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下午三点左右，天色阴郁，云层很厚，整个城市在暗淡的光线下呈现出一种灰色调，让人困倦。苏丽带着笑意进来，穿了件看起来十分保暖的卫衣，长发随意地挽成一个发髻，一边落座一边招呼大家尝尝她刚买来的点心，像是在招呼串门的老友。
我们从戏剧聊起，有些随意地发散开来，聊到兴头上，声音急促又明亮，话语就像散落的珠子一样满地跳跃，流动着的回忆和情绪将午后的沉闷一扫而空。她一边分享着回忆，一边感叹表演的奇妙，声音也是昂扬的，听得人眼前一幕幕都是她演过的那些故事。
这个不常出现在娱乐新闻里的演员，将自己清晰地定位成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她享受演戏，也能演好戏，拿了许多的奖，却打心眼儿里觉得奖项对于表演本身并不太重要，已经在舞台上活跃了许多年，却还像个学生似的成天钻研别的演员好在哪儿。
在她故事里，一种属于演员的智慧和生命力交相辉映。
开场铃
苏丽是个狂热的戏剧迷。
并不只是作为演员上台演戏，她还爱看戏。在2020年以前，疫情的阴影尚未到来的时候，只要是有国外剧团来巡演，只要在国境线内，不管在哪个城市，她都愿意千里迢迢赶去当观众。身边的朋友看着都惊奇，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疯狂？‘打着飞的（di）’满中国追着看戏？”
她不光看，还喜欢跟人聊。她有许多看戏的伙伴，而她的先生是最早的领路人，俩人天南海北跑过不少地方，去追好戏。先生看戏从戏剧结构、舞美灯光的角度分析，她看戏从演员的表演上研究，俩人总免不了一通热聊。“椎·剧场”的艺术总监李芊澎是她认识数年的好友，这两年因为疫情滞留在西班牙，她有时候一个人看完戏找不到人聊天，就给李芊澎打越洋电话，或者发那种长得让人不想听的语音，劲头上来了能聊上好长时间。
“你这个劲头怎么这么大呢？”李芊澎都忍不住问她。“就是有瘾啊，一进剧场，这个开场铃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药。”开场铃一响，作为观众的苏丽就跟随着故事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里。
“不管是好还是坏，我觉得看到别人的表演对我来说都有滋养。”她把花在看戏上的钱，当作是学表演的学费。“别的行业，比如学财会的，每过一段时间还得培训呢，一个道理。”
进剧场等于进课堂。这样的想法一开始是怎么产生的？
二十年前，苏丽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快毕业的时候，要演毕业大戏。那年他们的毕业大戏叫《我在天堂等你》，双女主，一个年轻一个年迈，同班同学殷桃演年轻的那个，苏丽演年迈的那个。
“那时候我才多大，二十来岁，根本拿捏不住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是什么样，自己也心虚。”老师有意无意地点她：“北京人艺现在正在演《万家灯火》，看看人家宋老师演的老太太去。”她一听，行，既然老师都指了明路了，就看看去吧。“原来那时候宋老师的表演早就已经炉火纯青了。”
“给你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觉得完不成，那怎么办？只有去学习，哪怕去模仿。我在模仿的过程当中学会了欣赏，在欣赏的过程中学会了把别人优秀的东西拿来我用一下，但是在用的过程当中，慢慢就积累了自己的风格和对于人物的想象力，最终把它呈现了出来。”
军艺的隔壁就是总政干休所，里边住着不少七八十岁的退休老人。每天下午五点多排练完，苏丽就拿着一个面包一杯牛奶当晚饭，然后到干休所去交朋友。“我就观察他们这么大年纪，是不是我想象中的，驼个背，说话都特慢那样儿。然后发现根本不是，有的人思维极其敏捷，动作也不会特别慢。”
带着对台上演员和台下真实生活的双重观察，上场铃一响，苏丽成了八十多岁的白雪梅。
这是个关于解放军第18军进藏的故事，有一幕演的是年迈的白雪梅面对观众，讲述年轻时候的回忆，讲完之后，大幕再拉开，转场开始演绎他们年轻时的故事。大幕一开一合之间，暮年的白雪梅和青年时期的白雪梅有一个对视。
排练加上演出，这一幕早被重复了许多遍。“有一天我回头的时候，看着她，突然就意识到到那个是我，我现在老了，那个时候那么年轻，就开始流眼泪，就在舞台上哭得在抖，殷桃也发现了，就看着我，她也哭。”
苏丽至今对那个对视印象深刻，“心里翻江倒海，百感交集，脑子里刷刷得不停在变。”那像是一个“神性降临”的时刻，量变在一瞬间转化成了质变，她第一次体验到那种跟角色的深刻共情。
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她爱上了开场铃。
演员的技巧与真心
表演是需要训练的，苏丽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拿哭这个事儿打个比方，在剧组拍戏的时候，她有场哭戏，化完妆，入行不久的年轻化妆师就给她使眼色，小声说：“苏丽老师，我准备了这个！”然后把催泪棒悄悄拿出来给她看。她笑笑，逗人家：“好的好的，我哭不出来就找你。”化妆组的老大就在旁边笑，“你这是‘侮辱’苏丽老师呢。”
“其实怎么哭老祖宗早就教给你了。人家戏曲演员练眼神儿是怎么练的？所有灯关掉，只点一个蜡烛，就那么盯着蜡烛，盯到可以控制你的眼睛左眼流泪还是右眼流泪。表演的时候如果在情绪之内，瞬间就可以哭出来。很无奈的是，现在对一些演员来说，连哭这个事儿都已经变得很困难。”
