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09年11月6日，北魏皇帝拓跋珪被自己的儿子弑杀，一代雄主就此下线，虽然发生了宫廷政变，但规模不大，危害很小，对北魏影响不大。北魏进入了巩固发展时期，尤其到拓跋焘在位时期，扫除了十六国的分裂割据局面，统一了北方。从此北方进入了北朝时期，并与南方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北方的统一
拓跋珪死后，长子拓跋嗣继位，在位十五年就去世了，其子拓跋焘继位，这就是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期，北魏开始了统一北方的战争。
拓跋焘，一名佛貍，自幼聪明，胸怀大度，是北魏一位杰出的君主。
拓跋焘即位后，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改革税收制度，将土地分配给贫困者，安置流民，并让大量汉人参与政治事务。这些举措旨在加速北魏的封建化进程，加强与中原地主的联系，以此稳定社会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
这些政策使得北魏的国力不断增强，为其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在十六国的后期，北方正经历着动荡不安的局面。随着拓跋焘的即位，北魏的实力日益增强。与此同时，南方的东晋已经被刘裕建立的刘宋王朝所取代。
北方地区则被西秦、夏、北燕、北凉等割据政权分裂和相互争斗所困扰。此外，北魏的北部边境还面临着柔然的频繁南下侵扰。
拓跋焘即位后，就把平定北方提上了议程，但对于先取何方，朝廷内部一直争论不休。
始光三年（426年）时，西秦的首领乞伏炽磐派遣使者前来北魏，请求共同讨伐夏国。北魏的朝廷中对此意见不一：有的大臣建议先攻打柔然以稳固后方，有的则认为应先攻北燕。
来自北方士族的崔浩认为，夏国的领土不过千里，加上其君王苛政暴虐，民众怨声载道，因此先攻打夏国将更为有利。拓跋焘对此犹豫不决。
然而，到了九月，拓跋焘得知夏国的统治者赫连勃勃已去世，其子赫连昌继位，政局不稳，便决定优先进攻夏国。
夏国位于关中，建立者为赫连勃勃，属匈奴族铁弗部，其父刘卫辰就是拓跋部的死敌。赫连勃勃起初依附于后秦姚兴，后自立，攻取长安后，占有关中，随即称帝，以统万为都城（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
由于赫连勃勃性情残暴，常常滥杀无辜，导致国内民众对他怨声载道，夏国国势因此大大削弱。北魏选择首先征讨夏国，实际上是明智之举。拓跋焘率领大军分为两路，一路进攻长安，另一路攻打统万。
到了这一年的九月，拓跋焘派遣司空奚斤等率领军队迅速袭击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直指长安。
十月，拓跋焘自率主力进攻统万城。十一月，奚斤这一路军还没有到达蒲坂，夏国守将赫连乙升立即弃城西逃长安。
奚斤轻取蒲坂后，兵至长安，夏国长安守将赫连昌的弟弟赫连助兴与赫连乙升等弃长安西奔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北）。
十二月，奚斤成功占领长安。然而，拓跋焘在进攻统万城时，由于城 池过于坚固，未能攻下，只是掠夺了十余万头牛马和一万多户居民后撤退。
始光四年（427年）正月，赫连昌对北魏发起反击，派其弟赫连定进攻长安，与魏国守将奚斤对峙。
得知消息后，拓跋焘汲取上次的经验教训，制造了大量攻城器械，再次征讨夏国。他一方面加强长安的防御，另一方面对统万城展开大规模攻势。
四月，命司徒长孙翰等率三万骑兵为前驱，常山王拓跋素等率步兵三万为后继，南阳王拓跋伏真等率步兵三万负责攻城器械，将军贺多罗领精兵三千为前锋，担任搜索之务。
五月，拓跋焘亲自从平城出发向西进军。
六月初，他率领两万轻骑兵迅速抵达统万城下。此时，夏主赫连昌坚守城池，不主动出战，希望长安的赫连定能前来增援，以便实现内外夹攻的计划。
为了诱使敌军出战，拓跋焘先是假装退却，示弱引敌，并派士兵假装投降，谎称魏军粮草将尽，兵力不足。赫连昌信以为真，遂开城出战，以三万步骑与魏军展开激战。
拓跋焘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亲自到战场督战，尽管在战斗中马匹倒地、自己受伤，他仍然沉着指挥。这时，东南风突然刮起，飞沙直扑魏军阵地。有人建议暂时撤军以避风沙，但大臣崔浩坚决反对，指出今天是决胜的关键时刻，并建议分兵进行夹击。
拓跋焘采纳了崔浩的计策，分兵两侧，夹击夏军。结果，夏兵大败，赫连昌带数百骑逃往上邽（今甘肃天水市）。拓跋焘率军入统万，掠获无数牲畜珍宝。进攻长安的赫连定听到统万为魏军所破，也忙退军到上邽。
公元428年2月，魏军追击至上邽，夏主赫连昌遭遇伏击被俘。赫连定则整合夏国残余部队撤退至平凉（今甘肃平凉市西），在那里宣布称帝。不久之后，他成功击退魏军并奇袭长安。
与此同时，北魏北部的柔然部族频频南下，造成严重骚扰，迫使拓跋焘暂停对夏国的征战，转而北上对抗柔然。
