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6日，国家总理周恩来同志正在接待外宾，却突然终止会谈，走到门外失声痛哭。 前一天的凌晨，北京西郊的玉米地里，刺骨的寒风卷着烧焦的气味，一架伊尔-14客机的残骸散落一地。 在搜救人员昏暗的灯光下，一个几乎无法解释的画面出现了：两具已经碳化的遗体，以一种决绝的姿态紧紧地抱在一起，在烈火中凝固成了一尊雕塑。 他们是谁？在飞机失控坠毁那短短的十秒钟里，他们经历了什么，又为何要做出如此选择？ 当人们怀着敬畏与不解，用尽力气将他们分开时，答案揭晓了。一个厚实的皮质公文包，被他们用胸膛和生命构筑的血肉屏障保护着，除了边角有些许熏黑，几乎完好无损。 这个用血肉铸成最后保险柜的人叫郭永怀。而他拼死守护的，是当时中国最顶级的国家机密，一份关乎热核导弹成败的关键试验数据。这就是周总理失声痛哭的原因。 他痛哭的，不只是一位天才科学家的逝去，也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为了让郭永怀这样的人能回到祖国，为了他们能安心搞科研，新中国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他也比任何人都清楚，郭永怀守护的那份文件，对于一个在核讹诈阴云下艰难求生的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 郭永怀本可以在美国安度一生。他是世界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弟子，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奠基人之一，年纪轻轻就已是蜚声国际的终身教授。 他的研究成果，至今仍被冠以PLK方法写在世界各国的教科书里。 但他的心始终朝向东方。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他和师兄钱学森便约定，一有机会，立刻回国。这条回家路，他走了整整八年。 面对美国当局的百般阻挠，他在一次告别宴会上，将自己十余年来尚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手稿，一叠一叠，亲手投进了火盆。 他烧掉的是他在美国安身立命的资本，是价值连城的学术财富，但他烧不掉的是刻进脑海里的知识和一颗滚烫的报国之心。他对妻子李佩说：“没关系，知识都在我的脑袋里。” 回国后，他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他脱下西装，扎进戈壁，从一位世界顶级的理论物理学家，变成了一位在风沙中隐姓埋名的国防建设者。 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苏联专家撤走，技术封锁严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陷入绝境。郭永怀临危受命，与王淦昌、彭桓武一起，成为了中国核武器事业最初的三大支柱。 他负责原子弹的力学和工程领导工作，还同时肩负着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重任，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在这三个领域都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 在青海的高原基地，他带着年轻人在零下几十度的帐篷里，用算盘和计算尺攻克了原子弹引爆方式等一系列核心难题。 这位能解开宇宙奥秘的科学家，却因为常年奔波，连远在内蒙古插队的女儿穿多大码的鞋都不知道，成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燃烧给了这个国家。 1968年12月，当那份关键数据终于在试验中取得突破时，他迫不及待地要赶回北京。同事劝他天寒地冻，又是夜航，不安全，等一等。他却说：“数据等不得，国家等不得。” 于是，便有了那悲壮的一幕。在那生死攸关的十秒里，他与警卫员牟方东没有丝毫犹豫，用身体完成了对国家使命的最后一次守护。 在他牺牲22天后，中国第一枚热核导弹试验圆满成功。那份浸染着他体温与鲜血的数据，化作了共和国上空最耀眼的蘑菇云，向世界宣告了一个民族不屈的意志。 许多年后，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郭永怀星。 信息来源：北京日报.得知他殉职的消息，周总理罕见地临时中止接见外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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