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5日，国民党上将刘汝明的亲信陈玉书，在乘车去蚌埠时，强行冲过了警戒卡。刘峙大惊失色，派一营人包围了刘汝明的指挥部。 当天晚上，刘汝明兵团的55军副军长陈玉书，带着一排人乘车从前方返回蚌埠。蚌埠的警备工作，由李延年第六兵团的九十六军负责。 陈玉书一行在到了蚌埠附近的淮海大桥时，被九十六军的警戒部队拦住，说要检查人员身份。陈玉书大怒，带着手下强行冲了过去。 当时，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已逃到蚌埠，他得到消息后，怀疑西北军出身的刘汝明要搞事情，为了以防万一，派了一营士兵将第八兵团总部所在的面粉厂包围。 刘汝明兵团有六万多人，刘峙也不敢真的动手，第二天，见刘部没有异动后，刘峙带着李延年去找刘汝明。 刘峙、李延年试探一番后，见是虚惊一场，便离开了。两人走后，刘汝明冷笑着对亲信说：“刘峙这样胆小如鼠的人，是如何舔居总司令高位的。我若真要有问题，靠这监视的一个营能干什么。” 淮海战役打响后，刘汝明的第四绥靖区、李延年的第九绥靖区主力撤到了蚌埠，所部改编为第八、第六兵团。 刘峙为了便于指挥蚌埠的两个兵团，报请老蒋同意后，设立蚌埠指挥所。刘汝明和李延年都有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头衔，也都是绥靖区司令官、兵团司令，就职务而言相当，但刘汝明的资历明显高于李延年，且还是“中将加上将衔”。 按理说，这个指挥所主任由刘汝明兼任合适，但老蒋、刘峙都对刘汝明不信任，指挥所主任给了李延年。但实际上，李延年这个主任有名无实，他根本指挥不动刘汝明的部队。 为了策反刘汝明，解放军让不久前兵败被俘的孙良诚写了封劝说起义的信。孙良诚和刘汝明在西北军共事时，同属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交情匪浅。 刘汝明在给孙良诚的回信中，表示愿意就起义一事商议，但事关重大，需要孙良诚到蚌埠来面谈。 孙良诚借着刘汝明这封言不由衷的信，被解放军首长派去蚌埠。孙良诚临走时，原孙部的参议周镐、师长王清瀚为了促成起义，要陪同前往。 孙良诚婉拒说：“我和刘汝明是多年的老交情，他不会为难的，一个人去没有问题。” 孙良诚清楚刘汝明的顽固，见他在信中这么痛快的答应起义，便知道这是诱他去蚌埠把戏，孙良诚故作不知，其实就是趁机逃脱。 孙良诚对出卖周镐、王清瀚心感不安，在见到刘汝明时，让他向刘峙求情，保住这两人的性命。 周镐原是军统少将，后成为特别地下党，在孙良诚部以参议的身份，进行策反工作。孙良诚知道，若周镐被害，他的罪名可就大了，便恳求刘汝明说：“那就务必把周镐的性命保住，也好给我留个后路。” 第二天，孙良诚被刘汝明派人送去上海，周镐、王清瀚则被刘峙用飞机送去南京，由保密局审问。 随后，刘汝明派副参谋长李诚一去南京见保密局长毛人凤，询问能否将周镐保释出来。毛人凤勃然大怒，说：“怎么，连周镐你们都敢保？” 李诚一见势不妙，便说：“刘司令官只是问一下，主要还是保孙良诚。” 刘汝明在听了李诚一的回报后，和西北军老同事秦德纯、孙连仲等人联名向老蒋求情。老蒋犯不着为了一个孙良诚，和这帮杂牌将领交恶，便顺水推舟的给了孙良诚一个“中将参议”的虚职。 周镐、王清瀚在保密局的监狱受尽酷刑，但始终宁死不屈，没有吐露半点机密，不久后两人被枪杀于雨花台。 孙良诚在上海解放后，隐姓埋名，躲了起来。一天，周镐的遗孀在大街上发现了孙良诚，在跟踪确认其住所后，上报了军管会，军管会当即派人将孙良诚抓捕。孙良诚被抓后，送去战犯管理所改造，在两年后病死。 在淮海战役进入收尾阶段时，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通过广播，号召原西北军将领起义。刘汝明听了广播后，感慨的对亲信说：“冯夫人说的不无道理，比如何应钦、陈诚、顾祝同这帮家伙，对我们存歧视之心，属实让人心寒。不过，说起来，蒋总统对我还算不错，当年我的集团军总司令、中将加上将衔，就是他任命的，杂牌将领中，有几人像我这样。” 淮海战役后，刘汝明率部南逃，在解放军渡过长江后，他又跑去了福建。福建解放时，刘汝明带着一万多残部乘船去了台湾，刚到岸部队就被陈诚派兵强行缴械，打乱建制编入其他部队，一心保存实力的刘汝明，顷刻间成了光杆司令。 在历史抉择的关口，刘汝明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只得在台湾了却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