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南宋大儒朱熹是继孔子、孟子之后的大思想家，他曾在湖南长沙讲学，他的思想对湖南思想界影响深远。加之曾国藩的提倡推崇，以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朱熹的理学被湖南思想界视为“正宗”，朱熹的著作也被学校作为必修课程。正处在“修学储能”阶段的青年学生毛泽东，也受到朱熹思想的很大程度的影响，以至于毛泽东一生中多次品评过朱夫子。
青年毛泽东以朱熹格言治学修身
朱熹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他最崇敬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采用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做教本，但杨昌济又自称“所讲不限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朱、张、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论语类钞》凡38条，就是杨昌济自编的教材，其中引据朱子解释《论语》的语录达22条之多。毛泽东是杨昌济最得意的门生，在老师的诱导下，他认真研读过《近思录》《朱子语录》《四书集注》《楚辞集注》等书，对朱熹颇为钦服。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
朱熹14岁丧父，依父友刘子羽生活，受业于胡原仲、刘彦冲。胡、刘好佛，朱熹亦出入佛道。朱熹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于是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
南宋初年，面对抗金胜利形势，朱熹主张益修政理，固内以守。孝宗即位后，朱熹支持抗金，在《壬午应诏封事》中表示：“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后来抗金失利，孝宗准备求和，朱熹主张“亟罢讲和之议”，批评议和为“不当为者”。
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在鹅湖会上，朱熹认为做学问要先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陆九渊兄弟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博览。朱熹以二陆为太简，二陆讥笑朱熹为“支离”，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漳州，他首次刊刻《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朱熹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
朱熹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约40年，做官不过十来年。他在任地方官期间，主张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当然，他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楚辞集注》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黎靖德分类编定为140卷。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朱熹在世时，屡遭排斥，其学术思想曾被视为“伪学”。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思想被封建统治者愈抬愈高。后来宋理宗以其学“有补治道”，按祭祀孟子的礼仪来祭他。
元王朝建立了南北统一的国家，理学在北方得以传播，皇庆二年（1313年）恢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到明初，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熹的学术思想，在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更趋完备。
朱熹因在福建讲学，弟子多为福建人，形成的学派世称“闽学”。朱熹自号“紫阳”，后来学者称朱熹为“紫阳夫子”，闽学又称“紫阳学派”。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在朝鲜、日本称“朱子学”，曾一度十分盛行。在东南亚和欧美，朱子学亦受到重视。
毛泽东详细了解过朱熹的生平事迹，认真研读过朱熹的著作，对朱熹主张抗金图存、恢复中原的爱国思想甚为赞赏，对他的理学思想一时也颇为佩服。
毛泽东在1913年记的《讲堂录》里，赞同“宋儒之学都是切实的”说法。他对程、朱的心性之学评价很高，认为：孔、孟、朱、陆、王阳明等大儒是“传教之人”。其中还记有“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该句便出自《朱子文集》卷六《答王于合》一信中的“大抵吾辈于货色两关打不透，便更无语可也”一语。
青年毛泽东不仅学习目的明确，认真刻苦，而且勤于钻研治学读书的方法。经过坚持不懈的追求和探索，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治学方法，他的治学过程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反映在这一时期他的一些文章和书信中。
在这些文章和书信中，毛泽东对其治学方法进行了许多精彩的论述。尤其是他对治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矛盾冲突，如“学”与“问”、“自学”与“共学”、“博”与“约”、“通”与“专”、“精”与“粗”等关系的体认和阐述，更显其独特之处。
毛泽东关于治学的“博”与“约”、“通”与“专”的辩证关系的观点，就深受朱熹的影响和启发。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致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
