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一位开国少将重回四川，追寻当年在战火中施以援手的恩人，时隔多年，86岁的老农在回忆中恍若穿越时光，思绪飘回到那个风雨飘摇的岁月。少年时，他救助了一名受重伤的小红军，这位曾经的战士已成为荣耀的将军。他的归来，既是对往昔恩情的感激，也是对历史的回望。两位不同世代的英雄，是否能在命运的交汇中找到彼此？
1934年8月，在任弼时、萧克和王震的指挥下，红6军团开展了西征的先行行动，到了10月下旬，他们与红2军团在贵州东部成功会师。经过短暂的商议，红2、6军团决定立即返回湘西，以支持红一方面军的西征。为了在贵州地区继续坚持斗争，他们决定组建黔东独立师。这个独立师仅有800多名士兵，装备400多条枪，18岁的段苏权被任命为师政委，王光泽担任师长。独立师的使命是伪装成主力，向西发起进攻，试图迷惑和牵制敌军，以掩护主力东进。
经过一个月的激烈战斗，独立师在敌军十个团的围攻下终究难逃覆灭，师长王光泽英勇牺牲。段苏权虽然经历了无数险境，却侥幸保住了性命，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考验。他在战斗中受了重伤，脚部严重负伤，使他在突围时无法随部队撤离。
1934年11月，段苏权在四川秀山县的一次激战中受了重伤，情况非常危急，由于部队正在紧急突围，无法拖延救援伤员的时间，师长王光泽不得不将他留在当地以保全性命。一位名叫李木富的老乡发现了他，并决定将他安置在村后的一个隐蔽山洞里。起初，李木富每天给段苏权送一顿红薯粥，尽管李木富家境贫寒，粮食供应也捉襟见肘，但他依然不离不弃，尽量为段苏权提供帮助。
段苏权的藏身之处并没有长久保持秘密，他便被当地的团丁发现了，在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私藏红军是重罪，一旦被揭发，往往会连累家人，甚至面临灭顶之灾。李木富心中明白，他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生命在自己面前消逝，他不顾个人安危，决心站出来保护这个年轻的战士。
当团丁们找到段苏权时，眼前的这个少年只身一人，显得十分虚弱，看到他是红军，团丁们立刻兴奋地举起了枪，准备向他发动攻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木富毫不犹豫地冲到段苏权身前，身体挡住了即将落下的枪杆。李木富的心中虽然恐惧，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勇敢面对这一切。
李木富本是一名裁缝，曾为这些团丁制作过衣物，因此在他们之间有些许“熟人”关系，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李木富努力保持冷静，向团丁们解释这个年轻人只是个普通士兵。他的策略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团丁们并没有深入追问，而是轻率地拿走了段苏权身上仅剩的一些钱财，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这一切发生得十分迅速，段苏权在李木富的机智和勇敢下暂时逃过了一劫，在李木富的掩护下，他得以躲过一次生死关头。李木富心中明白，这种危险并未消失，随时可能再次降临。他们的处境依然岌岌可危。李木富想尽办法，竭尽所能保护段苏权，团丁们的关注随时可能转向，再加上李木富自身的贫困与无奈，他也无法永远掩护这个年轻的战士。
山洞里的生活逐渐变得艰难，李木富有时甚至无法保证每天一顿粥，段苏权在山洞中静静地等待，心中怀揣着对战友和自由的渴望。经过大约半个月的治疗和休养，段苏权的伤势有所好转，他开始考虑返回家乡湖南茶陵。在李木富的帮助下，邻居苏仕华为他制作了两根拐杖和一个竹筒做的讨饭碗，以便于他在返回的路上使用。
段苏权在山洞中静静地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尽管李木富的条件并不优越，但他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段苏权，让他在艰难的环境中保住了性命。李木富对此感到无奈，他明白自己的力量有限，心中对段苏权的苦境充满了同情。
李木富深知段苏权因伤不能行走太远，心里不禁涌起一阵酸楚，他想尽可能减轻段苏权的痛苦，于是决定为他做一些简单的帮助。他找来邻居，费力地制作了一对拐杖，并用竹子做了一个简易的乞讨碗，希望这些能帮助段苏权顺利返回家乡。
临走之际，段苏权身上只剩下一条裤子，他的红军服被民团剥夺，而李木富家因为贫穷，实在没有多余的衣物可以给他。看着这个一瘸一拐、光着上身的年轻战士，李木富一家不禁泪流满面。他们深感无力，却又无从改变这一切。在送别的时刻，李木富和妻子紧紧握住段苏权的手，眼中满是不舍和关切。
段苏权心中涌动着对这对善良夫妻的感激，他努力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借助拐杖勉强站立，向他们敬了一个军礼。那个瞬间，时间似乎静止，所有的苦难与艰辛都在这一礼中化为力量。他在心里默默发誓，如果自己能活下去，定会回到这里，报答李木富一家对他的恩情。
