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2年，一宫女怀孕被发现，李太后怒极：“到底是哪个野男人？”说着便要乱棍将宫女打死，宫女不敢多言，只能哭泣着掏出一套首饰，太后一看转怒为喜：“快将他给哀家喊来！” 万历帝的皇后王氏，虽然出自名门，但她与万历的关系始终冷淡。 王后无子，宫中其他妃嫔也未能为万历生下子嗣，直到一名出身低微的宫女王恭妃怀孕。 在万历的母亲李太后的推动下，王恭妃被封为才人，随后顺利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 朱常洵的母亲郑贵妃在宫中快速晋升，最终封为皇贵妃。 她的地位大大超过了王恭妃。 许多朝臣认为，这种变动违背了封建礼法，特别是在王恭妃还生有长子的情况下。 有人传言，郑贵妃与万历之间有过金盒密约，这让许多人认为万历有意废长立三子的打算。 朝臣们的纷纷上疏，要求纠正这一违反礼法的行为，但万历并未做出明确回应。 由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的请示中，这封疏文虽然看似是为恭妃辩护，实则其根本诉求是要求明确立储问题。 姜应麟提出，郑贵妃的晋封与皇太子之立的顺序，违背了伦理。 姜应麟指出，皇帝第三子的出生并不能改变皇长子在血统，他建议通过册立皇长子为东宫来稳定政治局势。 万历皇帝对这封疏文反应激烈，认为姜应麟在质疑自己的皇权，最终下令将其贬往大同。 尽管姜应麟因此受罚，但实际上，他通过这一疏文成功地在立储问题上获得了明确回应“立储自有长幼”，万历皇帝当时未意识到这一点。 支持立储的意见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站出来请求立皇长子为太子。 然而，万历皇帝并不急于做出决定，他提出“皇长子年纪尚小”。 尽管如此，要求立储的声浪依然没有减弱，许多朝臣以“国本安定”为理由，继续上疏。 在几次言官上疏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指出，皇长子的年龄已不再适合拖延立储事宜。 甚至有人举出万历自己小时候的情况，指出他在六岁时便被立为太子。 万历开始感到愈发无奈。 万历皇帝最终宣布，在万历二十年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决定将会正式实施，并设定了具体的年限。 然而，朝中大臣对此依旧不信任。 工部主事张有德便提出了一个建议，即提前准备太子册立仪式的相关手续。 万历皇帝在怒不可遏的情况下下达了新的诏令，宣布由于大臣的再度干扰，立储的计划将推迟一年。 皇长子朱常洛已年过十岁，且尚未被册立为太子。 持正派的臣子们坚持认为，皇长子是继位的最佳人选，因此一再向皇帝建议安排他进行预教。 根据明代宫廷惯例，太子在册立后，会有一宫供其居住，并配备东宫官员来教育他。 尽管皇长子尚未被正式册立为太子，支持者们仍希望通过提前为他安排这些礼仪。 然而，反对者们认为，太子的身份不应当仅仅因为年龄与传统而提前确定。 于是，朝中出现了“待嫡”一说，主张皇帝应先确定嫡子，再考虑册立太子。 他们认为皇长子并非嫡子，这样一来，所有的皇子在继承顺序上便可平等竞争。 然而，朝廷中的其他大臣很快反驳了这一说法，指出尽管立嗣应考虑嫡长子优先 反对者们很快提出了“封三王”的新方案，通过平衡各个皇子的权力，打破皇长子在册立太子过程中的优势。 然而，王锡爵时任首辅，在得知这一提案背后的政治意图后，及时向万历皇帝报告，指出此举将对皇长子的册立构成直接威胁。 万历最终决定放弃这一提案。 皇长子的婚事也成了新的争议点。 到了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已经年满二十，而皇三子朱常洵也已十六，但两人依旧未婚。 在经过多年僵持后，万历终于同意了将皇长子册立为太子的提议，并于次年二月为他举行了婚礼。 实际上，皇帝心中的疏懒和顺应现状的倾向却也开始显现。 此时，郑贵妃明白，若太子即位后，她及其家族的处境将会极其危险。 为此，她们竭力推动废立太子的议论。 这一过程中，一件历史遗留事件被重新提起。 由于书籍中一些内容与太子立储的背景相联系，言官纷纷提出指责。 这一事件被部分人利用来攻击郑贵妃。 接着，围绕着“妖书”的争议，出现了一篇新文《续忧危竑议》。 这篇文章明确表示，太子虽然已被立，但立储的局面并不牢固。 这一言论的出现，引起了万历的极大愤怒，命令锦衣卫展开严密的搜捕行动。 锦衣卫不仅抓捕了与案件相关的人，还出现了不少冤枉的情况。 有的人借此机会陷害自己的对手，制造了更多的混乱。 此外，东厂开始插手案件，逮捕了多名嫌疑人。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但最终的真凶始终没有被找到。 正当局势日益紧张时，郑贵妃家族希望通过加速王皇后的死亡来实现权力的更替。 随着李太后去世，她的离世意味着最后一位阻碍郑贵妃家族行动的强大力量消失，接下来的年头里，郑贵妃的家族利用这一局势推动了历史上著名的“梃击一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