朱子补《大学》是怎么回事呢？
朱熹将《大学》经文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大学》开头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三纲领”。《大学》还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称之为《大学》的“八条目”，是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八条目”的中心环节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然而，古本《大学》中唯独“格物致知”有经无传，朱熹认为古本存在错简（传文顺序不对）和阙文（缺“格物致知”之传），于是调整文本顺序，并为“格物致知”补传曰：“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对照朱熹原文，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信中所引，有所简略。
《朱子语类》卷八中说：“人多言为事所夺，有妨讲学，此为‘不能使船者嫌溪曲’者也。遇富贵，就富贵上做功夫；遇贫贱，就贫贱上做功夫。”青年毛泽东很欣赏这段话，在1915年11月9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曾引朱熹的话以自责。他写道：“……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
在1917年4月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毛泽东更多次言及朱熹，其中说到体育运动要有恒心，必须专心致志时，写道：“朱子论主一无适，谓吃饭则想着吃饭，穿衣则想着穿衣，注全力于运动之时者，亦若是则已耳。”
“共泛朱张渡”
朱熹
朱熹之所以引起了青年毛泽东的特别关注，是因为朱熹一生中曾两次到潭州（今长沙），对建设和发展书院及州学，活跃湖湘学风，确立会讲制度，以及授业生徒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至今岳麓书院的讲堂之中还竖立着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的碑刻，永供后人瞻仰。
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与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同出自“二程”（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基本倾向相同，但在“知行”等问题上却存在分歧。湖湘学重实践和经世致用，而朱熹则批评湖湘学者“只说践履不务实理，亦非小病”。然而，分歧并没有阻碍朱熹与张栻的交往和友谊，他们常有书信往来，共同探讨理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乾道三年八月（1167年9月），朱熹从福建崇安专程来长沙造访张栻，受到张栻的热情接待。朱熹在长沙逗留了两个月，理学界著名的“朱张会讲”由此而展开。朱熹和张栻就理学中的一系列问题，诸如“中和”“太极”“仁”等，分别在岳麓书院和张栻的城南寓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岳麓与城南仅一江之隔，朱、张二人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之中，“朱张渡”由此而得名。
朱熹首开长沙书院会讲之风，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书院会讲制度的确立，是书院区别于官学的重要标志。“会讲”就是允许不同学派自由讲学，体现了书院内“百家争鸣”的特色。会讲让不同学派相互讨论，辨析异同，推动了书院的学术研究，促进了研究和教学的结合。
“朱张会讲”开辟了理学中闽学和湖湘学的交流和融合，对后来岳麓书院的学术发展和教学活动起了推动作用，带动了其他学派人物，如稍后的事功学派陈博良、明初阳明学派王守仁等，也来岳麓书院讲学，传播各自的学术思想。以岳麓书院为基地的湖湘学派能融合众学派之长，是与不同学派来岳麓自由讲学分不开的。
朱熹这次来长沙，还大开讲坛，教授诸生，从者犹如蜂拥。据清康熙《岳麓志》卷三记载，朱熹到长沙访张栻，讲学岳麓，其内容是孟子学说，目的是“以致克己求仁之功”。朱熹在长沙的教学活动时间虽短，但激发了湖湘学的迅速传播，并使湖南教育中心由衡山转移到了长沙。
绍熙四年十二月（1194年初），已63岁高龄的朱熹由丞相留正推荐出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再次来到阔别26年的长沙。他曾讲过学的岳麓书院此时已是“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议者惜之”。因此朱熹任上，除“修武备，戢奸吏，抑豪民”外，明确表示要以治教为重。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对岳麓书院的整顿和振兴之上。
他亲自主持更建书院，对“岁久寝圯”的岳麓书院进行了大规模修复。且不顾年高，亲自执教，亲自督课。他对岳麓书院影响最大的是颁行《朱子书院教条》，这使书院第一次有了用以规范约束生徒的正式学规。朱熹在学规中明确规定了书院的教育总方针是实施以“五教”为主要内容的纲常伦理教育。但在教学方法上，朱熹反对当时官学中“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的流弊，旨在书院中树立一种新的学风。学规提出“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生徒实际生活和道德教育的准绳。
《朱子书院教条》把学、问、思、辨、行规定为“为学之序”，实际上指示了书院教学的全部过程。
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寓居于岳麓书院的丰学斋，与同伴们探求革命真理，深受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赫曦台、爱晚亭是毛泽东经常学习、散步的地方。岳麓书院使毛泽东印象最深、产生巨大影响的当属“实事求是”的匾额，众所周知，后来毛泽东将这四个字赋予全新内涵，并丰富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1915年冬天，毛泽东时常与罗章龙相会于天心阁旧城堞间散步，逢星期天两人还常相约到长沙郊外游览。一天，毛泽东兴致颇浓地想到岳麓山一游，去看看赫曦台上朱熹与张栻的联句。于是来到罗章龙的住处，约他一同前往。
