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警部队作为我国与解放军不同序列的武装力量，自从1982年重新组建后，经历了从副大军区级到大军区级的升格，成为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虽然其配备的武器装备、兵力规模不及解放军海陆空三军部队，但战斗力仍然不可小觑。

因此，武警部队的司令员和政委，通常都需要从全军的高级领导岗位中选拔优秀的将领来担任武警军政主官，领导武警部队，人选至少有在作战部队长期服役担任主官的经历，或者在其他重要岗位担任过主官。

比如武警第3任司令员周玉书将军，任前担任过解放军陆军24军军长；解放军第11任政委孙思敬上将，任前担任过军科院政委……

然而在武警部队历史上，有一人却很特殊，从未在其他单位当过负责人，却能当上武警主官，而且还是整个军旅生涯中唯一一次主官经历，他就是武警部队第6任政委张树田将军。

1939年10月出生于河南商丘梁园区的张树田，在他16岁参军时就进入了军校学习，在解放军南京军械技术学校就读了3年时间。

通常情况下，读了军校毕业后就会进入作战部队，至少也是排长，日后往往会往主官的道路上晋升，而对于张树田却是例外。

我们从张树田就读的军校名称就能看得出来，军械技术学校属于专业类军校，而非军事指挥类军校，已经决定了他很难在作战部队主官的岗位晋升任职，而且张树田从军校毕业后分配到部队时，也是在从事跟专业相关的业务，担任陆军某团军械修理所技师，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一干就是6年时间。

本以为，张树田能一直在军械的岗位上成长为拥有高超技术的高级技工，没想到后来的军旅经历却完全打破了认知。

从1964年调任团政治处干事之后，张树田就彻底离开了原来的军械后勤岗位，竟然走上了和专业不相符的政工岗位，伴随往后整个军旅人生，一步步从陆军师政治处干事，晋升为沈阳军区政治部干事、总政治部干事、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直到1992年12月才卸任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在政工岗位服役长达28年时间。

可以看出，张树田的前28年军旅之路，似乎很平稳，也很平凡，并没有多少传奇的经历。

不过，对于张树田来说，长时间的平凡紧接着就是不平凡。

他的这个不平凡，便是武警部队政委的职务。

1992年12月，张树田从解放军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的岗位上直升为副大军区级的武警部队政委，这是他服役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当主官，开创了武警主官从四总部将领中选拔的先例，等到下一位从四总部调任武警主官的将军，已经是18年后的2010年，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助理许耀元将军升任为武警政委。

本来张树田在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任职期间已经晋升为陆军少将，成为1988年恢复军衔制后我军第一批被授将官衔的将军之一，当他来到武警部队任职之后，属于跨军种任职，只能先改授武警少将警衔，鉴于彼时武警部队属于副大军区级单位，没多久张树田又升为武警中将警衔。

晋升中将、首次当主官，这应当是张树田将军的高光时刻。

谁知，中途却出现了一个难以挽回的插曲，那便是1996年2月发生的李沛瑶遇害案，武警北京总队的一名执勤战士张金龙利用执勤之机，闯入警卫目标的家里盗窃，并残忍杀害了我国知名的民主党派领袖李沛瑶。

出现了这事，凶手张金龙自然难逃法律惩处，但作为武警部队的主官，肯定也负有责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张树田政委和巴忠倓司令同时被免职。

不同的是，巴忠倓司令被退役，彻底退出了军事领导岗位，而张树田虽然退出了武警领导岗位，但又平调转到兰州军区担任副政委。

唯一的遗憾，就是张树田没能在武警政委的岗位上晋升武警上将警衔，因为就在他卸任的当年底，武警部队从副大军区级升格为与海陆空三军平级的大军区级单位。

但张树田没有机会晋升武警上将，并不意味着他不能晋升解放军上将。

毕竟，张树田卸任武警主官时才57岁，还算年轻，所以，他在兰州军区当了2年的副政委之后，又回到了“娘家”——总政治部任职，升任为大军区级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并兼任军纪委书记，于61岁时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一直到大军区级上将最高服役年限而退役，过完了50年的军旅人生。

按照惯例，大军区级上将到龄卸任后，要么完全过上退休生活，要么会在人大或者政协机关任职，可张树田卸任后还担任了两年正部级的中纪委副书记，这是因为在他退役之前作为军纪委书记曾被选到中纪委的领导班子中当副书记，由于军中服役年限已到，只能先卸任军职，但党务系统的中纪委职务是五年一届，只能往后延2年至2007年届满卸任所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