在军艺上学那会儿，苏丽属于那种被老师偏爱的孩子。先从军，保送进的军艺，全军文艺汇演能挑起两部戏剧的女主角的大梁，在上学期间就开始拿奖，毕业的时候把能拿的话剧奖项几乎拿了个遍。站在人家羡慕的起点上，她也有过那种飘飘忽忽找不着方向的时候。
有一回全军文艺汇演演小品，胡宗琪导演抽着烟蹲在旁边听，她一开口，第一句台词刚说完，就听胡导那边“台词不行，下去重来。”那天她上场了五十七次，最后下来的时候师娘在旁边恨不得拿脚踹她，“怎么跟你说这么清楚，你还不明白？”
她挨训的时候倒是一点不觉得委屈，心想着，“人家有口吐沫咽下去暖暖胃不好吗，为啥要说你呢？肯定是希望你好啊。”想不明白，她就使最笨的办法，写人物小传，把人物的生平都写尽，当所有的资料和想象力都落在纸上，旁枝末节都清晰起来，人物也跟着立体起来。
写人物小传的办法是黄定山老师教她的，她一直坚持到现在，不管是演历史人物还是文学人物。“那些越是让你不理解的角色，越需要用这样的笨方法把它吃透。”
“曾经有一个戏，我并不认可那个人物，我演她，但我完全不理解她，不能靠近。”那时候她还没结婚，要演绎一个为了大家牺牲小家的军嫂女企业家，“我不否认这个人物有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人家本身就是被树立为榜样的，但在我内心里边，在作为表演的真诚度里面，我认为这个人物是空的。”不理解，无法靠近，她演得极其痛苦，又十分疏离，不对，旁人都看出来了不对。
她没办法，找老师吐苦水，得到了这样的回复：“苏丽你想不想当一个职业演员？如果想，请你消除这些所谓的不适感。这是你必须要做的工作，即便你有意见，你也要以最高的质量去完成它。”
第二天，苏丽就找到编剧，要来了关于这个人物所有的素材，从采访资料到创作资料，厚厚一叠。她找了个咖啡馆，从早读到晚，边读边记笔记。过了一天，再进排练场，演完一轮，导演问她，“你干什么去了？舞台上跟变了个人似的。”她明白了，必须认可角色，角色才能在灵魂里面生根发芽。“我是一个演员，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还是一个军人，我必须要拿真正的人的血肉和灵魂去面对她，她才能有可能在舞台上闪光，我说出她的台词的时候，才没有那么空洞，才能传递给别人一些东西。”
导演将角色托付给了她，她也得将自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角色，一种真心换真心，而表演方法，是托起真心的基础。
她的殿堂
2018年，李芊澎带着一个获过澳洲剧作大奖的戏剧剧本找到她，剧名叫《洪水》，是一出由三个女人从头演到尾的戏，讲的是母亲和两个女儿的故事。整出戏都聚焦在家庭成员之间那种浓烈的爱恨撕扯之上，情绪极其浓烈，氛围也尤其忧郁。看过剧本之后，苏丽知道，这是那种“想要演好了，要脱几层皮”的戏，她喜欢。
看到《洪水》舞台上的苏丽，即便是最亲近、最熟悉她的人也要愣一愣。一件老旧的男士花衬衫、花白的头发、臃肿的身材、伛偻的体态、夹杂脏话的语言、歇斯底里的喊叫……那是一种精神极度压抑、匮乏，甚至是痛苦的人才具备的状态，充满了攻击性，攻击性的背后又似乎隐藏着对命运深深的无力感。
“这样的戏也许会给观众一些压抑的感受，但是看过后能够让人思考很多，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母亲？母亲又为何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不离开那里？为什么要这样生活？”每一个问号，都是一次对内心的叩问。
苏丽也觉得痛苦，那是一种“演的时候会心碎”的痛苦。“每一幕台词说出来的时候，脑子里涌现的都是之前做的功课、和导演的交流，要一遍一遍去回忆那种痛苦。”痛苦唤醒了演员的表演，也唤醒了观众的悲悯。“观众也感受到了这种悲伤，甚至是让有同样经历的人有了释放情感的出口，看完戏感觉自己被理解了。”
戏剧将人与人的情感连接在一起，唤醒了人世间遥远的相似性。
今年的7月，蔡崇达的小说《皮囊》改编的同名话剧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苏丽是主演之一。动笔写作《皮囊》时，作家蔡崇达的父亲刚刚离世不久，故事里也有主人公父亲去世的情节，情感真挚而浓烈。苏丽的父亲，在去年刚刚离世。
“那时候我还在演话剧的过程当中，就一边处理父亲的事情，一边排练。我在家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连我妈都说，‘你怎么这么冷静？’。演戏的时候，情绪反而控制不住。”那些台词里隐藏着的浓烈情感，能深深触动她，她也同观众一样，找到了出口。
演一出戏，有时渡人，有时渡己。人生的无常、失落、遗憾、不解，在舞台上被演员重现，即便是看过上百次大幕开合的人，也有下一次被触动的可能。
“你知道吗？有一个说法，说‘演员是离上天最近的人’，我们可以通过表演呈现出一幕幕人世间发生的事，让观众站在所谓的‘上帝视角’去思考眼前的一切。”在苏丽眼中，剧场是神圣的，“我一进剧场，第一件事就是鞠躬行礼，因为这里是可以使我安静下来的地方，属于我的殿堂，就像运动员亲吻绿茵场，某种坚定信仰的地方。
直到现在，演了二十多年戏的苏丽，上台之前依旧会紧张。但跟演白雪梅的时候相比，多了一份自信。她笑言，“那可能是一种盲目自信，一种爱谁谁的盲目自信。”当兴奋和压力交织，肾上腺素快速地分泌，一上台，美妙得就像在风里奔跑。
她站在自己的殿堂里，等待“戏剧之神”的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