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宰白鸭”，究竟有多残忍？连亲生儿女都不放过

清朝的＂宰白鸭＂，究竟有多残忍？连亲生儿女都不放过

在清朝的司法史上，有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词——＂宰白鸭＂。这个词背后，隐藏着多少无辜性命的悲惨故事？有人为了逃脱死罪，不惜重金买人顶罪；有人为了一笔钱财，甚至狠心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推向死路。

正如郭光启在《宰白鸭》一诗中写道：＂宰白鸭，鸭何辜？青天在前不敢呼。得钱卖命代人死，妄冀剖腹可藏珠。＂这首诗道出了＂白鸭＂们的无助与绝望。即便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也只能任人宰割，毫无反抗之力。

那么，这种令人发指的现象为何会在清朝如此盛行？为什么连皇帝的严令都无法制止？而那些被推上断头台的＂白鸭＂们，又经历了怎样悲惨的命运？

一、官场陋习：从＂王树汶案＂看＂宰白鸭＂的残酷性

光绪年间，河南镇平县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冤案。这就是闻名遐迩的＂王树汶案＂，此案不仅暴露了＂宰白鸭＂现象的残酷性，更揭示了晚清官场的种种陋习。

事情要从一位退休官员说起。这位官员途经河南时遭遇劫匪，丢失大量财物。按理说，这种劫案在当时并不罕见，许多受害者都因惧怕报复而选择忍气吞声。可这位官员不愿善罢甘休，执意要官府缉拿劫匪。

当地县衙不敢怠慢，立即展开调查。可谁知这一查，竟牵出了一个更大的案子。原来这伙劫匪的首领胡体安，正是镇平县的捕快。这个胡体安白天是捉拿盗贼的捕快，晚上却摇身一变成了打家劫舍的强人。

胡体安平日里仗着自己的官差身份，结交了不少官场中人。一旦遇到案子，便靠着这些关系网脱身。这次因为得罪了退休官员，胡体安知道自己再也遮掩不住，便打起了＂宰白鸭＂的主意。

他把目光盯上了自己府上一个十五岁的小厮王树汶。这个王树汶家境贫寒，举目无亲，正是理想的＂白鸭＂人选。胡体安许诺给王树汶一大笔钱，又威逼利诱，终于把这个少年推上了替死鬼的位置。

王树汶被收押后，官府竟连最基本的身份核查都没做。明明案发时目击者描述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壮年男子，可眼前分明是个瘦弱的少年，这般明显的破绽却被官员们视而不见。

直到押赴刑场那天，王树汶终于忍不住大声喊冤。他绝望的哭诉，引起了围观百姓的同情。众人议论纷纷，都说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少年，怎么可能是作案的强人？在民意压力下，监刑官不得不上报河南巡抚，暂缓行刑。

案件重审之时，那些与胡体安有关系的官员开始明里暗里使绊子。他们害怕事情败露会牵连到自己，便想方设法给王树汶定罪。有的官员甚至伪造证据，妄图证明这个少年确实有作案能力。

整整五年，王树汶在狱中备受折磨。期间他多次翻供，说明自己是替人顶罪，却总是被官员用酷刑逼回原供。若不是有几个刚正不阿的官员力挺，这个十五岁的少年恐怕早就命丧黄泉。

最终，在一些清官的努力下，王树汶终于洗清了冤屈。当他重获自由时，已经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而真凶胡体安却早已逃之夭夭，至死都未曾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起案件之所以能引起轩然大波，不仅因为它揭示了＂宰白鸭＂的残酷，更因为它暴露了官场的种种弊病。从县令到巡抚，从捕快到监刑官，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参与其中，构成了一张严密的官官相护网络。

二、人性之恶：一个父母卖子求财的惊天奇案

在清朝众多＂宰白鸭＂案件中，有一桩最是令人不寒而栗。这个案子的审判官陈鳌，正是著名文人陈其元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位饱读诗书的清官，最终也未能拯救一个被亲生父母推向死路的少年。

事情发生在乾隆末年，陈鳌任职的县城内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身上遍布十多处伤痕，显然是遭到多人围殴致死。案发后不久，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便主动来衙门自首。

这个少年面黄肌瘦，身形瘦弱，与死者身上那些重伤的力道完全不符。更令陈鳌起疑的是，少年对案情的陈述过于流畅，每次问询都一字不差，仿佛是在背诵台词一般。

陈鳌深知此事有蹊跷，便多次提审少年。每次审讯，他都刻意在细节处设下圈套，想要找出破绽。可少年始终坚持自己就是凶手，对案情的陈述滴水不漏。

为了查明真相，陈鳌亲自走访案发现场附近的居民。街坊邻里都说，案发当晚确实听到打斗声，还隐约看到好几个身材魁梧的男子在现场。这更加证实了陈鳌的判断——真凶另有其人。

在一次夜审中，陈鳌故意说已经抓到了其他同谋。少年闻言却毫无慌乱，依旧一口咬定自己是独自作案。这种反常的镇定，更加坚定了陈鳌对这是一起＂宰白鸭＂案件的判断。

经过多次规劝，少年终于说出了真相。原来他的父母早在半月前就带他去见了一个陌生人。那人表示愿意出重金，只要少年替一个人顶罪。少年当时并不知道要顶的是人命案，父母却一口答应了下来。

