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为了稳固皇权统治基础、化解宗室内部矛盾，乾隆帝‘平反’了当年顺治帝钦定的‘多尔衮谋逆案’，恢复了多尔衮曾被剥夺一百多年的身后尊崇和封典，并将一度入继多尔衮为嗣子的多铎第五子、多罗贝勒多尔博及其后裔子孙重新入继给多尔衮为嗣子嗣孙；已经去世的多尔博及其子苏尔发、孙塞勒、曾孙功宜布、玄孙如松皆追封为和硕睿亲王。

虽然已经重新入继名义上的六世祖多尔衮为嗣孙、并复封为和硕睿亲王，但新出炉的睿亲王淳颖却没能搬到多尔衮当年位于皇城内、南池子大街旁那座气势磅礴的‘摄政王府’中去居住；这是因为，当年的‘摄政王府’（睿亲王府）早在多尔衮去世、多尔博被勒令革爵归宗后的顺治年间，就已经被废弃不用了。

而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又在已经废弃多年的睿亲王府旧址北半部兴建了玛哈噶喇庙，以供奉玛哈噶喇金佛（旧址南半部改为了缎匹库），这座府邸就更变得面目全非。

不久前的乾隆四十年（1755年），乾隆帝还一度下诏扩建玛哈噶喇庙，并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钦赐玛哈噶喇庙汉名为‘普度寺’（普渡寺）。

既然祖宗的旧府都已经成为皇帝亲赐名称的‘普度寺’了，那淳颖怎么好意思得了便宜还卖乖，舔着脸继续去向乾隆帝索要这处‘祖产’呢；因此，晋封睿亲王后的淳颖就将所居住的祖宅——以前的‘饶余郡王府’、曾经的‘和硕贝勒府’、一度的‘信郡王新府’（如松袭爵时）、不久前的‘辅国公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扩张，加盖了东西翼楼、银安殿、神库、宗祠、戏台、花园、马厩等建筑；全府共有房屋五百多间，使之完全符合了‘亲王府’的礼仪规制。

承袭了睿亲王王爵后，在乾隆帝的看顾和提携下，淳颖先后出任了正黄旗汉军都统、镶红旗满洲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总理正红旗觉罗学（贵族学校）、总管理藩院事务、御前大臣、宗人府左宗正、右宗正、宗人令、玉牒馆副总裁等等要职，可算是当时的宗室诸王中，最受乾隆帝重用和信任的近臣之一了。

对乾隆帝给予自己的莫大恩德，淳颖感激涕零、时刻铭记在心，因此在办差效命之时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以为对乾隆帝的报答；此外，淳颖在给自己的九个儿子取名时，在名字中都加了一个‘恩’字，以此来感念对乾隆帝的‘所沐之恩’。

嘉庆五年（1800）十一月初七，复封后的第一代睿亲王淳颖因病薨逝，年四十岁，朝廷赐谥号‘恭’；其嫡妻富察氏所出的嫡长子宝恩于嘉庆六年（1801）袭爵，为（复封后的）第二代睿亲王。

但宝恩实在是福薄，没能承受住如此显贵的命格运程，就在袭爵之后不到两年，嘉庆七年（1802）年中，虚岁二十六的宝恩就患病去世了，生前也没能诞育子嗣；朝廷赐其谥号为‘慎’。

因为宝恩无嗣而亡，而睿亲王王爵是‘世袭罔替’，所以嘉庆帝在宝恩去世后，选择了他的同母弟、睿恭亲王淳颖第四子（嫡次子）端恩承袭王爵，为（复封后的）第三代睿亲王。继承同母长兄宝恩所留下来的王爵之时，端恩仅仅只有十五岁。

睿恭亲王淳颖一共是九个儿子，除了先后袭爵的宝恩、端恩这两个嫡子外，他的庶长子禧恩也算是比较有才干、有能力、公忠体国，极得皇帝的信任；在嘉庆、道光、咸丰三朝中，禧恩称得上‘位高权重、简在帝心’，是当时有名的宗室大臣。

禧恩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是睿恭亲王淳颖的次子（庶长子），其母是淳颖的侧福晋李佳氏；其长兄就是淳颖的嫡长子、后来的睿慎亲王宝恩；四弟则是继承宝恩所遗王爵的淳颖嫡次子端恩。

嘉庆十年（1805年），禧恩晋升为御前侍卫（皇帝贴身保镖），又兼副都统、銮仪使、上驷院卿等职。不久后，禧恩由武转文，转任了奉宸院卿，再升迁为内阁学士，这就进入了朝廷的最高层。

嘉庆十八年（1813年），禧恩再擢升为理籓院侍郎；嘉庆二十年（1815年），被嘉庆帝授予内务府大臣，再调任为户部侍郎；经历过十多年的官场历练后，凭借着自己的办差能力，禧恩已经算当时的宗室成员中，较为优秀的人才了。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庆帝在当年的‘木兰秋狝’中突然驾崩于避暑山庄；仓促之间，随驾的诸王公大臣和皇子们都找不到嘉庆帝随身所带的‘秘密立储谕旨’。关键时刻，以总管内务府大臣身份随扈嘉庆帝来到避暑山庄的的禧恩第一个主动站出来，力挺有着‘定乱功勋’的嘉庆帝皇次子、智亲王绵宁继位（绵宁此时也随驾在避暑山庄内）。

