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辛（？—前1046年？），商朝末代君主，子姓，名为受（也写作受德）。他被誉为商纣，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他执政三十年（约公元前1075年至公元前1046年）。

作为帝乙的幼子，帝辛即位后，在内大力发展国家建设、调整赋税、规范祭祀制度、革新用人政策以及实行严酷刑法；对外多次征伐东夷各部族。这些措施在统治阶层内部引发了矛盾，也动摇了商朝的根基。在牧野之战中，商军被周武王率领的诸侯联军打败，帝辛最终战败身亡，商朝也随之覆灭。

在传统历史叙述中，帝辛被描绘成沉迷酒色、穷兵黩武、重刑厚敛、拒绝劝谏、掩饰错误的暴君，与夏桀并称为“桀纣”。然而，关于这一点，后世存在争议。

关于辛（或受、受德）的出生年份，近代有一些出版物认为可能在文丁晚期或帝乙初期。根据《史记》记载，辛是帝乙的幼子，有一个哥哥微子启。由于微子启的母亲身份较低，无法继承王位，因此辛作为嫡子被选为继承人。大约在帝乙二十六年（约公元前1076年），帝乙离世，辛即位，被尊称为帝辛，也被天下人称为“纣”。

帝辛二年，命邲其前往夆地颁布政令，在雍地进行狩猎活动，并赠予夆地酋长一双兽皮。

帝辛四年（约前1072年），商历四月乙巳日，帝辛下令祭祀父亲文武帝乙；恰逢大乙（成汤）翌祭之日，随后连续三日举行祭典。此祭祀中，由帝辛担任祭主，邲其陪同参与。

帝辛十年（约前1066年），帝辛征讨夷方，商军抵达淮水流域的攸国，与攸侯喜联手进攻，成功击败夷方军队。帝辛十一年（约前1065年），返回商都附近，耗时长达250天。

帝辛十五年（约前1061年），帝辛再次征讨夷方，据传此次征战于帝辛十四年（约前1062年）十月便已开始，持续至帝辛十五年（约前1061年）四月，历时约九个月。

帝辛二十五年（约前1051年），商历六月庚申日（羽祭之日），帝辛在阑地，赏赐随从宰椃贝五朋。

帝辛天赋异禀，口齿伶俐，动作敏捷，接受能力强，力气大，可空手与猛兽搏斗。他的智慧足以抗拒臣下的谏言，言语足以掩盖过错。凭借才能在大臣面前炫耀，以权威抬高自我，自认天下无人能及。喜爱饮酒，生活放纵，宠幸女性。尤其宠爱妲己，言听计从。

他命乐师涓编写新的俗乐，北里舞曲，柔和的歌曲。加重赋税，使得鹿台钱库的金钱堆积如山，钜桥粮仓的粮食满满当当。搜罗狗马和珍稀玩物，用于充实宫殿，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置于其中。对鬼神不敬。召集众多戏乐，聚集在沙丘，用酒作池，肉作林，让男女裸体嬉戏，饮酒作乐，通宵达旦。

帝辛虽多有荒淫之举，引得百姓愤懑，诸侯中也有人叛离。为此，他加重刑罚，设立了名为炮格的酷刑。随后，他任用姬昌、九侯、鄂侯为三公。然而，九侯有女献于帝辛，不喜淫荡，帝辛怒而赐死，九侯亦被处以醢刑。鄂侯因争辩激烈，亦遭脯刑。西伯姬昌闻此，只得长叹。崇侯虎得知，上告于帝辛，致使西伯被囚于羑里。西伯僚臣闳夭等人，献美女奇物及良马于帝辛，方得释放。西伯获释后，献洛水以西之地，求废炮烙之刑。帝辛应允，并赐弓箭大斧，使其征伐其他诸侯，成为西部诸侯之长，即西伯昌。

帝辛任用费仲治理国政。费仲善阿谀，贪财，殷人皆疏远之。帝辛又任用恶来，恶来善诋毁，进谗言，诸侯因此与商更为疏远。

西伯回国后，暗中修德行善，不少诸侯背离帝辛而归附西伯。西伯势力日盛，帝辛渐失权势。比干劝说帝辛，未果。商容贤能，百姓爱戴，帝辛却罢黜之。

后来，西伯攻打并毁灭了黎国，帝辛的大臣祖伊听闻后，既对周国抱有怨恨，又颇为恐惧，便前往帝辛处报告：

“尊敬的国王，上天似乎已经断绝了我们殷国的好运。无论是能预知吉凶的人士预测，还是借助大龟占卜，均未见任何佳兆。我认为并非是先皇无力援助我们，而是您过于放纵，以至于与上天疏远，因此上天才舍弃我们，使我们无法安享食物，而您既不体察天意，也不遵守常规。如今我国的人民无不期待殷国早日灭亡，他们说：‘上天为何还不显露您的神威？为何灭纣的命令尚未到来？’请问国王您现在有何打算？”

