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分为两个主战场，一个是在东亚抵抗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在欧洲抵抗德国法西斯，波及面最广、伤亡人数最大、参战国家最多。
其中在东亚战场，中国是主战国，强力牵制了日本的兵力，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一战，主战场处在欧洲地区，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对决德国，表面上看，战火似乎并没有烧到美洲、东亚等世界大部分地区，但很多国家也同样被卷入了其中，尤其是中国，远离主战场，却成了参战国。
那我们不禁要问了，中国参加一战究竟是谁领导的？整个决策参战过程又是怎样的？
毕竟一战发生在1914年-1918年，彼时我国刚摆脱了清朝腐朽统治，推翻了上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也不过两三年时间，国家仍处于西方列强横行、社会百废待兴、军阀割据自治的混乱时代，按理说我们没有国力、没有精力、没有财力去卷入这场帝国主义战争。
可事实是，我们却公开跟德国断交，对德国宣战。
中国之所以要走这一步，既有内部的政治纷争，也有西方势力的唆使。
时间回到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普林西普突然向视察萨拉热窝的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和王储妃开枪，导致奥匈帝国在一个月后对塞尔维亚宣战，一举掀翻了巴尔干半岛这一欧洲火药桶，形成了以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等同盟国为一方，以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协约国为一方的对战双方。
由于德国在19世纪末期跟英美法等列强一起侵略中国，并在山东享有一定的特权，甚至还驻扎有五千兵力，为了避免战火烧到中国本土，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很快在8月6日发表了中立宣言，并公布24款“局外中立条规”。
这就说明了中国在一战开打前期，是严守中立政策的，不想搅和到列强之争中去。
不过，我国的中立政策并没有坚持到一个月，态度就发生了大逆转。
日本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就在我国发布中立宣言的第二天，日本就以英国和日本是同盟关系为幌子宣布对德国宣战，只是属于口头上的参战，因为日本并没有派出一兵一卒远赴欧洲，而是把兵力瞄准了中国，准确地说应该是山东，这是德国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方。
一来，山东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只有区区5000德军驻扎，在德国在欧洲地区打的热火朝天的背景下，已无暇顾及东方利益，日本很容易进攻；二来，日本要是进攻山东地区的德军，出于削弱德国的共识，还能得到英国等协约国的默许；三来，出兵攻击在鲁德军，可报1895年德国伙同沙俄、法国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的一箭之仇；四来，只要日本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就相当于在中国的中间撕开了一个口子，可形成更有利的侵华环境。
不得不说，日本的小九九很险恶，更是恶毒。
眼瞅着日本正在觊觎我国山东的地盘，袁世凯领导的中国北洋政府就不得不改变策略，防止日本夺我山东青岛等地。
于是，就按照“敌动我动”的原则，在宣布中立宣言的当月底，我国瞬间放弃了中立原则；袁世凯赶在了日本侵略山东之前，紧急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商议，希望出兵5万人和英国一起赶走德国驻鲁大军，收复青岛，这是我国第一次申请参加一战。
此时北洋政府的目的是想把英国牵扯进来当挡箭牌，来威慑日本夺取青岛的野心。
遗憾的是，在日本的强烈反对下，英国对比中日实力，终究还是对日本妥协了，没有同意中国出兵的提议，默认日本侵略青岛；英国的考量是在未来对德国作战中，还需要日本提供战争帮助，如果为了中国收复青岛而得罪日本，根本不划算，就这样中国的主权被英日给出卖了。
过了一年时间，中国第二次提出了参战请求，目的是为了能参加战后和平会议，借机废除德国在华的不平等条约，从而收回山东主权。
在1915年11月6日，我国北洋政府还专门通知英国，如果能得到英、法、俄三个协约国的邀请，中国就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国作战。当时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正处于作战僵持阶段，都需要外援，只要中国参战，那么德国在华势力就得退出，还能为欧洲战场提供物资援助。
然而，我国第二次参战请求，英法俄是同意了，还是卡在了日本这一方。
究其原因，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一句话说就是：“日本不愿中国加入协约国，这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日本情愿希望欧战拖延得越久越好，这样才能确保中国陷于任其宰割的状态。”
就这样中国参加一战的请求再次破灭。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17年，同盟国和协约国攻守易势，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开始进入防御阶段，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
日本看清了战场情势的变化，也开始见风使舵，从反对中国参战到唆使中国参战。
一战进入最后阶段，德国败局已定，在美英法俄等列强都支持中国参战的情况下，日本再阻止就不合群，于是就跟西方列强谈判，以放手中国参战来换取列强在战后和和平峰会上对日本取代德国在鲁特权的确认，并签署了秘密协议。
