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21日，郭松龄起兵反奉，下令将拒绝参与的四个师长及三十多个军官枪决，经人劝阻后，这些人被送到了天津李景林处关押。 奉系击败直系入关后，兵力膨胀到近四十万，但真正属于张作霖基本盘的部队不到二十万。在郭松龄举兵讨伐前夕，他控制的部队七万余人，这是奉军中兵力最多，装备最精良的一个军团，整个奉系的重炮，近六成都在该军团。郭松龄虽是副军团长，但因张学良的信任和放手，实则掌握用人、训练、调动等大权。 直系的浙江督军孙传芳在积攒力量后，突然吹起反奉号角，奉系江苏军务督办杨宇霆、安徽军务督办姜登选相继败走，张宗昌率部南下，却在徐州被孙传芳军打得大败。 在孙传芳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冯玉祥的国民军又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张作霖一面派人向孙传芳示好，一面让郭松龄率部和直隶军务督办李景林、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联合，做好攻打国民军的准备。 此时，郭松龄已暗中和冯玉祥、李景林订立了“反奉三角联盟”，因此拒绝执行命令。张作霖看出不对劲，召郭松龄到奉天见面，说有要事相商。 郭松龄见势不妙，连夜乘火车返回滦州，并以“军团长张学良”的名义，下令军团各部向滦州集结。 到滦州的第二天中午，郭松龄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团以上军官全部参加。军官们进入会场后，发现郭松龄一身戎装杀气腾腾，四周都是持枪的卫兵。 在人到齐后，郭松龄当着一百多军官的面，宣读了讨伐张作霖的电文稿，念完后让众人签字。尽管大部分人都签了字，但还是有三十多人在压力之下拒绝签字，他们是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七师师长高维岳、第十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及这四个师的部分军官，这些人都是张学良一手提拔的，和郭松龄渊源较少。 郭松龄问裴春生：“裴师长为何不签字？” 裴春生背着手说：“我是个粗人，不会写字。” 说完，郭松龄一挥手，卫兵将不愿签字的赵恩臻等三十多人解除武装后带出去关押，其中赵恩臻等四个师长，被关在一个小房子内。 见留下的都是愿意“反奉”的，郭松龄心情显得好了很多，让亲信魏益三、刘伟、霁云等人牵头，讨论具体行动计划。 会议正开着时，突然有人进来汇报，说姜登选乘坐的火车到了滦州车站。郭松龄和姜登选向来不和，当即让亲信带人去车站把姜登选扣留，和赵恩臻等四个师长关在一起。 赵恩臻等人见到姜登选后大吃一惊，一边让座，一边问：“怎么督办也被关了？” 当晚，郭松龄派人将姜登选转押去了别处，四个师长面面相觑，替姜登选捏了把汗。 郭松龄将所部改编为五个军，刘伟、霁云、魏益三、范浦江、刘振东分任军长，邹作华为参谋长兼炮兵司令。 随后，郭松龄指挥七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山海关。临出发，郭松龄命人将姜登选枪杀。赵恩臻等被关押的三十多个军官，带着影响军心，留下也是不妥，郭松龄打算将他们也杀掉。 邹作华说：“他们虽不愿签字，但也没有其他过激的行为，不如送到天津李督办那里，让代为看管，等战事结束后，再决定如何处理。” 郭松龄让亲信张副官，带着一队士兵，将赵恩臻等人解送去天津。路上，赵恩臻等人向张副官询问姜登选的下落。 张副官说：“姜督办已被枪毙了，尸体就地掩埋在河套了。” 李景林并未为难赵恩臻等人，找了个大院子让他们住下。姜登选在奉系将领中，属于名声不错的，和李景林也有一定交情。李景林得知姜登选的死讯后，大为惊诧，去电郭松龄索要尸体。 郭松龄和李景林是反奉的盟友，虽不情愿但还是答应了。随后，李景林派人将姜登选的尸体运到天津收殓。 郭松龄的七万大军，官兵还都穿的单衣，不过他并不担心，因为提前订购的七万套棉军衣已做好，正在天津等待装运。按照郭松龄的估计，等占领山海关、锦州后，天津的棉衣也就到了。 张作霖这边，因兵力分散，短时间内难以集中，暂时能迎击郭军的，只有临时组建的张作相军团。张作相拼凑了五万余人，但无论是兵员素质还是装备水平，都差郭军甚多。 11月28日，郭军占领山海关，在休整数日后，继续攻击前进。张作相难以抵挡，不断率部后撤，郭军很顺利的占领了绥中、兴城、锦州等要地。 郭松龄在锦州召开军事会议，准备一鼓作气拿下奉天，将张作霖彻底解决。可就在这时，后方却出现问题了。 原来，国民军大举向天津开进，并拦截了李景林派去接收热河的部队。张作霖见有机可乘，马上派人代表去见李景林，表示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李景林自知不是国民军的对手，便重新加入奉系，和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合兵一处。 “反奉三角联盟”瓦解后，李景林扣下了郭军的七万套棉衣，并和郭军处于敌对状态。郭松龄见后方不稳，不得不让魏益处三带着二万余人留守山海关一线，这就犯了分兵之大忌。 起兵之初势如破竹的郭松龄，最终兵败巨流河，和妻子韩淑秀被俘后遭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