柔然是活跃在大漠南北的游牧部族，常常南下劫掠牲畜和人口，给北魏边境带来了极大的安全威胁，阻碍了北魏统一北方的进程。
公元429年，北魏对柔然展开大规模反击。4月，拓跋焘亲自率领大军北伐，深入大漠并重创柔然，同时迫使另一个游牧部族高车（又称敕勒）归降，获得大量牲畜和人口。此后，柔然的残余势力虽偶尔骚扰边境，但威胁已大大减轻。
在基本解决北方的边境问题后，拓跋焘将注意力转向消灭夏国的残余势力。夏国的统治者赫连定试图与南方的刘宋建立联盟，计划共同进攻北魏，企图瓜分魏国领土。
公元430年，拓跋焘一方面派兵抵御刘宋的北伐军，同时继续对赫连定发动攻击。不久，再次攻克长安，占领关中地区；在第二年，夏国的君主赫连定猛攻西秦，掳走了十多万百姓，并计划向北进攻北凉。然而，赫连定在渡过黄河时，马失前蹄，被吐谷浑的军队遭遇，赫连定惨败被俘获。到了下一年（即魏延和元年），赫连定被押送至魏国的都城平城，并被拓跋焘处死，夏国因此灭亡。
随后，拓跋焘将目光转向东边的北燕。北燕由汉人冯跋建立，位于现今的东北辽宁地区。冯跋自立为燕天王，并在和龙建立了都城，史称北燕。他在位期间废除了苛刻的政策，减轻了徭役和赋税，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冯跋去世后，他的弟弟冯弘篡位，并杀害了冯跋的百余名后代，导致国家逐渐衰落。
在延和元年（432年）六月，魏帝拓跋焘亲自率军进攻北燕，同时派遣使者与刘宋和谈，以防止刘宋趁机北上。
到了七月，魏帝率军经过濡水（今滦河）到达辽西，开始围攻和龙。尽管冯弘坚守城池，但北燕所属的州郡纷纷投降魏国。魏军分兵占领了周围的燕国领土，以孤立和龙。
在九月，由于无法攻下和龙，拓跋焘决定率军回撤。然而，拓跋焘并未放弃，随后又进行了两次进攻，但依旧未能得手。北燕向南方的刘宋王朝请求援助，虽然刘宋授予了冯弘燕王的封号，但却无力进行实际支援。
不久之后，拓跋焘派遣乐平王等五位将领率领四万骑兵再次进攻和龙。燕主冯弘意识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打算向高丽寻求帮助。
在太廷二年（436年）二月，拓跋焘拒绝了北燕的求和请求，并派遣将领与辽西的魏军合力攻打和龙。同时，他向高丽等地传达信息以进一步孤立北燕，但高丽仍然派兵接应冯弘。
到了五月，冯弘放弃和龙城逃往高丽（两年后被杀），北燕灭亡。此时，北方仅剩的割据政权是北凉。
北凉控制了河西地区（今甘肃一带），由匈奴族的祖渠蒙逊建立。祖渠蒙逊的祖先是卢水（今甘肃黑河）部落的首领，他的父亲曾是前秦苻坚的官员。父亲去世后，祖渠蒙逊继承了部落的统治权，成为一方霸主。
不久，祖渠蒙逊起兵反抗后凉的吕光，推举京兆人段业为领袖，随后又杀死段业，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改元永安，最初定都于张掖（今甘肃张掖西北），后迁都姑臧（今甘肃武威）。
在蒙逊统治期间，他灭掉了西凉，占领了酒泉（今甘肃酒泉）、敦煌（今甘肃敦煌西）等地，西域的三十多个小国向他称臣，一时之间国势强盛。祖渠蒙逊去世后，他的儿子祖渠牧犍继位，不过没过几年，北魏的军队就已逼近北凉的边境。
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六月，拓跋焘率军西征北凉，命永昌王拓跋健等率领各路军队，与常山王拓跋素分两路作为先锋。魏军进展迅速，北凉军未作有效抵抗便纷纷撤退。
至八月，拓跋焘率魏军抵达姑臧城下。九月，沮渠牧犍率领左右文武五千人束手就擒，向北魏投降，魏军顺利占领姑臧。
不久，魏军又陆续占领了张掖、酒泉等地，北凉宣告灭亡。
至此，北魏王朝完成了北方的统一，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十六国分裂局面，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北方进入了北朝时期。
太武帝拓跋焘的统治政策
拓跋焘在统一北方后，开始将重心转向国内的巩固与发展。为稳固统治并有效治理国家，他大力引进汉族士人，这不仅缓和了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矛盾，也加速了鲜卑族的封建化进程。
在政治方面，拓跋焘积极采用汉族的政治制度。他借鉴汉族的治理经验，并在汉族士人的协助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努力整顿官僚体系。据史载，征西将军皮豹子侵没官财，被免职流徙统万；镇西将军王斤任意调发徭役，百姓实在忍受不了，拓跋焘调查确实后，处以斩刑；大臣丘堆借口军粮缺乏，纵兵掠夺，也被斩首。
在始光四年（427年），拓跋焘巡视中山期间，一次性罢免了十多名因贪污而被查处的地方官。在拓跋焘的统治下，由于法律执行严格，大臣犯罪无从宽恕，这促使许多官员勤于政务，从而客观上促进了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的正常运作。
北魏初期虽然有法律，但这些法律非常原始，带有明显的奴隶制残酷特征。随着拓跋珪领导的拓跋族进入中原，他们开始吸收汉族的封建法律条文。
