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金庸传》

香港报界的大环境已经令《明报》步履维艰，然而其本身的内在原因更是把《明报》推向了夹缝当中，《明报》的“明”字到底会不会应验那一句“明日黄花”呢？

对于《明报》所面临的困难之多，似乎都可以分条列项了。

（1）人手不足：身兼多职，分身乏术

当时的《明报》存有经理、编辑、组稿、校对、外联等多个部门，然而每一个机构当中却大概只有一个人在支撑，其人手紧张程度以及所有员工的辛苦程度自是不言而喻。

时任《明报》经理的沈宝新，几乎是一个人撑起了《明报》的经营， 他整日都在为提高《明报》的销量而辛苦奔波， 如果说金庸赋予了《明报》灵魂，那么沈宝新则是推动了《明报》的发展；负责组稿的编辑潘粤生在自己进行编写稿件的同时，也肩负起了所有稿件的整合与排版工作， 每当所有稿件完成之后，其他人就可以下班离开，而接下来潘粤生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戴茂生的校对工作也是一出独角戏；报社与外界进行沟通的一切事物都落在了负责外联的办公室助理叶云（本名叶汉辉）的身上；而担任社长兼总编辑的金庸怕是《明报》中最忙碌的人了，既然人手不够，那他只好“ 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自此开始了“ 右手写社评， 左手写武侠”的传奇生涯，常常伏在案上，动辄就是三四个小时，看着他的背影， 同事们在心疼之余却是爱莫能助。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就连金庸当时已有身孕的妻子朱玫都在为《明报》跑新闻、写社评，可见其人手的缺乏程度。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金庸总是感慨地说：“那时候，真的恨不得一个人长出好几个脑袋，能够去思考很多不同的事情，然后用成倍的手脚去完成……”

（2）地点疏忽：临阵转移，再三迁徙

原本《明报》是打算做杂志的，所以选址也是按照杂志的标准选在了尖沙咀。改为做报纸是临时的决定，地点并没有来得及转换，这里远离字房和机房，报贩们自然不愿意舍近求远坐船来尖沙咀取报。所以，在报贩的压力下，《明报》不得不考虑迁址。

1959年6月，《明报》迁至中环娱乐行，租用了一间写字楼，需要说明的是，这间写字楼是与另一家商业公司合用的，白天是原有商家的工作室， 晚上就成为了《明报》员工们的编辑部。每当下午商人员工下班之后，《明报》的员工便来到写字间开始工作，他们常常工作到深夜，凌晨离开的时候，还要把所有的地方整理一番，以不妨碍第二天的员工工作。在这期间，

《明报》的编辑们度过了一段异常艰辛的时期。 这样昼夜颠倒的工作持续了两个月之后，《明报》再次搬迁，办公地点最终确定在了中环德铺道中239号的四楼。

（3）销量尴尬：成活不足，喘气有余

《明报》刊行三四天的时候，日销量只有6000多份，多印刷的2000多份就此沦为废纸。而在报纸行业，日销量要达到万份，才能说是站稳了脚跟。因此，就销量而言，《明报》远远还达不到标准。即便有时能够把印刷的8000份报纸全部卖出去，那也是极其少见的。

由于销量不足，《明报》出现了资金困难，就连投稿者的稿费支付都成了问题。所以，《明报》刊登的大部分稿件都是其内部员工撰写的，完成之后，大都象征性地领取极低的稿费。当时香港报界的稿费并不便宜， 平均水平处在每千字8到10元，因此，当时的许多小报，也包括《明报》在内，为了节省稿费，在报纸的副刊版面上大都复制台湾报纸，或者翻写、改编一些坊间流传的奇闻轶事、旧时小说。

（4）定位模糊：为博众彩，内容过泛

《明报》作为香港报界的新成员，并没有读者积累，所以，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明报》的目标客户群定位便显得过于广泛，以至于没有了突出主题的思想。

在《明报》的板块当中，即有严肃的社评和时下的社会新闻，也有俏皮幽默的通俗小说。这就被人冠上了“没有特点”的帽子，有立场摇摆不定之嫌。

（5）实力悬殊：商场本色，弱肉强食

《明报》最开始承印于荷李活道的景星印刷，从第十八号创刊号开始，利源东街14号的慎记印刷接过了《明报》的承印权。但当时的慎记同时也承印了其他8家报社公司，其中不乏《大晚报》《新生晚报》以及《真栏日报》等大报，像《明报》这样只印几千份的小报，自然不受待见，印刷的次序也就排到了最后。《明报》出报的时间就相对较晚。

每一天的报纸印刷是非常繁琐的过程，《明报》地址尚在娱乐行的时候，排版、印刷、编辑并不在一处，核对校稿非常困难。往往编辑交稿之后，身为校对的戴茂生或是办公室助理叶云都要乘坐几十分钟的电车赶来排字并做好样稿。样稿完成后，再赶赴利源东街附近的一个避风的楼梯口校稿。等到凌晨，报纸出了大样，编辑就要赶到排字铺去核对，若是手头还在忙其他事情，这份工作就又落在了戴茂生的身上。

