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金（1243年——1285年）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二子，母昭睿顺圣皇后。出生时，适禅僧海云在漠北，为他取了个汉名。
习儒学封燕王淳祐十年（1250年），忽必烈命藩府侍臣、著名儒士姚枢为真金师，使授以儒家经典，并命木土各儿等为伴读。姚枢对真金“日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宝祐元年（1253年）夏，姚枢随忽必烈征大理，改命窦默接任师职，是为真金的第二位老师。与此同时，忽必烈又命儒士王恂辅导真金，为其伴读。从此，王恂长期侍奉真金，“每侍左右，必发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然”。“以正道经书”辅翊，真金深受其影响。尝问“历代治乱”，王恂“以辽金事近接耳目，即为区别善恶，而论著得失，深切世用，盖二十万言上之”。开庆元年（1259年）七月，忽必烈与其幼弟阿里不哥开始争夺汗位的斗争。时真金与其母察必南迁居开平一带。同年十一月，阿里不哥亲信官员阿兰答儿等“发兵于漠北诸部，脱里赤括兵于漠南诸州。阿兰答儿乘传调兵，去开平仅百余里”。察必闻之，遣人责问：“发兵大事，太祖皇帝曾孙真金在此，何故不令知之。”阿兰答儿无言以对。
景定二年（1261年）十二月，忽必烈下诏封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景定四年（1263年）五月，初立枢密院，又以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同时敕令两府大臣，凡有咨禀，必令王恂与闻。又诏王恂对真金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王恂遵旨悉心辅侍。同年八月，忽必烈又命燕王真金署敕。六天后，刘秉忠、王鹗、张文谦、商挺等众谋士又向忽必烈建言；“燕王既署相衔，宜于省中列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为的是逐步将真金推上政治舞台。
咸淳六年（1270年）秋，真金受诏巡抚称海，至冬还京。在此期间，曾与诸王札剌忽及从官伯颜等论立身处世之道，于是撒里蛮、伯颜、札剌忽等各陈己见，真金则说：“皇上有训，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败。吾观孔子之语，即与圣训合也。”表明了真金对儒家经典训条的认识水平及其思维方法。
与理财权臣之争咸淳九年（1273年）三月十三日，年已三十一岁的真金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世祖遣伯颜持节授玉册金宝。时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以理财得到世祖重用，擅权专政，以真金为首的汉法派同以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权臣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真金被册立为皇太子，在客观上加强了汉法派的力量。阿合马屡毁汉法，为了搞垮教习人才的国子监，他使“诸生廪食或不继”，逼得国子祭酒许衡无法执教，只好请求回乡。至元十六年（1279年）冬十月，因李居寿和董文忠的分别奏请，世祖“下诏皇太子燕王参决朝政，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后闻”。从而使真金在临决庶务上又前进了一步，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
真金
真金甚重儒臣，关怀备至。至元十七年（1280年）六月，许衡因病请求回乡。真金一方面在忽必烈面前请求让许衡之子师可任怀孟路总管以养其老，另一方面又遣东宫官前往许衡处晓谕说：“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这里所说的“道”，无疑指儒术和汉法，“道行有时”之语表明了他对实行汉法的决心和信心。
同年，礼部尚书南人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以封驳制敕，这正符合世祖使臣下相互检察以防奸欺的想法，因而同意实行，并有意让廉希宪任侍中。希宪畏兀人，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以“廉孟子”知名。真金从防止权臣阿合马专权的角度，也支持设门下省，他派人对廉希宪说：“上命卿领门下省，无惮群小，吾为卿除之。”表明其决意清除朝中奸邪。但此事竟为阿合马所沮。
是年十一月十九夜，廉希宪卒。当其疾笃时，真金遣侍臣杨吉丁问疾，因问治道。希宪说：“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这番话集中表达了汉法派急除阿合马的心愿，对真金后来的决策和行动，当有很大影响。
至元十八年（1281年）二月，世祖命真金抚军北边。以重臣伯颜从，仍晓喻真金：“伯颜才兼将相，忠于所事，故俾从汝，不可以常人遇之。”真金“每论事”，对伯颜“尊礼有加”。密切了与掌握军权的大臣的关系。同年十月，回到京师。
