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顺朝后期，王纶在内廷清水衙门尚宝监任掌司一职。但随着明英宗病重，王纶的另一个身份 – 东宫内侍，让他一跃成为朝堂新星。因为太子朱见深登基后，作为太子心腹的他，大概率会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执掌内廷。

为了让自己的前程更为远大光明，王纶很早也开始了自己的谋划，积极结交翰林院侍读学士钱溥。他之所以选择不怎么起眼的钱溥，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钱溥是王纶的老师。

王纶能被安排去东宫服侍太子，主要是因为他是宦官培训所“内书堂”的优秀毕业生。王纶在内书堂读书期间，负责教授的人正是钱溥。在明代，不仅士子们注重师生之情，宦官一样尊敬自己的老师。

王纶在内廷权势到手之后，在官场上推钱溥一把，既可报答钱溥的授业之恩，又可进一步巩固和钱溥之间的关系。在师生之谊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政治盟友关系，对王纶的将来也是件好事。

其次，是钱溥的出身。

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明史·志·卷四十六》

虽然从洪武朝就开始系统的开科取士，但明初朝堂任命官员并不要求科举出身，不少尚书、内阁大学士都是“白身”。李贤入阁主政后，就大力推行结合科举的官制改革，很快朝堂就形成了无功名不为官，高级别官员非翰林不得任的潜规则。

钱溥不仅是翰林侍读学士，在皇太子朱见深出阁读书时，钱溥也成功入选成为太子侍班官。在明朝皇太子出阁读书的主要目的，不是教授学问，是让太子接受朝堂政务教育，并为日后执政组建班底。

所以钱溥不仅仅是进士们中的佼佼者，高级别官员的后备人选，他本身也是有资格辅佐新皇的政治“新星”。这样的钱溥，王纶日后提携起来将更为轻松，也更易把他推上更高的位置，为自己提供更大助力。

简而言之，这两人是强强联手，未来很有可能是一个把持内廷、一个主导外朝的双赢结局。所以到了天顺朝后期，他俩身边也围满了，意图巴结、投效的人，钱溥的邻居陈文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加深感情，以及布局未来。王纶常常私自出宫到钱溥家找自己的老师饮酒、沟通。王纶来会时，钱溥都会叫上和自己关系不错的陈文。既有提携之想，也有组建“团队”之意。

钱溥想的挺好的，只是陈文不太甘心只做“小弟”。

侍读学士钱溥与文比舍居，交甚欢。溥尝授内侍书。其徒多贵幸，来谒，必邀文共饮。英宗大渐，东宫内侍王纶私诣溥计事，不召文。文密觇之。纶言：“帝不豫，东宫纳妃，如何？”溥谓：“当奉遗诏行事。”已而英宗崩，贤当草诏。文起夺其笔曰：“无庸，已有草者。”因言纶、溥定计，欲逐贤以溥代之，而以兵部侍郎韩雍代尚书马昂。贤怒，发其事。

《明史·列传·卷五十六》

当英宗大渐，太子朱见深即将登基时。即将上台的兴奋，让王纶按捺不住自己，又跑出去找钱溥饮酒聊天，只是这次他俩没叫陈文。这两人酒酣兴奋后，就口无遮拦的开始说一些“禁忌话题”。

英宗之前正在为皇太子朱见深选妃，快要正式决定人选时，遇国丧（孙太后驾崩）耽搁了。所以王纶就问，现在皇帝不行了，已暂停的太子选妃又该怎么弄？钱溥的答复是，这事儿只能按英宗遗诏去办。巧的是，这段谈话正好被陈文派来探查消息的仆人给听去了。

陈文将这段对话重新“解释”一遍，就成了王纶和钱溥欲“主导”英宗遗诏。英宗驾崩当日，陈文就找英宗的托孤重臣、内阁大学士李贤告状。称王纶和钱溥欲私拟遗诏，以便让钱溥入阁顶替李贤。

这个“黑状”选择的时机非常精准，让李贤不敢不信。因为他没时间去查证王纶和钱溥具体要干啥，这两人真要是把遗诏弄出来了，就没有回转的机会了。所以李贤一边派人监控钱溥，一边找朱见深告状。

李贤告状就又上了一个档次，他称王纶和钱溥欲内外勾连谋权。

明朝自朱元璋开始，皇帝们就频繁的利用宦官来行使皇权并制衡外朝。所以皇帝们都特别怕一件事，内廷宦官背着皇帝勾连外朝官员。整个明季，宦官只要让皇帝有了这个判定，就只有死路一条。

出于对王纶的宠信以及对王纶和钱溥关系的了解，朱见深并没有完全相信李贤的说辞。但是皇权的敏感，还是让他心里对王纶、钱溥两人生出了隔阂。而浑然不觉的王纶，不仅未夹紧尾巴，还“作”了个大死。

英宗大殓，纶衰服袭貂，帝见而恶之。太监牛玉恐其轧己，因数纶罪，逐之去。溥谪知顺德县，雍浙江参政。

《明史·列传·卷五十六》

在英宗大殓期间，内外廷的文武官员、宦官宫女依制全部要身着缞服。王纶可能是因为怕冷（当时是正月），在缞服里面偷偷加了件貂裘。这事儿让即将被王纶顶替的司礼监掌印牛玉知道了，他立马通知李贤，并大张旗鼓的到处痛斥王纶的罪行（大不敬）。

就这样王纶在内廷打王纶的小报告，李贤在外朝组织人员弹劾钱溥，结交内侍以及教授不当等罪。最终舆论左右了朱见深的情绪，让他抛掉了对王纶最后的信任，下令抓捕王纶和钱溥治罪。

最终王纶被发配南京养老，钱溥也被赶出京师贬往顺德任知县。一对朝堂新星，就这么还未发光就泯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