶律延禧在女真人的进攻面前表现得极为被动。面对连连失利，他频繁迁徙，以逃避女真人的追击。辽朝的军队因指挥不力而士气低落，加上契丹贵族内部的矛盾日益加剧，使得辽朝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处于劣势。
1125年，天祚帝最终被金军俘获，辽朝正式宣告灭亡。这个曾经威震北方、统治中原和草原两种文化的少数民族王朝，历经210年后走向终结。辽朝灭亡后，一部分契丹贵族和将士没有选择归降，而是向西迁徙，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这些契丹贵族在蒙古高原与新疆东部一带重新集结，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西辽。西辽的建立是契丹人延续其文化与政治传统的尝试。在耶律大石的领导下，西辽一度在中亚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控制了丝绸之路上的一些重要节点，并通过与周边政权的互动维持自己的存在。然而，与辽朝相比，西辽的实力和影响力明显逊色，统治范围也更为局限。在成吉思汗兴起的过程中，西辽无法抵挡蒙古帝国的铁骑，最终在1218年被蒙古军队所灭，契丹人在中亚的统治彻底结束。
尽管西辽覆灭后，契丹族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大幅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契丹族的血脉和文化从此消失。在中国的版图内，契丹族的后裔依然以某种形式存在。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将目光投向那些可能与契丹族相关的群体。
进入本世纪初，随着DNA鉴定技术的应用，科学家开始尝试通过基因研究追踪契丹人的后裔。研究发现，在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和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达翰尔族中，契丹人的基因特征得到了部分保留。达翰尔族是一个以狩猎、捕鱼和农耕为主的少数民族，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与契丹族存在一定的渊源。
与此同时，在中国云南地区的部分蒲满人中，也发现了契丹族后裔的迹象。阿姓、蒋姓和莽姓的蒲满人被认为可能是契丹人南迁后的分支。他们在长期的迁徙和与当地文化的融合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仍然保留了一些契丹人的传统习俗。
参考资料：[1]张国庆.略论辽国军队的征调制度[J].北京社会科学,1998(2):87-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