一时间，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日本寺内正毅首相的亲信西原龟三等人马纷纷劝说中国参战，想让中国搭上“战胜国”的最后一趟列车，来抓住千载难逢的翻身机会。
表面上看，西方还挺照顾中国，实际上，这都是西方列强给中国画的大饼。
可新掌权的段祺瑞政府就是愿意“吃”这个大饼。
这个时候，我国的政局已然发生了变化。
掌管中国大权的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病亡后，手握兵权的段祺瑞恢复了国会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推举民国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大总统一职，以中国国家元首的身份入主总统府，而段祺瑞则担任国务总理，以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入主国务院。
按照临时约法规定，段祺瑞担任的国务总理掌握实权，黎元洪担任的大总统只是虚职元首。
段祺瑞作为亲日派势力，当日本点头让中国参加一战后，他当然得按照日本的旨意走。
于是就在1917年2月德国为了迫使英国退出战争，发布“无限制潜水艇战”封锁国际公海的政策之后，段祺瑞领导的民国政府就立即表示抗议，甚至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了对德绝交案，这一步让黎元洪大总统坐不住了。
在黎元洪看来，对德断交就是交战的前奏，而无论是对外交战，还是对外媾和都属于大总统职权，段祺瑞身为国务总理显然越权了。
最关键的是，黎元洪看清了段祺瑞着急宣战的真正企图，即：以参战之名，行扩大自己势力之实，并且通过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从而实现稳定政局，保障其统治地位。
势单力薄的黎元洪怎能坐看政治对手的段祺瑞实现其图谋，于是就不给内阁政府通过的对德绝交案文件盖章，这一矛盾成为民国总统府和国务院争议的一部分，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府院之争”。
鉴于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相互牵制，黎元洪不松口，段祺瑞没办法，无奈撂挑子，出走天津，引发了一场短暂的宪政危机。迫于压力，黎元洪大总统只能请江苏督军冯国璋出面，才把段祺瑞劝回，不情愿地在内阁政府通过的对德绝交案文件上盖了章。
然后对德绝交案被提交到了民国参众两院审议表决，3月10日众议院以331票对87票获得通过；3月11日参议院以158票对35票获得通过。
最终在3天后的1917年3月1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正式照会德国驻华公使颜惠庆，宣布对德断交，勒令其立即回国，并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至此，德国从1898年侵占胶州湾后在中国发展的势力，彻底烟消云散。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断交是断交，参战是参战。
完成了断交议程，接下来府院之间就参战议程还得进行一波争执，对象还是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
本来有了“对德绝交案”顺利通过的铺垫，在向国会提交“对德参战案”时，也能顺利通过的。
可段祺瑞偏偏画蛇添足，他怕还黎元洪大总统不同意，或者国会参众议员不支持参战案，竟然在投票表决前后，私下组织流氓、乞丐等人扮演“公民代表”组成“公民团”等团体打着支持参战的旗号走上街头请愿，甚至一度冲入国会现场，导致投票流产。
在被查清内幕后，引发了舆论哗然，段祺瑞内阁的多位阁员辞职，包括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海军总长程璧光等人，导致段祺瑞领导的内阁基本垮台，国会的参众议员以内阁组织残缺不全，参战案无效为由拒绝审议投票。
此时，段祺瑞还想补救的，期待能立即选拔部分立场亲近自己的人进入内阁，重新起草对德参战案，可老对手黎元洪却“趁你病要你命”，借段祺瑞受挫想要扳倒他，于是就以“内阁长期空缺”为由，罢免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引发了他第二次出走天津。
段祺瑞也是个不好惹的主，怎能坐视自己下台？
于是段祺瑞就暗中联络各省督军起来反抗黎元洪，并以各省独立相要挟，甚至扬言讨伐黎元洪。
黎元洪一看，事闹大了，就轻信了“辫帅”张勋的调停建议，希望张勋能调解府院之争，可张勋是另有图谋，竟然趁着调停，上演了一出复辟的丑剧，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帝又一次坐上了皇帝宝座。
“张勋复辟”事件，成功逼急了段祺瑞，直接率兵讨逆，恢复了共和。
闯下大祸的黎元洪再也没脸面当大总统了，只能引咎辞职，江苏督军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一职，而段祺瑞官复原职，笑到了最后。
鉴于冯国璋和段祺瑞之间的同袍关系，府院之争实际上就不存在了，为参战案顺利通过打下了基础。
最终，在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主导的民国政府正式对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宣战，并加入协约国集团，赶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班车，一年后的1918年11月11日法军统帅斐迪南·福煦代表协约国与德国代表在法国东北部的贡比涅森林雷道车站的福煦车厢里签订了《协约国对德停战协定》，标志则一战正式结束，同盟国集团的德国等国最终落败，中国也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成为了战胜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