是年，儒生李谦升直学士，为太子左谕德，侍真金于东宫，向他陈十事，内容为：正心、睦亲、崇俭、几谏、戢兵、亲贤、尚文、定律、正名、革弊。次年十月，按察使王恽又向真金进《承华事略》二十目，内有端本、择术、听政、抚军、崇儒、亲贤、去邪、审官等目。汉人儒士们的这些言论和主张，与专以“理财”为务的阿合马等人的所作所为是全然不同的，其中有些言论，如亲贤、革弊、去邪、崇儒等实际上就是针对阿合马等人而发的。真金赞同这些主张，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素“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据拉施都丁《史集》记载，真金厌恶阿合马至极，以致有一天用弓击其头，并划破他的脸；朝见时，世祖问他脸上何以如此，他不敢明对，诡言为马踢伤。适真金在侧，当即责他羞言系被太子所打，并当着世祖的面，拳殴阿合马多时。《元史》和《史集》都记载说，阿合马最畏惧真金。尽管如此，真金反对阿合马的历次斗争均未能成功。究其原因是：真金虽以中书令参与政事，“然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敢“可否君父之命”，“惟有唯默避逊而已”。而阿合马却能恃世祖之信用，飞扬跋扈。关键是阿合马的聚敛政策正符合了世祖的需要。
阿合马
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十八日，发生了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人合谋诱杀阿合马的事件。“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都，皇太子从。有益都千户王著者，素志疾恶，因人心愤怨，密铸大铜锤，自誓愿击阿合马首。会妖僧高和尚，以秘术行军中。无验而归，诈称死，杀其徒，以尸欺众，逃去，人亦莫知。著乃与合谋，以戊寅日，诈称皇太子还都作佛事，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诣中书省，令市斋物，省中疑而讯之，不伏。及午，著又遣崔总管矫传令旨，俾枢密副使张易发兵若干，以是夜会东宫前。易莫察其伪，即令指挥使颜义领兵俱往。著自驰见阿合马，诡言太子将至，令省官悉候于宫前。阿合马遣右司郎中脱欢察儿等数骑出关，北行十余里，遇其众，伪太子者责以无礼，尽杀之，夺其马，南入健德门。夜二鼓，莫敢何问，至东宫前，其徒皆下马，独伪太子者立马指挥，呼省官至前，责阿合马数语，著即牵去，以所袖铜锤碎其脑，立毙。继呼左丞郝祯至，杀之。囚右丞张惠。枢密院、御史台、留守司官皆遥望，莫测其故。尚书张九思自宫中大呼，以为诈，留守司达鲁花赤博敦，遂持梃前，击立马者坠地，弓矢乱发，众奔溃，多就禽。高和尚等逃去，著挺身请囚。中丞也先帖木儿驰奏世祖，时方驻跸察罕脑儿，闻之震怒，即日至上都。命枢密副使孛罗、司徒和礼霍孙、参政阿里等驰驿至大都，讨为乱者。庚辰，获高和尚于高梁河。辛巳，孛罗等至都。壬午，诛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并杀张易。著临刑大呼曰：‘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矣，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时世祖方驻跸察罕脑儿，当消息报来，他大为震怒，即派枢密副使孛罗等人弛驿大都，王著、高和尚等被诛，连同事件发生时放王著、高和尚入宫的中书平章政事兼枢密副使张易，也一并处死。但他很快发现反阿合马的一派势力中，有包括皇太子在内的蒙汉官员，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而阿合马犯有欺君之罪，将商人们为大汗买来的巨大宝石据为己有；加以真金及诸汉官之进言，乃尽得阿合马罪恶。世祖大怒说：“王著杀之，诚是也。”并改命对阿合马及其同党严加惩处。“阿合马死，世祖犹不深知其奸，令中书毋问其妻子。及询孛罗，乃尽得其罪恶，始大怒曰：‘王著杀之，诚是也。’乃命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观称快。子侄皆伏诛，没入其家属财产。其妾有名引住者，籍其藏，得二熟人皮于柜中，两耳具存，一阉竖专掌其扃鐍，讯问莫知为何人，但云‘诅咒时，置神座其上，应验甚速’。又以绢二幅，画甲骑数重，围守一幄殿，兵皆张弦挺刃内向，如击刺之为者。画者陈其姓。又有曹震圭者，尝推算阿合马所生年月。王台判者，妄引图谶。皆言涉不轨。事闻，敕剥四人者皮以徇。”
阿合马死后，世祖命和礼霍孙任中书右丞相，真金对他说：“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有沮挠，我当力持之。”大力支持和礼霍孙改变阿合马时的政策。他又对儒士何玮和徐琰说：“汝等所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表明了他加紧推行汉法的决心和态度。然而，真金实际上并无左右朝政的权力，大权始终掌握在精明专断的其父手中。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十一月，世祖又起用卢世荣“理财”，命其任右丞。卢世荣自谓“其法当赋倍增而民不扰”。力主推行汉法的真金对卢世荣的言行大不以为然，并持坚决反对态度，他说：“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加之真金“在中书日久，明于听断，四方州郡科征、挽漕、造作、和市，有系民休戚者，闻之，即日奏罢”。卢世荣为右丞才四个多月，即道监察御史陈天祥等人弹劾，中书右丞相安童、翰林学士赵孟传等也都反对他的措施。忽必烈乃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十一月，诛卢世荣。应当说，这是真金及其汉法派的又一次胜利。但这时汉法派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认为真金威望日高，“其大雅不群，本于天性，中外咸归心焉”，忽略了与“理财”权臣派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