毛泽东与罗章龙冒着严寒，一路讨论着朱熹和张栻在湖南留下的思想影响，来到了湘江边因朱、张二人关系而命名的“朱张渡”。他们从朱张渡乘船渡过湘江后，议定两人分南北两路登山，最后在云麓宫会合。经过登山游览一番后，两人来到赫曦台，终于看到了朱熹与张栻的联句：
泛舟长沙渚，振策湘山岑。
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
怀古壮志士，忧时君子心。
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
两人凭吊了朱、张遗迹，在乘舟渡湘江的返归途中，他们感慨系之，模仿朱熹和张栻，联句共成一首五律，诗云：
共泛朱张渡，层冰涨桔灯。
鸟蹄枫径寂，木落翠微冥。
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
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
毛泽东的“大本大源”与朱熹的“理”
朱熹
在青年毛泽东一系列读书笔书、书信、论文当中，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探求作为“宇宙真理”的“本源”为核心的早期哲学观念，其中便明显受到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
朱熹说：“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在朱熹哲学体系中，“理”“太极”“道”或“一本”这几个范畴，指的是世界本源，人类社会的最高法则。它是超时空的东西，人们得于天而具于心。抓住了它，心归于本，万事万物就有了头绪，因为万事万物都是它的具体表现和运用。
杨昌济在讲课中具体解释了朱熹的这个观点，他把“一本”称之为“大原则”，认为“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
青年毛泽东接受了朱熹“理”本体论和杨昌济“贯通大原”的思想，进一步提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他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时所写的批语中又说：“发显即本体，本体即发显。合无量数发显而为一大本体，由一大本体分为无量数发显。”这就是说，作为世界本体的“宇宙真理”是全部现实世界的本体，林林总总的万千现象（即“发显”）都不过是“宇宙真理”的表现而已。“宇宙真理”产生一切而又在一切之中，这与朱熹的“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的观点极为相似。
青年毛泽东当时还用他所体会的“本源”真理来评价维新派的变法：“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认为只是抓住制度和实业这些“枝节”问题，而没有发动“发显”在人人心中的那个“本源”，所以变法失败了。
那么，怎样获得这个“本源”呢？毛泽东认为，“倡学而已矣”。朱熹主张做学问要由“积累”而达到“贯通”。他说：“铢积寸累，工夫到后，自然贯通。”如果知识积累不多，理会不透，是难以达到豁然贯通的。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说：“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言，则终不得矣。”他们都强调了知识积累的重要性。积累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抓住本源，朱熹特别强调这一点。
朱熹批评世之倡学者“不知学之有本”，因此学校虽多，而无异于虚设。他在《静江府学记》中说：“后世学校之设，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虽以汉唐之盛隆，而无以仿佛乎三代之叔季。”朱熹认为，要发挥倡学的功能，就必须“明义返本”。所谓“明义返本”就是“明人伦为本”。朱嘉把倡学和“定本”联系起来，主张倡学的目的就是用哲学伦理学塑造人心。
毛泽东完全肯定朱熹对倡学目的的看法，反对倡学只抓枝节，舍本逐末，赞同倡学必须以改造人的思想为根本。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认为追求知识，改造社会，首先要下决心去探求主宰一切的“宇宙之真理”或“大本大源”。但社会上的庸人却舍本逐末，以从事各种专业或追逐浮名浮利为“有志”，他认为那不过是一种盲目性。他说：“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掌握“宇宙之真理”是立志的根本。
他主张“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这就是说，只有通过研究哲学与伦理学，掌握了人生之“大本大源”“宇宙之真理”，才能明确奋斗方向和行为准则。
因此，他断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并表示自己今后“只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
贯通大本大源，虽是毛泽东读《朱子语类》《四书集注》等朱熹著作得到的感悟和体会，但对“本源”的实际含义的理解，毛泽东超越了朱熹。青年毛泽东是把它作为“宇宙真理”来探索的，它固然仍属于“天理”“太极”“一本”等客观唯心主义的范畴，但已多多少少具有了新时代的哲学伦理学色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远非朱熹强调的归于“三纲”“五伦”之本。
“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
朱熹
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对朱熹的哲学著作仍然很感兴趣，经常研读，并对朱熹进行评点。