当时，面对禧恩的（以智亲王继位）主动提议，随驾在嘉庆帝身边的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人均十分犹豫，不敢答应，也不敢否决；禧恩见状继续抗争，但众人左右为难，一直不能定夺。

因为嘉庆帝是第一个不在京师（北京）去世的皇帝（入关后），所以他突然驾崩于避暑山庄后，随扈的诸王公大臣们无法第一时间从京师的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取出传位鐍匣，按照嘉庆帝事先选定好的人选拥立新君。

于是随驾大臣们一边仔细搜索嘉庆帝身边的遗物，一边火速派出信使赶往京师，奏报留京的皇后钮钴禄氏及诸王公大臣，请求他们立即开启传位鐍匣，公布新君的人选。

顺利继位后的道光帝，对当初在形势不明力挺自己继位的禧恩感激万分，由此十分信任和重用禧恩，对其大加提拔、宠信，先后授予其御前大臣行走、领侍卫内大臣上行走等官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嘉庆帝驾崩后，确定新君人选时犹犹豫豫、瞻前顾后的托津、戴均元等人，则很快被道光帝罢黜官职，贬出朝廷中枢）。

道光二年（1822年），禧恩被擢升为理藩院尚书；道光六年（1826年）再调任户部尚书。道光八年（1828年），禧恩被加授太子少保衔，署理吏部尚书。道光九年（1829年），道光帝回盛京（沈阳）祭祀关外三陵，禧恩依旧随扈在侧。

道光帝在盛京祭祀先祖时，特别提及睿亲王多尔衮当年‘数定大勋’之功，因此加恩其后裔，赐予了随扈的禧恩‘赏戴双眼花翎’荣誉（这就是道光帝对禧恩的青睐和感恩了，要不然他在加恩多尔衮后裔时，直接给现任的睿亲王、禧恩的侄子仁寿赏赐即可，何必多此一举呢）。

道光十二年（1832年），禧恩督师平定了湖南江华的瑶族人民起义，道光帝以其“奏功迅速”，所以额外加恩，授其‘赏戴三眼花翎’的资格，再晋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这是道光帝在继续报答禧恩当年力挺自己继位的‘拥立之功’。

顶戴花翎，是清朝时期所特有的一种服饰制度，用以彰显有功之臣身份、明辨地位尊荣，兼具激励军功的作用。自清初开始，历代清朝皇帝都严格规定了花翎的‘赐予、佩戴、礼制’制度，明令有资格佩戴花翎的官员和贵族们既不能不分场合乱戴，也不能随意地不戴，必须按照朝廷制度，循规蹈矩照章佩戴。

如果原先有资格佩戴花翎者肆意妄行，随意对待的话，必将严惩；过失轻的降职或革职留任，大过失者将被罚拔去花翎，也就是失去佩戴资格。而被拔去花翎，在清朝是非同一般的严重处罚，几乎可以视同为身败名裂了。

花翎的主体材质是蓝孔雀的羽毛，按照其羽毛上的圆形环状图案，可以分为单眼、双眼、三眼花翎，其中以三眼花翎最为尊贵。而这几种翎羽，各自的（有资格）佩戴人群被十分严格地划分区别，设置了资格限制；不在佩戴资格之内者，除非皇帝特恩赏赐，否则绝不允许妄戴。

各种花翎的具体佩戴资格人群划分是——————

单眼花翎：五品以上的内大臣；前锋营、护军营中出身于上三旗（仅限满洲镶黄、正黄、正白三旗；蒙古、汉军上三旗人员不在其内）的各旗统领、参领；外任的各省巡抚如果兼本省提督者，可以佩戴；御前一二三等侍卫，在值守时可以佩戴（调任或荣休者，退出配戴资格）；对西北边疆作战时，派驻当地的各大臣可以佩戴，战事结束或者调任、降职，退出佩戴资格；各亲王府长史、王府一等侍卫，在任职时可以佩戴，退休或者调任、降职，退出佩戴资格。

双眼花翎：宗室成年男性中，获得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爵位者，以及和硕额驸（皇帝的嫔妃所生女儿的丈夫）有资格佩戴；各内外藩蒙古、西藏、回部藩属中，获得镇国公、辅国公爵位的高级贵族，有资格佩戴。

三眼花翎：宗室成年男性中，获得固山贝子爵位者，以及固伦额驸（皇后所生的女儿，或者因皇帝特别宠爱、特封固伦公主头衔的皇女之丈夫），有资格佩戴。而在乾隆朝之前，整个清朝宗室及外藩高级贵族中，只有这两种身份的人有资格佩戴三眼花翎。