更令人震惊的是，当陈鳌派人传唤少年父母时，这对夫妇不但对儿子的遭遇无动于衷，反而恶狠狠地说：＂卖你的钱已经用完了，你要是敢翻供，就别想活着走出牢房！＂

这番话对少年的打击极大。此后不久，那些与真凶有关系的衙役便开始对少年严刑拷打。他们逼迫少年重新认罪，否则就要对他的父母下手。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少年最终重新认罪。

陈鳌身为父亲，对这起骨肉相残的案件感到无比痛心。他多次进入牢房劝说少年，希望能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可少年却说：＂父母既然要用我的命换钱，我若活着也是为了这世界添堵。＂

最终，这个被亲生父母推上死路的少年含冤而死。据说行刑那天，他的父母不但没有来送别，反而在家中摆酒庆贺，庆祝那笔卖命钱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花用了。

这起案件在当地引起了极大震动。许多百姓都说，这对夫妇简直禽兽不如，连畜生都知道护犊，他们却为了一笔钱把亲生儿子往死路上推。一向以礼教治天下的清朝，竟然出现了如此灭绝人性的父母。

陈鳌在判决书上签字后，便立即上书辞官。这位饱读诗书的清官，最终也未能在法理与人性的较量中找到两全之策。这桩＂宰白鸭＂案件，不仅暴露了司法制度的缺陷，更揭示了人性最深处的贪婪与无情。

三、司法乱象：清官也难断的＂白鸭＂冤案

道光年间，江苏扬州府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城的命案。死者是当地富商杨大有，而站在公堂上的＂凶手＂，竟是一位年仅十三岁的孤女赵小翠。

当时的扬州知府张德修，是个颇负盛名的清官。他一生断案无数，却在这起看似简单的命案前犯了难。表面上，案情再清楚不过：赵小翠供认了杀人的全过程，也有目击证人作证。但张德修仍觉得此案蹊跷。

按照衙役的报告，赵小翠说她是用一把菜刀砍死了杨大有。然而法医验尸后发现，死者颈部的伤口极深，需要极大的力气才能造成。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如何能使出这样的力气？

更令张德修起疑的是，赵小翠对案情的叙述过于完整。她不但准确说出了案发时间地点，连杨大有身上穿的衣服颜色都一清二楚。这种细节通常只有真正的凶手才会注意到。

张德修决定深入调查。他派人暗访得知，杨大有生前与本地一位姓朱的大户有过节。那位朱老爷觊觎杨家的产业已久，两人因为地界问题多次发生争执。案发前一个月，杨大有还在城中当众辱骂过朱老爷。

循着这条线索，张德修又发现赵小翠的养母与朱府有密切往来。这个发现让案情有了新的转机。张德修认为，赵小翠极可能是被人指使顶罪。

一连几天的审讯中，张德修苦口婆心劝说赵小翠说出实情。可每次一提到朱府，赵小翠就浑身发抖，一句话也不敢多说。显然，有人用某种手段控制了这个无依无靠的小女孩。

为了查明真相，张德修亲自前往朱府探访。然而刚到府门，就被告知朱老爷已经进京办事去了。府中管家对张德修爱答不理，其他仆人更是闭口不言。这更加印证了张德修的怀疑。

就在张德修准备上报巡抚，请求重审此案时，朱府突然有了动作。一天深夜，朱府的管家带着一封信来到张德修府上。信中明确表示，如果张德修执意追查下去，不但他的官帽不保，全家老小也会遭殃。

第二天早朝，张德修收到了一份来自京城的公文。朱老爷不知通过什么关系，竟然让六部给张德修施加压力，要求他尽快结案。

张德修面临两难境地：若是按律判案，赵小翠必死无疑；若是继续追查，不但案子查不明白，自己全家还要遭殃。这位刚正不阿的清官，第一次感受到了权势之下的无力。

最终，张德修选择了辞官。在临别时，他留下一封奏折，详细记录了此案的种种疑点。可惜这封奏折还没递上去，就被半路截留了。

赵小翠最终被处死，年仅十三岁。行刑前，她流着泪说了一句让围观百姓终身难忘的话：＂我虽死，却要把这血债记在那些逼我的人头上。＂这句话很快就在扬州城中传开，却再也传不到京城去了。

这就是清代＂宰白鸭＂案件的特点：就算清官明察秋毫，也难以冲破权贵设下的重重阻碍。法理与权势的较量中，往往是权势占了上风，而那些无辜的＂白鸭＂，只能含冤而死。

四、时代悲剧：从经济角度看＂宰白鸭＂现象

嘉庆年间，浙江嘉兴城内有一位叫沈光明的盐商，家财万贯，出手阔绰。一日，他在自家盐铺内失手打死了一名前来讨债的佃户。按律当斩，但这位沈老爷却在十天后悠闲地在茶楼品茶，而死者家属也突然改口，说是佃户自己不小心摔死的。