离开山洞，段苏权迈出艰难的步伐，心中却燃起了一丝希望，前路依旧崎岖，他的内心早已埋下了坚韧与感恩的种子。正是这些温暖的瞬间，让他在绝境中找到继续前行的勇气与力量。他坚定地向着故乡的方向走去，心中暗念着未来的重逢。
全面抗战的火焰点燃了段苏权心中的渴望，他每一天都感到无比焦虑，身为一名红军战士，他渴望再次回到战场，参与激烈的战斗。终于，在1937年9月，他的命运迎来了转机，一位名叫谭毛狗的老乡从西北返回，带来了他熟悉的红军的气息。谭毛狗曾在红军中服役，参与过长征，后来因与东北军作战被俘，沦为他们的勤务兵。
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谭毛狗终于请假回乡探亲，并带回了许多有用的消息，段苏权抓住这个机会，向他借来军装和休假证，决心孤身前往太原，寻找八路军办事处。当他见到主任任弼时——自己的老上级时，情不自禁地泪如雨下，感受到久违的亲切与温暖。
更让人震惊的是任弼时的反应。他早已收到独立师全军覆没的消息，甚至以为段苏权已在战斗中牺牲，面对意外重逢，他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经过一段沉默后，任弼时激动地握住段苏权的手，喜悦地说道：“我们曾为你举行追悼会，没想到你还活着！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经过长时间的离队，段苏权立刻向任弼时详细汇报了独立师的战斗经历，讲述了自己如何在秀山与敌军激战中牵制敌军主力，如何在秀山县受到李木富的救护，并在艰难的乞讨旅程中得到了刘维初的帮助。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对那些善良人的深深感激。
任弼时听后频频点头，不住地赞扬李木富和刘维初的善行，感慨道：“未来革命胜利后，定要好好感谢这些为我们付出的人。”段苏权的心中感到一阵暖流，知道自己并不是孤身一人。
不久之后，段苏权顺利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开始系统地学习和训练。新的环境使他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斗志，他决心将所学知识应用于未来的革命斗争中。
建国后，段苏权心中始终怀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前往当年他战斗过的川东南地区，寻找多年前的救命恩人。然而，由于工作的繁忙，这个念头始终未能实现。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史工作逐渐兴起，段苏权的心情愈发迫切，终于无法再坐视不理。
1983年深秋，段苏权怀着沉甸甸的情感，从北京出发，回到阔别半个多世纪的川东南，重返战斗与苦难的故地，种种回忆交织在心头，让他感慨万千。在当地干部的陪伴下，他走遍了秀山县，先后查看了五个山洞。可惜，岁月如歌，他当年未留下真实姓名，加之时间久远，依旧未能寻找到救命恩人的消息。
尽管怀着深深的遗憾，段苏权还是不得不返回北京，在离开之前，他郑重委托秀山县党史部门，继续帮助寻找恩人的下落。段苏权的心中燃起一丝希望，希望能通过他们的努力，再次与恩人重逢。
不久后，关于“寻找救治红军战士的土家农民”的消息传到了李木富的家中，那时的李木富已是84岁高龄，独自一人生活，妻子杨妹早已去世。他听闻有一位开国将领在秀山寻找他的恩人，心中一震，认为这个人可能正是他在1934年救过的红军。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叫大儿子李芝全为县委写信，详细回忆起当年的救治经过。
秀山县党史办的干部们接到信件后，立即赶往李木富家，开始调查这段尘封已久的传奇故事。他们逐渐拼凑出50多年前的情感纽带，除了李木富外，曾一起救助段苏权的苏仕华也健在，现年94岁，仍然在乡间生活。
段苏权收到秀山县党史办寄来的恩人照片时，激动之情难以自已，泪水夺眶而出，对于这一刻，他等待了太久，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欣慰。他亲笔写了一封回信，寄出了自己当时400元工资的一半，分给李木富、苏仕华以及其他曾经送饭的乡亲们。
在信中，段苏权关切地询问李木富是否有任何需求，表示只要他所提的合理，他都会尽力满足。李木富思索片刻，决定不为自己谋求私利，而是提出一个对村庄有益的请求：“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为村里建一座桥。
不久之后，村里真的修建起了一座新桥，村民们欢欣鼓舞，特意将它命名为“红军桥”，这座桥解决了村民们趟水过河的困扰，更成为军民情谊的象征。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日子，还是暴雨之后的泥泞时光，红军桥都在默默连接着当地居民与曾经的红军战士之间的情感。
1894年，当地政府为了表彰李木富的善行，特别赠予他一块牌匾，上面赫然写着“红军的亲人”五个大字。这是对李木富个人的认可，对那段军民团结协作、共同奋斗岁月的礼赞。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情感，让我们在艰难的岁月中，看到了希望与温暖，也让后人铭记军民携手共度的美好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