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8日，衡阳沦陷。蒋介石怒火攻心，要杀人泄愤，他想起了丢失长沙的第四军军长张德能，要求严惩。虽有白崇禧、薛岳等大员求情，张德能还是被执行枪决。

1944年8月8日，衡阳沦陷！对蒋介石而言，这是南方战线的重大挫败，无法接受的耻辱！于是他急于找出战败的“替罪羊”，来为日军接连攻陷长沙和衡阳承担责任。

怀着怒火，蒋介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守长沙失利的第四军军长张德能。

他无法原谅张德能。尽管薛岳、白崇禧等将领多次上书求情，甚至指出长沙失守并非张德能一人之责，但蒋介石还是迅速下令将他处决，张德能成了这场败局的替罪羊。

张德能出生于广东开平一个华侨家庭，早年在东南亚生活，后来怀着满腔热血毅然回国从军。

1924年，张德能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加入了第四军“铁军”——这一支曾在北伐战争中战功赫赫的队伍。

他作战英勇，屡次负伤救人，最终获得军长张发奎的信任，年轻的张德能一路从排长升到团长，成为军中的骨干力量。

尤其是在前三次长沙会战中，张德能表现不凡，三度率部力保长沙不失，让日军的进攻屡屡折戟。

抗战中的他曾是“长沙城的守护者”，他的勇敢与坚毅深得部下敬佩。第四军的胜利并非偶然，薛岳的“天炉战法”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种“后退决战、争取外线”的战术以消耗敌方力量为目标，前三次长沙会战皆因此获胜。长沙成为了抗战的重要象征，更让国人感到自豪。

但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薛岳渐生轻敌之心，他认为“敌人再不敢攻长沙”。

于是，在1944年日军发动第四次长沙进攻前，即便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屡次提醒“敌人行动异样”，薛岳依然轻视，将指挥权留给张德能，自己撤往后方衡阳。

日军兵力愈加雄厚，第四次长沙会战的准备工作却因内部矛盾而混乱不堪。

张德能作为第四军军长，主张分兵守城，他认为长沙主城区和岳麓山需共同守备，以全面防守应对强敌。

然而赵子立持不同意见，认为敌人来势汹汹，应该把主力集中在岳麓山上，以确保守住长沙的制高点。

在薛岳临行前未明确的指挥关系下，赵子立和张德能争执不断，难以协调。这种指挥混乱为日军的进攻提供了可乘之机。

此外，张德能在治军方面的不足也暴露无遗。在日军进攻长沙前夕，第四军军纪涣散，有士兵赌博酿成防线松懈的局面。

当岳麓山要地被日军悄然接近时，守军竟未察觉，直接丢失阵地。这种种迹象表明，尽管张德能个人勇猛，但在部队纪律和战斗准备方面有所欠缺，为战斗的失利埋下了隐患。

1944年6月15日，日军对长沙发动全面进攻。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张德能所设防线迅速告急。

赵子立再次劝张德能将部队撤至湘江西岸，固守岳麓山，然而张德能犹豫未决。

直到城北阵地失守、城区兵力逐渐不支时，张德能终于决定放弃城区，全军转移到岳麓山防守。此时，战事已白热化，日军的围攻愈发猛烈，渡江成为了孤军自保的唯一出路。

然而，撤退中缺乏组织，渡江工具准备不充足，张德能未安排接应人员，造成了漫江尸体的惨状。

部分士兵溺水身亡，过江的士兵大多成了日军的靶子，伤亡惨重。张德能渡江后，又未能及时指挥，让逃出城区的部队失去了支援和秩序，最终溃不成军。

长沙失守后，衡阳再度沦陷。南方战线的接连败北让蒋介石怒火攻心，迫切需要一人承担责任，于是将目光锁定了张德能。

尽管赵子立同意撤退的命令，但在战后却矢口否认，蒋介石则顺水推舟，将长沙失守的罪责完全归于张德能。

此时蒋介石急于杀一儆百，以激励士气、平息众怨，张德能成了最佳的“替罪羊”。

张德能被关押期间，白崇禧、薛岳等人为其求情，希望蒋介石念在其抗战功勋，给予从轻处罚。

白崇禧与张德能都是国民党内的粤军将领，他认为张德能在前三次长沙会战中立有战功，此次失守非他一人之责。

薛岳则清楚长沙战局的复杂性，知道自己未充分准备，导致内部指挥混乱。两位将领也担心，蒋介石对张德能的处决会引发军中不满，进一步激化内部矛盾。

他们的求情意图不仅出于张德能的军功，更为了维护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然而，蒋介石铁了心要严惩，他认为长沙的失守动摇了国防信念，张德能不该留。

1944年，张德能被处决，终结了这位曾经的抗战名将的一生 临刑前，他平静地对身边人说：“无话可说。”

他的一生跌宕起伏，从北伐战功到长沙守城英雄，再到最终的替罪羊，“成也长沙，败也长沙”成了他生命的真实写照。

张德能的故事，至今仍被人提起，它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残酷，也让我们铭记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