若是排字不及时，导致出报太晚，等过了凌晨3点钟，报贩们也就不会再要了，这就直接影响到了报纸的销量。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在困扰着《明报》，成为其稳步发展的重大阻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金庸和他的所有一起打拼的同仁们，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全都使出了浑身解数，竭尽所能地为《明报》保驾护航。

对于《明报》目前的问题，金庸和同仁们采用了“接洽印刷厂”、“招人”和“扩版”的应对方式。

与印刷厂的接洽大都落在了沈宝新的身上，为了使印刷厂先行印刷

《明报》，沈宝新时常在凌晨披着睡衣向厂内工人们递烟聊天。在1959年11月，为了避开竞争，《明报》再次把承印权交给了景星印刷厂，第二年的3月份，慎记不再承印《真栏日报》，沈宝新便为《明报》争取到了《真栏日报》在慎记印刷次序的位置。在沈宝新的不懈努力之下，《明报》的销量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然而说到招人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明报》虽然人手匮乏，但对应聘者的要求却一点不低，既然如此，招人不如挖人。金庸当即出面把知名作家宋玉和高雄请到了《明报》，由他们负责副刊编写。高雄与金庸交情匪浅，在《明报》上，以史得、凌侣、三苏的笔名撰写了许多怪论杂文，吸引了不少读者。与此同时，高雄还为《明报》的“明人闲话”撰写了不少深有见地的评论。

关于扩版的想法，来源于《明报》的定位，在前十七号报纸中，《明报》一直在调整定位， 明确顾客群，版式栏目也在不断变化。应商业要求，《明报》的第十八号报纸由小报换为对开版的大报。扩版过程中，《明报》增加了柳闻莺（本名雷炜坡）的“伶星专栏”以及简氏兄弟的“马经”。

雷炜坡是大报《晶报》的名牌记者，他在娱乐圈中有诸多亲戚朋友， 因此经常会发表一些独家新闻。此次金庸不惜花重金请雷炜坡来做《明报》的采访主任，也是为了能够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获得演艺界的读者群。金庸向雷炜坡承诺，支付他每月400元的高薪，待遇同金庸本人与沈宝新一样，待《明报》走上正轨，雷炜坡可以自行决定去留。雷炜坡加盟之后，《明报》很快便成立了一支港闻采访小组。“伶星专栏”于1961年2月15日在《明报》第一版首次开设专栏，主要内容是影视圈的种种秘闻和明星轶事，时有独家新闻爆出，深得读者青睐。除了“伶星专栏”，雷炜坡还用其他笔名为《明报》的其他专栏写稿，他写的新闻特写贴近娱乐圈，消息及时真实，有着相当的水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香港开始流行赌马，《明报》在沈宝新的坚持下，也搭上了潮流的列车，为了拉拢“马迷”读者，几乎与“伶星专栏”同步，《明报》也设置起了“马经”专栏。同样是花重金聘请当时资深的专业马评人简而清、简而和兄弟担任主编，专门编写马经。在赛马日的当天，《明报》的“马经”专栏总会加印半张纸，“马经”受到了一众“马迷”的追捧，这些“马迷”之后更是成为了《明报》的固定读者。

随着一应措施的不断演进，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卯足了劲头，自《明报》创刊之日起，金庸的《神雕侠侣》便开始在《明报》上连载，1961年7 月6日，长篇小说《倚天屠龙记》继《神雕侠侣》之后，撑起了了《明报》的销量。为了稳定读者，扩大销量，《明报》开始在同一刊上连载多篇小说，与《倚天屠龙记》同步的短篇《白马啸西风》和《鸳鸯刀》也同时与读者见面。

在《明报》最困难的时候，是金庸的武侠小说硬生生地助其挺了过来，而加上“伶星专栏”和“马经”则构成了《明报》的三大支柱，自此使得明报于香港报界站稳了脚跟。1960年，《明报》的销量已经破万， 到了1961年，更是翻了一番，达到了22677份。

时至1962年，《明报》因立场问题，曾与时下知名大报《大公报》

《商报》《新晚报》《文汇报》等进行过一场激烈的笔战。对于《明报》来说，这场笔战可谓是祸福相倚：祸者表现为，虽然《明报》在金庸的领导下奋力应战，但面对多家报社的群起而攻，逐渐陷入了“ 双拳难敌四手”的困境；福者表现为，这场大战过后，《明报》不仅毫发无伤，反而大大提高了知名度，从笔战过后的7万份，到1965年逐渐突破8万份甚至11 万份的销售量，远远超过了诸如《大公报》《文汇报》等竞争对手，这一巨大反差和其惊人的增长速度令人瞠目结舌。

这一场笔战，令《明报》一战成名。从此，《明报》开始名满香港， “金庸”二字，也成为了一块“金字招牌”，为港人所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