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陈诚在军事检讨会上大骂汤恩伯四十万大军被日军击溃。会后，汤恩伯发牢骚说：“这个陈矮子，浙江人整浙江人，总有一天会整到他头上去。”

1944年6月，陕西商县，一场异常激烈的军事检讨会正在进行。豫中会战惨败，蒋介石派陈诚接替蒋鼎文，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主持会议并彻查原因。

会上，陈诚怒不可遏，指责汤恩伯、蒋鼎文指挥不当，致使数十万大军被日军击溃。汤恩伯面色难堪，坐在一旁，默不作声。

豫中会战的失败不仅导致郑州、洛阳等重镇失守，更令国民党军队士气大跌。四十万大军竟然被日军十二万兵力击溃，这样的结果实在难以让人接受。

陈诚一声怒斥：“四十万大军，战败如斯，军心涣散，指挥混乱，难道不该检讨？”他的话掷地有声，字字如刀。

汤恩伯心知自己难逃指责，但依旧满腹委屈。会议室内，其他将领也开始发言指责，许多人甚至站起来列举汤恩伯在战役中的种种失误。汤恩伯大汗淋漓，却仍不辩解。

会后，汤恩伯满腹怨气，抱怨道：“这个陈矮子，浙江人整浙江人，总有一天会整到他头上去！”

他对陈诚极为不满，认为这位新上任的司令在会议上不给自己留情面，丝毫不顾及过去的交情。

豫中会战中，蒋鼎文和汤恩伯本是第一战区的主要指挥官，却因矛盾重重，互不服气，各自为战。

汤恩伯长期以来在河南盘踞，横征暴敛，形成了自己的“中原王”势力，与蒋鼎文的矛盾也由此日益加深。

这种派系斗争导致整个指挥系统极度混乱，缺乏统一的战斗力。会战爆发后，两派部队互不配合，作战时基本“各自为战”。

而正是这种内部的分裂和不和，使得日军在会战初期便轻易突破防线，占领多个战略要地。

然而，汤恩伯在战前的战略部署也难辞其咎。他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和进攻意图，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日军向郑州发起进攻时，汤恩伯未能及时调动兵力防守，反而将大量主力布置在自己的“根据地”叶县周围，试图保全自己的势力范围。

当日军迅速推进时，汤恩伯的防线漏洞百出，毫无有效的抵抗，使得日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占领中原重镇。

汤恩伯这种重视“保全自己”的决策，也反映出他在军中积累的“避战自保”风格，进一步加剧了战败的局面。

汤恩伯在河南长期驻守，但他的统治却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深重灾难。豫中会战前几年，河南屡遭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蝗灾肆虐，民众苦不堪言。

然而，面对这种情况，汤恩伯不仅不施以援手，反而加重赋税，强行征粮。河南人民对他的积怨已久，甚至将他与水、旱、蝗并称为“河南四害”。

有民谣称：“水、旱、蝗、汤，苦煞中原百姓。”这反映了汤恩伯在河南的统治已经失去了民心，为国民党政府在中原地区的失势埋下了隐患。

而在豫中会战爆发时，军队内部的腐败和士气低落尤为严重。汤恩伯纵容部下腐败，军官克扣军饷，士兵训练不足，缺乏战斗力。

汤恩伯的“铁汉”形象最早来自南口战役，他通过媒体宣传，将自己塑造成“抗日铁汉”。虽然当时南口战役未获决定性胜利，但通过虚报战功，汤恩伯声名远扬。

南口一役后，汤恩伯成为军中炙手可热的抗日将领。可惜，这样的形象在豫中会战中彻底崩塌。豫中会战惨败后，人们对他的战斗力和指挥能力产生了质疑，“铁汉”之名不再。

汤恩伯与蒋介石关系深厚，正是这种关系使他在豫中会战后虽然饱受指责，但并未彻底失势。

汤恩伯通过对蒋的忠诚获得庇护，深知在国民党内部，只有牢牢抓住军权，才能在官场立足。

他一直保持对蒋介石的“绝对忠心”，对蒋言听计从，甚至在蒋与其他将领关系紧张时也坚定支持蒋的立场。

依靠这种忠诚，他始终维系着自己的地位，即便是在战场屡屡失利后，仍旧没有完全被排挤出权力核心。

然而，汤恩伯的军阀作风和权力斗争让他在豫中会战中备受诟病。

蒋介石的支持虽然让他地位稳固，但也使他成为各派系争斗的焦点。加上他在河南的横征暴敛，这些都为他在豫中会战中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在抗战时期，汤恩伯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勾结，通过走私和物资交换大发“国难财”。他与戴笠在日伪占领区进行非法交易，向敌人售卖物资，牟取暴利。

豫中会战惨败后，虽然汤恩伯遭受批评，但仍旧被蒋介石保留职位，甚至在战后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此后，他的军队调驻京沪地区，并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参与多场战斗。

然而，在解放战争中，汤恩伯指挥失当，屡次败北，逐渐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

在孟良崮战役中，他未能救援张灵甫，导致王牌74师全军覆没，这一失误让蒋介石对他的军事能力产生了怀疑。

然而在解放战争后期，陈仪计划起义，试图联合汤恩伯。然而汤恩伯为保全自己，将陈仪的计划出卖给蒋介石，导致陈仪被捕。

陈仪的遭遇在国民党内部引起极大非议，汤恩伯因此被视为“卖师求荣”的典型。此举不仅使他失去尊重，也让他的声誉跌至谷底。

随着解放战争的失败，汤恩伯逐渐被边缘化。退守台湾后，他被诊断出胃病，于1954年赴日本治疗，终在手术中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