当拓跋焘继位后，他进一步修订法律，任用汉族士人如崔浩、游雅、高允等人，先后三次对法律进行修订，大量借鉴中原汉族的法律条款，使之更适合汉族的情况。同时，拓跋焘也鼓励大臣们进谏。
有一次，尚书令古弼上奏，请求将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一带无田贫民的土地问题解决，建议缩减宫廷园囿的土地分给农民。
当时，拓跋焘正与给事中刘树下棋，并不愿意听古弼的奏请。于是，古弼上前抓住刘树的头，将他从座位上拉下，并揪住他的耳朵，责骂道：“朝廷不治理，就是你的错！”
拓跋焘见此情景，立即放下棋子，对古弼说道：“不听取奏事，却是我的过错。”于是同意将园囿占用的一半土地分给贫民。虽然拓跋焘的纳谏程度不及后来的唐太宗，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算是相当出色的。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拓跋焘在统治方法和制度上较多地借鉴了汉族的方法，使拓跋政权的封建化程度逐步加深。
拓跋焘在其统治时期，积极借鉴汉族统治者的传统政策，以促进农业和经济的发展。他鼓励农业生产，倡导节俭生活。拓跋族原本为草原游牧部落，对农业并不熟悉，但在进入中原后，面对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结构，他们逐渐认识到农业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关键作用。
为此，拓跋焘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首先，他在税收方面延续了魏晋时期的户调制度，通过县长召集当地的三长来评估和确定农田的税率。
同时，拓跋焘也效仿历代汉族政权，将推动农业生产作为评估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刺史负责考核官员的表现，以决定他们的升迁。对那些骚扰百姓、私自征税、妨碍农业生产的官员，轻则罢免，重则依法处理。
因此，在拓跋焘的统治下，北魏政府中不仅涌现了许多勤勉负责的地方官员，而且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拓跋焘在生活上效仿汉族中有成就的君主，生活简朴，衣食住行仅满足基本需求，不追求奢华，饮食也简单朴素，没有奢侈的珍馐美味。他不仅自己如此，也要求后宫嫔妃遵循这种节俭的生活方式。
当群臣建议大规模修建平城宫殿时，拓跋焘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的根基，不应随意浪费，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德行而非城墙的修缮，因而拒绝了大臣们的提议。正是由于统治者提倡节俭，使得百姓的赋税和徭役负担相对较轻，有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在思想层面，拓跋焘积极向汉族封建政权学习，提倡儒学，重视文化教育。北魏初期，由于频繁的军事活动，这方面并未受到足够重视。
在统一北方之后，拓跋焘将重视文化教育视为其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拓跋焘颁布了宣文教令，指出之前由于过于注重军事而忽视了文化教育，因此现在要求从王公贵族到文武百官的子弟都要在太学接受教育。同时，他大力推动学校建设，挑选儒家学者教授经典。通过这些儒学者的努力，北魏的教育事业逐渐步入正轨，首都的学术氛围开始复苏。拓跋焘还命令整理儒家典籍。在经历了晋末的动荡和此后长达百余年的十六国分裂时期，中原地区的儒家典籍损失严重。
在拓跋焘的统治期间，他任用了许多儒家学者，对经典文献进行了大量整理工作。例如，索敞编撰了《丧服要记》，将儒家经典中有关丧礼的内容汇集成册，为拓跋族在继承和吸收儒家丧礼仪式方面提供了便利和依据。
此外，《易》、《乐》、《诗》等经典也由专人进行注释和整理。
拓跋焘借鉴汉族编修史书的经验，命令修编国史，并设立专门的史官，这一举措在北魏时期继承和发展了延续数千年的修史传统。
拓跋焘推行的重视文教的政策，使拓跋族迅速熟悉并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这不仅提高了拓跋族的汉文化水平，培养了一批精通儒家学说的拓跋族知识分子，也为后来的孝文帝改革奠定了社会和思想基础。同时，这些措施有效缓解了民族矛盾，巩固了统治。
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拓跋焘推行的这些政策和措施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加速了拓跋族的封建化进程。
但是，由于拓跋焘并没有摆脱狭隘的民族局限，因此没有停止过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所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然十分激烈。
