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连城每天掐表上下班一刻都不耽误，他从来不贪污，但也从来不干事，是“懒政”的代表。但不少观众觉得他还不错，是个正直的官员，殊不知他犯了“平庸的恶”。
人为什么会干恶事？并不全是因为缺乏道德，或者没有人性。人并不是想要做一个极恶之人才会实施暴行，恶行的发生很多时候可能仅仅来源于一个人的“不思考”。
很多人都很普通，没有道德败坏，也没有心理变态，但因为他们屈服于自己的惰性，放弃了独立思考，选择了无条件的顺从，最终干出了令人发指的恶事，这就是“平庸的恶”。
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战争结束后，许多战犯在德国纽伦堡接受了审判。但有一个人逃脱了。他叫艾希曼，曾是纳粹的运输总指挥艾希曼。他在战争期间负责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用火车运送到集中营，人称“死刑执行者”。
二战之后，美军当时抓住了艾希曼，但让他侥幸逃脱了。艾希曼跑到了阿根廷，隐姓埋名，想在这里度过余生。那他后来怎么又被捕了呢？
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艾希曼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份被暴露，是因为儿子想要追一位姑娘。
艾希曼的儿子喜欢上了一个18岁的漂亮姑娘，在追求这个姑娘的时候，他就想显得自己很厉害，炫耀自己的父亲在德国曾经是纳粹高官，指挥大批党卫军，还杀掉了大量的犹太人。这儿子，也真是没长心，坑爹呀。
而这位姑娘的父亲曾经进过奥斯威辛集中营，险些死在集中营。
这位爸爸听到女儿的转述，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一位在德国担任地方首席检察官的犹太人朋友，这位朋友又报告了以色列。
当时以色列的总理本·古里安很重视这件事，亲自下令安排特工抓捕艾希曼。
最终在1961年5月将他抓获。很快，以色列方面就以反人类罪等15宗罪名在耶路撒冷起诉艾希曼。一个月后，艾希曼被处以绞刑。这个故事，大概可以证明那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虽然恶行已经受到惩罚，但还是有人要继续追问：为什么有人能做出这样可怕的恶行呢？
《纽约客》当时派了一位特派记者去现场报道了这个案子，她就在追问这个问题。这个记者叫阿伦特。
阿伦特去采访，不是《纽约客》请她去的，而是她毛遂自荐的。因为阿伦特觉得，自己必须参与这场审判，一个社会评论家、一个流亡者、一个见证人，同时是一名幸存的犹太人，她有责任，也有义务了解艾希曼的想法，了解“纳粹造成欧洲文明社会道德坍塌的全部真相”。
她找到的这个真相，就是“平庸的恶”。
德国纳粹战犯在接受审判时几乎都有一个相同的辩护理由，那就是自己当时的行为不过是在执行国家的命令和法律，而守法的行为不能构成犯罪。这个问题也是艾希曼一案的焦点。
艾希曼说，我只是在履行本分和承担责任，我不仅是在服从命令，甚至还是在遵守法律。我并非仇恨犹太人，也从没想过要成为人类的谋杀犯，自己的罪过仅仅在于服从，而服从曾经是备受称颂的美德。
艾希曼的辩护律师也说：“艾希曼在上帝面前有罪，而非法律面前。”
一个人是要遵守国家法律的。但是，在法律之外，人还有良知和人性。即使法律告诉你可以杀人，但出于我们每个人的良知，你也应该知道自己不可以杀人。
和人的良知无法兼容的、会让人在内心无法接受的和感到恐怖的法律，将不再是法律，将彻底失去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艾希曼就是一个平凡无趣的普通人，他身上的恶，并非极端，而是一种平庸的恶。他的平庸之恶的根源，就在于他的不思考，在于他缺乏反思和判断的能力，他是麻木而庸俗的。他在签发处决数万犹太人的命令时，根本就不动脑子，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
用“恶魔”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他，就太抬举他了，因为“恶魔”这样的词汇里面包含了某种“伟大”的含义。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情中完全的平庸，看到它们寻常的琐屑，因为那才是它们真正的特点。
艾希曼身上的这种“平庸”就像细菌，细菌可以造成席卷各国的流行病，但它们仍然不过是细菌而已。
你是不是觉得，“平庸之恶”这个词用得非常精准。
一个人想要抵制“平庸之恶”，就要依靠个体在孤独中保持判断力，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和追问，这是一种与自己的无声对话，只有这样，才能唤醒并坚守内心的良知。
所以，不要以为一个人不干事，就没问题，他可能正在犯下“平庸的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