乾隆帝在位中期时，宗室成员、时任顺承勤郡王泰斐英阿因担任了前锋营的统领，所以特地向皇祖（族祖）乾隆帝乞求予以自己佩戴花翎的资格。对族孙的这个要求，起初乾隆帝觉得有些好笑，于是拒绝说：

“花翎是贝子戴的，你一个郡王，地位尊贵，如果屈尊戴了，岂不是扰乱国家制度？”

当时，乾隆帝的第一心腹宠臣——领班军机大臣、保和殿大学士傅恒得知此事后，便代其向乾隆帝求赐，并解释说：

“郡王年幼爱美，故而想戴花翎以壮己声威，显示华贵；且郡王已经担任了前锋营统领，按制度是可以佩戴的。”

傅恒都亲自出面来为顺承勤郡王求赐花翎了，乾隆帝也不好驳其面子，于是同意了泰斐英阿的请求，赐予他可以额外佩戴三眼花翎的资格。但为了平衡朝廷制度，乾隆帝同时又赐给泰斐英阿的同辈族兄弟、自己的皇孙绵恩额外佩戴三眼花翎的资格，还特别解释说：

“孙儿们年幼，以此为美观可也，但不为经制。”

为什么爵位较低的固山贝子有资格佩戴三眼花翎，而高等级的多罗郡王反而不能佩戴呢？这是因为——花翎是“臣子之冠冕”，皇室中的亲王、郡王、贝勒都是皇族中的高级成员，获此三种爵位的一般都是皇子、皇弟，如果和臣子们一样去佩戴花翎，不免有“纡尊”之嫌。

而固山贝子，差不多是近支宗室中最低的爵位了。自康熙朝后，皇子、皇弟中封爵为贝子（以下）者几乎没有（有倒是还有，但不多，也就是康熙帝的几个小儿子后来被封为了贝子或镇国公），有资格佩戴花翎中最高级的三眼花翎，勉强也算是一种尊荣了。这就是为什么清朝高级皇族成员在乾隆朝之前，基本不佩戴三眼花翎的原因。

但自从乾隆帝开了皇室高级成员额外佩戴三眼花翎的先例以后，就逐渐有更多的亲王、郡王、贝勒获得这种荣誉资格，开始佩戴三眼花翎了。

而即使是清朝前期的固山贝子、固伦额驸，和中后期的亲王、郡王、贝勒，也仅仅只是“有资格”佩戴三眼花翎，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条件上的限制。以上人等在获得了佩戴资格后，还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证明自己确实有这个资格，才能照制度佩戴。

相关考试的内容为骑射技艺及国语（满语）书写、翻译。当然，在清中期以后，这种针对宗室成员的考核就没有之前那么严格了，一般获得资格者，就可以随意地佩戴了。

在整个清朝二百六十八年（从入关时开始计算）的统治时间内，除了有资格佩戴三眼花翎的高级皇室成员外，因功勋特别卓著、被皇帝赐予额外佩戴三眼花翎这无上荣耀的臣子，满打满算也只有七个人，禧恩就是其中之一，可见其在当时的朝堂地位之高和沐浴皇恩之厚（另外六个获得额外佩戴资格的人是傅恒、福康安、和琳、长龄、李鸿章、徐桐）。

从道光十二年（1832年）得赐佩戴三眼花翎、晋封不入八分辅国公后，禧恩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地又经历了二十年，期间有过低谷，也有过起复。

他曾因办理道光帝孝慎成皇后丧仪之时违制，被褫夺了御前大臣、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等职，后来又复授为理籓院尚书。而因相度道光帝的‘龙泉峪万年吉地’有功，禧恩再加授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署礼部、户部事。

不久后，因管理奉宸苑时南苑牲畜不蕃、废弛疏懈之事，又兼员司积弊现状，禧恩被道光帝尽罢诸兼职，降为了内阁学士，随即再署理盛京将军、理籓院侍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禧恩以老病而解职，在六十二岁时致仕了。

但致仕后的禧恩却被道光帝以在盛京将军任内时，失察关内民人越界垦地，疏于防范，被削去不入八分辅国公爵位，降为二等辅国将军（这一下子回到解放前了，可见伴君如伴虎啊，即使禧恩有拥立大功在身，也抵不过皇帝的乾纲独断、驾驭臣下之心）。

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帝驾崩，继位的咸丰帝再度启用了禧恩，起复其为署理马兰镇总兵、密云副都统；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帝召禧恩回朝，授予其户部侍郎一职。咸丰二年（1852年），禧恩再擢升为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籓院事。

但这个时候的禧恩已经老迈、不堪驱使办差了；就在出任协办大学士之后不久，禧恩便病卒于家，年六十九岁；咸丰帝追赠他为太子太保，赐谥号‘文庄’。

睿亲王复爵之后的小宗一系‘名人’禧恩的故事就讲完了，下一篇文章将回到睿亲王大宗一脉的人物轶事上来，继续为大家讲述‘睿亲王世系传承’中的那些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