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党潜伏在军统内部的“风筝”，即使收到告密，戴笠都不愿意相信他是共产党员，那么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瞒天过海的？

这个人叫李时雨，于1931年加入共产党。他很快就被分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打入东北“剿匪”司令部，获取张学良身边的有用信息。

那时的东北军已经撤到了西安，蒋介石给张学良的命令是围剿在陕北的红军，但张学良并不想打内战。这一情况被李时雨捕获并及时传给了中央。

很快，我党人员开始了与张学良的接触。西安事变发生前，周恩来与张学良曾有过会面。

西安事变发生后，李时雨离开了东北军前往了天津。因为他在东北军中有一定声望，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天津高院的检察官。

在这期间，他利用职权一直为共产党提供重要的情报，并不断与国民党一些重要成员接触，为他打入军统内部积累了重要的人脉关系。

可让李时雨没想到的是，他没等到与军统的人接触，反而是迎来了汪伪政权的拉拢。汪精卫希望他以国民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政府成立仪式。

这对于李时雨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一旦前往，他就会被打上汉奸的标签，他内心是不愿意的。

然而，中央却要求他趁机打入汪伪政权的内部，获取重要情报。于是，李时雨决然前往上海与汪精卫进行了见面。

汪精卫对李时雨的到来非常兴奋，毕竟李时雨是天津高等法院的院长，代表的是国民党重要官员。

在汪伪政权中，李时雨被任命为立法委员、上海保安司令部的秘书长以及军法处长，可谓是位高权重，却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在汪伪政权任职期间，李时雨察觉到周佛海是国民党派来的内奸。可他并没有拆穿，反而还与周佛海攀上了关系，两人彼此相互照应。

1945年，随着日本的投降，国民党政府也开始了对汪伪政权重要人员的清洗。而周佛海深受蒋介石信任，成为了主要的执行人。

李时雨因为早早与周佛海攀上了关系，不仅没有遭到清洗，反而还被周佛海任命为上海军法处副处长。这样一来，李时雨反而在国民党内部获得了更高的地位。

同年8月，军统特务余祥琴前来上海办事急需人手，李时雨全力支持，让余祥琴对他非常满意。

于是，余祥琴让李时雨加入了军统，并且还担任上海站第二站第二组的组长，成为了军统的核心人员之一。

然而，在李时雨刚加入军统不久，军法处处长沈维瀚就向戴笠告密，拆穿了李时雨是共产党地下党员的身份，让李时雨陷入了险境当中。

戴笠对此非常谨慎，他先派人对李时雨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这一调查，他就对沈维瀚非常不满了，认为是沈维瀚太小心眼、不顾大局。

原来，戴笠在看了李时雨的详细资料后就断定李时雨不可能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原因也很简单，从东北局到天津法院，李时雨一直都是国民党成员。

即使是李时雨担任汪伪政权高官期间，也一直都是周佛海的人。这样一个老资格的国民党成员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呢？

戴笠确定李时雨不是地下党员的另一原因是，沈维瀚与推荐李时雨加入军统的余祥琴有矛盾，两人之间也是针锋相对。

所以戴笠认为这是沈维瀚想利用他的手来打压余祥琴、剪除余祥琴的左臂右膀。

然而，在军统任职期间，李时雨所在的小组因为始终无法提供共产党的重要情报，也终于让李时雨遭受了怀疑。

这个时候的戴笠自身难保，自然也无暇关心李时雨的事。1946年3月，在李时雨多次向地下党传递国民党内部重要机密后，他还是被军统的人给抓捕了。

可军统也没有证据证明李时雨就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只能是用大刑逼供。但李时雨始终坚称他不是共产党员，军统只能将李时雨关押了3个月。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党地下人员利用关系把李时雨转移到了上海提篮桥监狱，案卷则送到了上海法院。

这是对李时雨的一种保护，只要他被判刑，就可以让军统的人放弃对他的调查，也不会再继续针对李时雨。

果不其然，在解放军进攻上海的时候，军统的人杀害了一大批共产党地下党员，可唯独把李时雨给忘了。

只能说李时雨伪装得太好，而共产党地下党员对他的保护也及时到位，得以让李时雨顺利地看到新中国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