1949年6月30日，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写下了《论人民民主政权》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化用了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注文中的话，指出：“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1958年9月，毛泽东到武汉、合肥、上海等地视察工作，当时陪同毛泽东视察南方的随行人员中有张治中先生。
到合肥后，毛泽东便向安徽省有关部门借来了《安徽省志》和朱熹的《楚辞集注》。毛泽东指着《楚辞集注》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答道：“未读过。”毛泽东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接着，他便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朱熹对《论语》的注释，从而谈到朱熹。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张治中忙说：“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婺源县现在划归了江西。”毛泽东又说：“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
但是，到了21世纪，人们对朱熹的故里，抢个不休。2010年10月22日，是朱熹大师诞辰八百八十周年纪念日。朱夫子的大寿，引得两省四地——福建的尤溪县、建阳市和武夷山市，以及江西婺源县，以“朱熹故里”为名，各自倾注全力，汇聚总量超过40亿元的建设项目，以作为奉献给朱夫子的“寿礼”。
“下轿伊始问志书”
朱熹
1959年7月1日清晨，毛泽东到达庐山牯岭，下榻于“美庐”别墅。毛泽东一住下，便提出要看一看庐山志书。
“美庐”的电话立即打到了江西省庐山接待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室文娱组组长、江西省文化厅副厅长林敏略一思索，便在宋、元、明、清以来的十几种庐山志书中，主张送呈1933年吴宗慈编纂的《庐山志十二卷》，并立即派工作人员殷荫元到庐山图书馆借了一部送至“美庐”。
当天下午，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又接到了借书的任务，立即又派人到图书馆，借了一部吴氏在1947年编纂的《庐山续志稿》送去。
看完这两部志书后，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侃侃而谈：“庐山的山名由来，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周文王时由匡裕兄弟在山中结庐而居，周文王去访，只见空空草庐一座。又有人说是周威烈王去访，人去庐存。这两者传说相隔数百年，后人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办，对历史的态度要严肃，不能含糊嘛。”
说到这里，毛泽东转身对周小舟等人说：“你们是秀才，请你们查一查，研究一下。”又说：“这部续志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都记录下来了，当时梁实秋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此人在会后两天迟迟登山，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在学术上有才华，对人要一分为二嘛！我欢迎他进步的一面。”
毛泽东还饶有兴致地又讲起了“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南宋淳熙六年，朱熹上任庐山南麓的南康郡郡守，对前来迎轿的属官们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
毛泽东又对江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方志纯谈起了读书：“各种各样的书都要读一点，除了马列的书外，还要读些历史书。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是很有道理的。一个领导者，知道一点历史有好处，可以学习历史经验嘛……”他又补充说：“当然，历史书也有不符合事实的，我们要取其精华，剔其糟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去评判。”
朱熹这个“下轿伊始问志书”典故流传以后，就逐渐形成了“以志呈阅”的惯例。
毛泽东非常重视全国各地方志的阅读，无疑是受到朱熹的影响。
毛泽东认为方志详细记载了各个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风俗民情等情况，如果掌握了这些情况，就知道了各地情势，就能打胜仗，办好事。因此，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代，每到一处，毛泽东都会搜集当地的方志，认真阅读，以此来了解当地的历史沿革、地理情况、文物掌故及风土人情。
毛泽东年轻时就熟读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也浏览了不少地方志书。1929年红军打开兴国县城，毛泽东在县图书馆住下，开始专心致志地读《兴国县志》。
在瑞金时，毛泽东得到清代续修的一部八卷集《瑞金县志》，虽然残缺一卷，但他却如获至宝，挑灯夜读。
在长征途中，环境恶劣，战斗频繁，毛泽东仍不放弃阅读地方志书。一次，部队打了大胜仗，夜间宿营时，毛泽东问秘书有没有战利品，秘书把前方刚送来的香烟递了过来。毛泽东笑了：“噢，怪我没讲清楚，我要的是书，比如州志啦、县志啦什么的。”秘书这才明白，他说的“战利品”是指地方志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出巡视，每到一地，总要开出一批书单，其中就少不了地方志书。
一次，毛泽东到汕头市，就索读《汕头县志》《潮州府志》，还问既然有汕头，是否有汕尾？