帝辛回答：“我身为国君，不正是接受了天命吗？”祖伊反驳道：“唉！您的过错繁多，又懒散懈怠，高高在上，岂能向上天祈求福祉？殷商即将灭亡，要为您的国家尽心尽力啊！”祖伊离开后感叹：“纣已经无法劝导了！”

西伯昌死后，周武王率军东征，到达盟津时，诸侯背叛帝辛前来与武王会师的有八百国。诸侯们都说：“是讨伐纣的时候了！”周武王说：“你们不了解天命。”于是又班师回国了。

帝辛更加淫乱，毫无止息。微子曾多次劝谏，帝辛都不听，微子就和太师、少师商量，然后逃离了殷国。比干却说：“给人家做臣子，不能不拼死争谏。”就极力劝谏。帝辛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于是剖开比干的胸膛，挖出心来观看。箕子见此情形很害怕，就假装疯癫去给人家当了奴隶。纣知道后又把箕子囚禁起来。殷国的太师、少师拿着祭器、乐器，急急逃到周国。 周武王得知帝辛统治集团分崩离析，王族重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出奔，见时机已到，即率诸侯联军伐商。

约公元前1047年，周军挥师讨伐商。约公元前1046年，周军在孟津盟誓，帝辛则派遣军队在牧野顽强抵抗。二月廿二日甲子这一日，商的军队遭遇败绩，或许是由于敌人的反戈一击。帝辛逃至鹿台，穿戴宝玉衣，投身火海自焚而亡。周武王赶至，斩下其首级，悬于白旗竿上示众。（后世学者对此有争议，有人推测帝辛是被斩首而死，郭沫若则认为是自缢而亡，但也有人认为帝辛是自焚而死，且自焚与斩首并不冲突）

帝辛死后，周武王处死妲己，释放箕子，修葺比干墓，表彰商容里巷，立帝辛之子武庚（禄父）为王，并命其遵循盘庚之德政。此后，殷商沦为周的附庸。周成王即位后，武庚因与管叔、蔡叔联手叛乱而遭诛杀，周改封微子于宋国，以续殷祀。

在帝辛统治时期，内政有所调整，这些多被视为恶政，但后世学者从中解读出新的意义，并进行分类讨论，如：政治上的政策和制度调整、对朝歌的营建和可能的迁都，以及经济上的搜刮政策和糜费浪费等。对外政策方面，帝辛继续对东夷用兵，其他战争亦屡见不鲜。然而，这些努力并未挽救商朝，反而加速了其衰亡。

有学者以新的视角重新解读了帝辛的罪行和恶政，视之为政治变革的实践。例如，他们将“不敬神”解读为“反对神权”和“改革旧俗”，将“任用罪人”和不重用贵族视为“打破奴隶主贵族‘世袭’制”和“从中下层提拔新人”以“服务革新路线”。

《商代史》亦认为帝辛进行了制度完善的尝试，包括：1. 改变用人制度，重用“小臣”集团，提拔了一批非世官大族的人才，如飞廉、恶来、费中、左疆等；2. 加强对外服的控制，如任命西伯昌等三人为三公、羁縻于朝廷，以及举行军事演习等；3. 推行法律改革，通过法律惩罚使内、外服各族人口脱离族组织，纳入直接掌控，从而扩大直接控制人口、削弱贵族势力，并以严刑峻法镇压贵族反抗；4. 严格执行周祭制度，固定和缩小致祭神灵范围，以此疏远旧贵族，等等。

然而，在学术下移尚未发生的年代，帝辛提拔的人员对商王朝典章不熟，出身较低，缺乏政治经验，唯帝辛马首是瞻，破坏了政治体系的稳定性。排挤世官大族的做法也导致商王朝内部离心离德。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加速了商王朝的灭亡。

各种史料记载，帝辛在沫邑或朝歌（今河南淇县）拥有琼室、鹿台、玉门、酒池肉林等设施，部分由他亲自建造或扩建。关于帝辛是否迁都朝歌，学术界存在争议：①部分学者赞同《古本竹书纪年》中关于盘庚迁殷后商王朝“不徙都”的记载，即否认帝辛迁都；然而，也有人质疑这些文字是“以张守节释《史记》语为《纪年》本文”，同时也不排除朝歌为“别都”的可能性；②另一种观点认为，殷商在帝辛之父帝乙时迁都沫邑；或者认为帝乙将此地作为辅都，到帝辛时其都城地位更为突出，与安阳殷墟并列；③还有人认为，帝辛可能迁都朝歌。

支持帝辛迁都说的学者推测，纣王对朝歌的建设早已开始，但迁都是在他执政后期，目的可能是为了避开周戡黎（今长治附近）、伐邘（今沁阳）后对安阳殷都的两面夹击，并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对东夷用兵，但由于周消灭崇侯虎、占崇国（约在今西安沣水西），开辟了沿渭水东进灭商的道路，使得帝辛的计划落空。