公元445年，关中地区就爆发了卢水胡盖吴领导的武装农民起义。
由于关中地区自魏晋以来已成为多民族的聚居区，生活着汉、匈奴、氐、羌、鲜卑、卢水胡、屠各等少数民族。
北魏在征服关中之后，对该地区的各族人民实行了严格的民族压迫政策，强迫他们迁移到京师平城以加强统治。迁徙途中，许多人因颠沛流离而丧生，死亡率往往达到30%到40%。幸存者则被编入各类府营杂户，沦为封建国家各部门的劳役对象，生活极为悲惨。
此外，由于拓跋焘在西北用兵，关中地区首当其冲，百姓的赋税与徭役负担格外沉重。
因此，关中地区的反抗活动频繁而激烈，最终在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盖吴起义。
起义军的规模宏大，差点动摇了北魏在关中的统治，拓跋焘亲自领军征讨才被镇压。在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拓跋焘对沿途响应起义的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杀戮，意图以民族高压政策来扼杀反抗斗争，暴露了他作为统治者残酷的本性。
在拓跋焘的统治时期还出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太武灭佛”。
佛教从东汉后期传入中国后，发展十分迅速，信仰的人也越来越多。拓跋族入主中原后，也接受了佛教这一思想武器，用它来弱化人民的反抗斗争。因此，从拓跋珪开始，北魏统治者大都礼敬沙门，优待僧侣。拓跋焘继位之初也是如此，每每引见有高德的僧侣，与他们共同谈论佛学。
随着佛教在北魏的发展，其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首先，佛教势力的壮大导致佛教徒数量增多，而国家掌控的人口则相应减少。在拓跋焘执政期间，由于频繁的军事行动和防御需要，大量劳动力成为必要。尽管佛教的教义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封建统治，但个别僧侣的夸张言论超出了政治统治的范围，导致法律难以有效实施。
特别是在北魏初期，继承了汉代的传统，谶纬方术盛行，无论在朝廷还是民间都被深信不疑，拓跋焘本人也常在重大军政事务前进行占卜。一些佛教徒试图利用鬼神方术扩大影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拓跋焘对皇权的巩固。
太延四年（438年），拓跋焘下令五十岁以下的僧尼都必须还俗以担负征役，解决了来年西伐北凉所需的人力问题。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拓跋焘又下灭佛诏令，禁止百姓为逃避赋役而遁入沙门。
特别是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拓跋焘因镇压盖吴起义前往长安。他的随从在一个寺院牧马时，发现了大量隐藏的武器，立即向拓跋焘报告。在进一步搜查中，发现了成千上万的赃物和密室等违法证据。
在大臣崔浩的建议下，第二年，拓跋焘颁布了更为严厉的灭佛诏令，要求摧毁焚烧所有佛像和佛经，许多年长的僧侣被杀害，这一行动将灭佛运动推向了顶峰。
经过拓跋焘的灭佛，北方地区的佛教势力一时陷于衰落，直到拓跋焘死后，继位的文成帝拓跋浚颁布了复佛法诏，才得以复苏并发展。
在拓跋焘晚年，即公元450年二月，他亲自率领十万步骑进攻刘宋，连续攻下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和颍川两个郡，并围困悬瓠（今河南汝南）。虽然守城的宋军不足千人，却顽强防守。
拓跋焘围攻四十二天未果，随着刘宋援军的抵达，只好撤退。尽管这次南征未能成功，但加速了刘宋“元嘉之治”的结束，刘宋的国力开始走向衰弱。
在拓跋焘的统治期间，他东征西讨，统一了北方，使北魏达到了武功最鼎盛的时期。他广泛招揽汉族知识分子，整顿官僚体系，修订法律，鼓励农业生产，推崇儒学，推动了拓跋族的封建化进程。
北魏名臣崔浩
崔浩，字伯渊，幼名桃简，来自现今山东的清河郡东武城。他出生于北方的高门士族，经历了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三代统治，官至司徒，积极参与了许多国家的重要决策，为北魏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世称他为“南北朝第一流军事谋略家”。
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谋略家，崔浩得到了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的高度信任。在北魏的统一战争中，他深度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的重要军事决策，因其多谋善断，屡次建功，对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可以说，没有崔浩的帮助，拓跋焘是不可能统一北方的。此外，崔浩才艺通博，除了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外，在天文、历法、法律、饮食、宗教等方面都作出过重要贡献。