这桩案子的背后，藏着一个触目惊心的交易。原来那名佃户留下了一个年迈的老母和三个年幼的孩子，沈老爷派人送去一千两白银，要他们改口。这一千两白银，足够这个贫苦的家庭生活十年。

佃户的遗孀跪在母亲面前痛哭：＂娘，这钱若不收下，孩子们怕是活不过这个冬天。＂最终，这个家庭不得不接受了这笔＂买命钱＂。

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罕见。清朝中后期，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一个普通农户的年收入不过十两银子，而一个大户人家随手打赏的银子就有几十两。对富人来说，一条人命不过千把两银子，但对穷人来说，这却是改变全家命运的机会。

咸丰六年，江西南昌府的税官刘朝斌记录了一则见闻。一户农家因为连年歉收，举债度日。恰逢本地一个富户杀了人，愿出三百两银子寻人顶罪。这家的老父亲主动请缨，说自己年过六旬，活不了几年了，不如用这条老命换些银子，给儿孙谋个出路。

河南开封府的档案中，记载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案例。一位叫李三的农民，为了替儿子赎身，竟主动向人贩子提出要替人顶罪。他的儿子被富户买去做长工，每日干活十二个时辰，却只能得到一碗稀粥。李三四处借钱都凑不够赎金，只好用自己的命去换。

这种＂以命换钱＂的交易，在清朝后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有专门的中间人，四处打探谁家犯了死罪需要替死鬼，然后去贫民窟里寻找愿意卖命的人。这些中间人抽取高额佣金，却丝毫不顾及那些被迫卖命的可怜人。

道光年间，广东潮州府就查获了一个专门从事＂宰白鸭＂的团伙。他们在城中开设一家当铺，专门高利贷给穷人。等这些人还不上债时，就威逼他们去做＂白鸭＂。十年间，这个团伙至少促成了三十多起＂宰白鸭＂交易。

地方官员对这种现象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他们看来，这是双方你情我愿的交易，死者家属拿到了钱，犯事的富户也有了替死鬼，何乐而不为？至于那些被迫卖命的穷人，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串数字而已。

每当有人问起为什么穷人宁愿去死也要换这笔钱时，得到的回答总是：＂总比饿死全家好。＂这句话道出了晚清时期贫民的无奈。在极度贫困的年代，一条人命甚至不如一口饭值钱。

五、历史警示：为何＂宰白鸭＂难以根除

乾隆皇帝在位时期，就曾颁布过严厉整治＂宰白鸭＂的圣旨。一次，他在批阅奏折时发现了江苏常州府的一起命案。一个富商杀人后，用五百两银子买通了一个穷苦人家的儿子顶罪。乾隆大怒，不但将富商满门抄斩，还将知情不报的地方官全部革职查办。

这道圣旨颁布后，各地官员都战战兢兢，生怕出了＂宰白鸭＂案件担责任。可是没过多久，这种现象又死灰复燃。到了嘉庆年间，朝廷每年接到的＂宰白鸭＂案件举报反而更多了。

道光皇帝即位后，也曾大力整治这一顽疾。一次，他在微服私访时，亲耳听到两个衙役讨论＂宰白鸭＂的价格。一个说现在行情涨了，顶命要一千两，另一个说那是在京城，地方上七百两就够了。道光皇帝震怒，立即下令彻查京城及周边的＂宰白鸭＂案件。

可即便是皇帝的雷霆之怒，也难以根除这一现象。原因就在于地方官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保护网＂。一旦发现＂宰白鸭＂案件，他们就会层层遮掩，绝不让消息传到京城。就算有人告发，等到旨意传到地方，相关证据早就被毁得一干二净。

咸丰二年，山东德州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件。一个富户杀人后，竟然让自己的管家去顶罪。这个管家上了公堂后，对案情供认不讳。可是等到行刑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死刑犯根本不是那个管家，而是一个被收买的乞丐，真正的管家早就带着全家逃往他乡了。

这起案件暴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一些地方官员不但包庇＂宰白鸭＂，还亲自参与其中，甚至形成了一条龙服务。从寻找替死鬼，到伪造口供，再到安排行刑，每个环节都有官员从中渔利。

光绪年间的《申报》上，就刊登过这样一则新闻：浙江宁波府的一个商人杀人后，当地衙门主动派人来说，只要交五千两银子，保证帮他摆平。这个商人同意后，衙门就找来一个犯了命案的逃犯，让他用这个案子顶了死罪，这样既平了命案，又破了一桩积案。

到了清朝末年，＂宰白鸭＂已经发展出了不同的＂套路＂。有的是富人主动找替死鬼，有的是穷人主动请缨，还有的是官府＂调剂余粮＂。甚至连一些江湖帮派也掺和进来，专门经营这门生意。他们会主动去监狱里寻找死囚，说服他们用一个案子顶另一个案子，以此赚取中间差价。

在皇权不下县的清代，地方大员往往成了一方诸侯。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宁可包庇罪犯也不愿得罪地方豪强。就算是皇帝的严令，到了地方也会被层层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宰白鸭＂现象直到清朝灭亡都未能根除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