199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对淇县境内和鹤壁市直接管辖区域内的一批晚商遗址进行了调查，报告显示，此次调查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商周遗址，但没有找到商代朝歌遗址及其确切证据。有学者结合相关考古成果及文献梳理，认为沫邑或沬邑在晚商时已繁荣，但并未被纣作为都城，也未得“朝歌”之名；学者卢中阳则认为，考古调查在淇县境内发现了密集的晚商遗迹，与传世文献所述纣都朝歌相符；还有观点认为，朝歌是殷末重要政治中心之一，但尚未确定其是离宫还是陪都。就地望而言，有学者虽使用“纣都朝歌”的说法，但将朝歌与妹邑或沬邑进行区分，认为后者既可指朝歌，也可指朝歌城附近的小地名，该地距牧野更近；学者晁福林则认为沬地即牧野，早在武丁时期已有宫室类建筑，帝辛在此的离宫别馆只是延续前人的建筑进行扩建。

帝辛在位时，采取种种手段加强聚敛、搜刮。他的臣子中，费仲擅长收财，胶鬲被推测与鱼盐贸易相关。同时，帝辛大兴土木，挥霍无度。长年劳师远征，影响农业生产，又因统治阶级过度饮酒，可能导致粮食大量消耗。

各方历史研究典籍对帝辛的经济措施深表忧虑：其过度搜刮与骄奢，加剧了社会矛盾，阶级斗争愈发激烈。

记载中有帝辛在黎地和渭水一带进行军事演习、讨伐有苏氏、征讨东夷等军事行动。甲骨文和金文中，更有帝辛东征“夷方”的历史事实。如“十五祀王来征夷方”、“伐夷方无敄”等，其中以“帝辛十祀征夷方”最为著名。

关于“十祀征夷方”的战争时间，李学勤推断，在“九祀二月”时，夷方已有大规模侵犯的端倪，商朝开始备战，十祀九月正式开战，而十二月份为战争的首个阶段，十一祀正月则为第二阶段。除了战争，此役还包含大量的巡狩活动。

关于战争的主要战场，存在山东和淮水流域两种观点。

以李学勤为代表的山东派支持者结合青铜器铭文，推测出征线路为兖州—新泰—青州—潍坊；他们认为此役是在夷方侵犯商的意图明显后发动的，即具有防御性。另有学者结合鲁北出土的盔形器等考古资料，认为帝辛的目的是掌控该地区丰富的资源，包括海盐。另外有学者表示，此等军事活动与将东夷纳入商朝文化圈、满足帝辛的征服欲有关。

郭沫若、陈梦家、陈秉新等人则主张，此次征讨的夷方应在淮水流域（今安徽一带），而非山东；董作宾曾认为伐夷方的目的地都在山东，但后来也将征夷方的终点定在淮水之南。《商代史》综合考古资料，也支持这一观点。关于其目的，有人认为除满足帝辛的私欲外，还与获取南方铜矿资源以及纳贡与俘虏有关。

《中国史稿》一书，由郭沫若主编，该书认为，帝辛秉承了帝乙的战绩，成功地征服了夷方，赢得了众多战俘。尽管战争具有掠夺性，但同时也促进了中原先进文化在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传播，推动了中国的统一进程。然而，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战争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现代的《商代史》等著作则认为，总的来说，帝乙、帝辛时期战争频繁，虽然商朝大部分都取得了胜利，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但却对社会经济发展和黄河流域人民的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也削弱了殷商的国力，导致国内空虚，为周武王伐纣提供了机会，埋下了商朝灭亡的隐患。

此外，卢中阳等学者的观点指出，商政权对“王畿”的控制范围相对有限，与属邦之间存在大片的“无主荒地”和敌对国家，使得商的领土呈现出点状分布的特点。帝辛的统治并未改变这一状况。由此确定的王畿范围，也与牧野之战的爆发地点及其与帝辛统治核心区的关系相符。

毛泽东：①将纣王、秦始皇、曹操视为恶人实为误解，其实纣王乃能文能武之才。其于东南大兴，巩固东夷与中原之统一，实有大功于历史。虽伐徐州之夷获胜，却因俘虏过多而消化不良，致遭周武王趁虚而入，俘虏倒戈，终致商朝覆灭。②纣王实有大才。周武王对其评价过低，其俘虏政策欠佳，故最终败北。

郭沫若：①偶然洹水忆帝辛，统一神州此人功。②东夷渐居淮岱土，殷辛克之祸始除。百克无后非战罪，前途倒戈乃众俘。······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③中华民族向南发展，纣王实有大功。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其对东南之经营，使中原文化逐渐传至东南。今江苏西北部及长江流域之初开，帝辛实有大功。然帝辛亦为暴虐淫侈之君······在此背景下，奴隶、平民与奴隶主贵族矛盾激化，商朝与各方国矛盾亦达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