拓跋焘曾经对崔浩说：“你才智渊博，而且历仕三世，为三朝元老，因此我对你特别看重。希望你有什么想法，直言相告，帮助我治理国家。我有时脾气不好，也许不能采纳你的建议，但过一会儿，却总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拓跋焘还曾指着崔浩，对新归降的高车族的酋长们说：“你们别看他纤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但他胸中所怀却远远胜过甲兵。在我每次征战前犹豫不决的时候，都是他使我下定决心，而且总是大获全胜。这都是他的功 劳！”
拓跋焘曾召集众位尚书，下令道：“日后凡是属于军国大事，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才可以实施。”
拓跋焘不仅信任崔浩，还与他关系非常亲近。拓跋焘有时会亲自到崔浩家中请教问题，崔浩来不及准备精致的食物，只能以家常菜招待，拓跋焘也总是乐于享用。崔浩入宫觐见时，场合不限于朝堂，甚至可以进入皇帝的寝宫。
然而，即便是一位如此受尊敬和亲近的重臣，崔浩最终还是在一夜之间遭遇灭族之祸，而下令执行这一命令的正是太武帝拓跋焘。
在崔浩掌权后，他试图按照汉族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来整理和规定氏族的等级，以便巩固士族的优越地位。尽管有朋友劝阻他不要这样做，但崔浩坚持己见，结果得罪了许多鲜卑贵族。
崔浩的弟弟崔恬的女儿嫁给了太原大族的王慧龙。崔浩见到王慧龙时，称赞道：“不愧是王家的后代，果然是名门之后！”他还多次在朝中对鲜卑贵族夸赞王慧龙的英俊。
司徒长孙嵩对此感到不满，便向太武帝投诉，指出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顺而来的，而崔浩如此推崇南方人，似乎有轻视鲜卑本国的倾向。
太武帝大怒，把崔浩召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不已，自责了很久才得到了宽恕。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自恃才略和魏主的宠任，专制朝权，一次就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士人数十人，而且刚开始就让他们为郡守。
太子表示反对，认为郡守位置重要，不应该让这些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人直接担任地方官，但崔浩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派出去任职，引起了许多鲜卑贵族的不满。
但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则是“《国书》事件”。
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太武帝指派崔浩负责监领秘书事，与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共同撰写续修国史，并特别强调必须依据事实撰写。
遵循这一要求，崔浩等人搜集了大量魏国早期的资料，编写出了一部魏国国史。最初，拓跋焘的意图是让皇室后代阅读这部史书。
然而，《国记》（后编为《国书》）完成后，参与编写的闵湛和郗标建议将其刻在石上，以体现其忠实记录历史的精神，同时也刻上崔浩注释的《五经》。
由于闵湛和郗标巧言令色，经常事奉崔浩而深得其欢心，他们的建议被采纳，太子对此也表示赞同。
因此，在天坛东三里处建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国书》详细记录了拓跋氏的历史，真实而不避讳，其中涉及许多拓跋氏不愿公开的早期历史。
这些石碑立在路旁，引起路人纷纷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非常愤怒，纷纷向太武帝告状，指责崔浩故意揭露国家的隐秘。太武帝震怒，下令逮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并审查其罪状。
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使他惶惑不能应对。公元450年7月5日，太武帝诛杀崔浩。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北方士族在“国史之狱”中遭到了沉重打击。这次事件其实是北魏建国以来，鲜卑贵族与赵魏汉族大族之间的矛盾，而崔浩只不过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不久，太武帝也后悔诛杀了崔浩，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