1958年3月，毛泽东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志》《华阳国志》认真阅读。以后还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志书，就连《武侯祠志》也读了。还在书上批画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也是在这次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倡全国各地编修地方志书。
由于博览地方志，所以有时毛泽东了解的某地方人文情况甚至比那些长期在该地方工作的干部还多。如他曾向长期在江西工作的一位同志说，江西铅山有个费丞相墓，可以查《铅山县志》。后来果然在书上找到了，他讲的和县志中记载的一字不差。
毛泽东以朱熹的《楚辞集注》做国礼
朱熹
除了理学著述外，毛泽东对朱熹的《楚辞集注》颇为喜爱，反复阅读，甚至将其作为“国礼”送给日本客人。
《楚辞集注》作于朱熹任潭州（长沙市）荆湖南路安抚使之时（1193年），或者有感于赵汝愚被罢相出朝之时（1195年）。
朱熹注释《楚辞》，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南宋时期，宋金民族矛盾尖锐，在宋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主战、主和两派。朱熹属主战派，他借注《楚辞》发挥这一观点。他极力颂扬屈原忠君爱国之心与高尚气节，以寄托自己的爱国之情，同时斥责扬雄失节而臣侍王莽为“屈原之罪人”，此实为对投降派及混在主战派阵营中的投机者的间接批判。
另据《齐东野语》等书记载，曾重用朱熹为待制经筵的右丞相枢密使赵汝愚因遭奸臣韩侂胄陷害，被贬放永州（今湖南零陵）。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正月，汝愚在往永州途中，路经衡州（今湖南衡阳）得病，暴卒衡州。朱熹有感于怀，遂撰《楚辞集注》，以寄托悲思之情。
《楚辞集注》是在汲取王逸《楚辞章句》与洪兴祖《楚辞补注》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既肯定了《章句》与《补注》在训诂方面的成就，也指出其在释义上的不足。朱熹认为《章句》和《补注》只重于名物训诂，疏于文词大意的发挥，旁引曲证强附其事。故《楚辞集注》对王、洪的误解一一加以辩证，并探求作者言外之意，阐发微词奥义，成为继《楚辞章句》《楚辞补注》之后影响较大的一部《楚辞》注本，受到学者们的普遍重视，流传极为广泛。
1958年9月，毛泽东在合肥向张治中推荐过《楚辞集注》。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离京外出时，指名要带在路上看的书籍中，就有《楚辞集注》。从此以后，毛泽东外出视察所带的二尺高、三尺长、一尺多宽的两个木书箱里，《楚辞集注》是必带之书。
1961年6月16日，毛泽东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版的《楚辞集注》。
1972年，中日关系开始破冰。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当天晚上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欢迎宴会上，田中发表祝酒词，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过去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迷惑，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田中讲话的关键词有两个，即“迷惑”（麻烦）与“反省”。对田中的“迷惑”发言，中国方面有很多议论。
周恩来于9月26日，对田中的发言，进行了如下的纠正和批评：“田中首相在昨天晚宴上的讲话中有‘添了麻烦’一词，这个词只是在不小心把水溅到路边妇女的裙子上而表示道歉时才会使用的，可是你却在提及中日两国不幸的过去时使用了。”
针对周恩来的纠正和批评，田中只回应说“周先生的话大概的意思可以理解”。
毛泽东的接见田中时间为9月27日晚上8点到9点35分。这次日本方面被接见的只有田中、大平、二阶堂三位。
在这次会谈中，田中的“迷惑”（麻烦）一词也成了话题。
毛泽东指出：“‘添了麻烦’，这样的话不够分量。”
田中解释说：“‘迷惑’这个词汇虽然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可是日语的‘迷惑’在百感交集地道歉时，也可以使用。”
毛泽东说：“明白了。‘迷惑’（麻烦）这个词你们用得好。”
会谈中，毛泽东说：“吵架后才能成朋友。”并指着廖承志说：“他是在日本出生的，您这次回国时带他走吧。”
毛泽东在这里为什么突然提起廖承志的名字？大概是当时除了廖以外，没有人能解读田中所谓“迷惑”的真意。廖承志的日语不是学来的，而是自幼在日本获知的。一知半解的日语知识是不能理解田中的“迷惑”的。毛泽东对田中暗示他是通过廖承志来了解田中的发言的。
据姬鹏飞说，周总理认识到日语“迷惑”和汉语“麻烦”的含义不一样，而且田中的真意是诚心诚意地谢罪。
田中甚至说过可以按中国的习惯改。田中的解决办法是“入乡随俗”，而不是日语“迷惑”的拘泥态度。总而言之，田中没有避开谢罪的态度，中方也正确地理解了田中的态度，所以日中邦交正常化得以恢复。
田中告别毛泽东时，毛泽东说：“我是中了书毒了，离不了书。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楚辞集注》六册）送给你。”
此书就是1961年毛泽东特别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
毛泽东为什么选赠《楚辞集注》而不选赠其他的书籍呢？原因恐怕是这部书上载有“迷惑”的典型用法。读一读《楚辞·九辩》中的这两句就明白了：
忼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
总之，毛泽东企图通过向田中赠送《楚辞集注》这种文雅的方法，来表示日中文化交流如此深刻和如此似是而非的微妙，中日双方应该从“迷惑”两个字来研究中日文化的共同点和差别。但遗憾的是中方也好，日方也好，当时都不曾了解这个意图。
田中角荣收到礼物后颇感荣幸，为了让陪同访华者都能一睹此书的尊容，回国以后，他即将《楚辞集注》交日本读卖新闻社复印了一些。一年以后，中国外交部又收到了日本读卖新闻社回赠给毛泽东的《楚辞集注》。所以，在毛泽东的藏书中，不仅有中国版的《楚辞集注》，还有日本复印本的《楚辞集注》。朱熹的这部著作因此而闻名天下，这恐怕是几百年前朱熹撰写《楚辞集注》时始料未及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