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进程里，晚清属于一段极具矛盾且充满挣扎的特殊阶段。不管是官场的状况，还是社会民众的生活，展现出来的都是一幅繁杂且歪曲的景象。
从杜凤治以及曾国藩的经历当中，我们能够稍稍了解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探寻经济、权力和人性彼此间的细微关联。
【科举困境与绍兴师爷的崛起】
在晚清的时候，科举制度虽说给贫寒人家的子弟提供了一个往上走的途径，然而全国每年录取的举人和进士的名额是非常少的。
由于要均衡地域之间的差别，每个省份的名额都是固定的，这样一来，在文化繁荣的江浙一带，很多有才华学问的人没办法进入仕途。
出现了一种特别的职业——绍兴师爷。他们靠着出众的智慧和学问，给官员想办法、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绍兴地区，干这行的人不少，慢慢变成了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特殊群体。
绍兴师爷参与到刑名、钱谷、奏折等众多重要领域之中，变成官员处理政务不能缺少的帮手，对那时的官场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
【杜凤治的仕途经济与官场周旋】
在晚清时期，科举乃是寒门子弟步入仕途的一个方式，然而，全国范围内举人以及进士的录取名额那是相当少。朝廷为了让地域差异得以平衡，给各个省份划定了固定的名额，这就使得文化繁荣的江浙地区有许多有才之人被挡在了官场的大门之外。
在这般艰难的处境中，绍兴师爷这一特别的职业无声无息地出现了。绍兴人依靠着出众的智慧和扎实的学问，众多人加入其中，共同发展，成为了颇具影响力的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在官场的关键领域颇为活跃，对律法条文十分熟悉，能够处理刑名之事，在财务核算方面颇为精通，善于管理钱谷，还能用犀利的视角和出色的文采来撰写奏折，是官员处理政务时必不可少的帮手，对晚清官场的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的这些收入压根儿就不够花的。那养廉银还老是被人扣着，官场里那些潜规则，上下打点得花不少钱，带着一家老小去上任，生活开销也不小，再加上请两个绍兴师爷得花大把的钱，这一通下来，他的钱根本就不够使。
官场中的社交活动那是相当频繁，各级官员会借助聚餐、逢年过节送礼品等手段来维护彼此关系，进而构建起紧密的利益联盟。杜凤治每年在社交方面的开销特别大，比曾国藩当年在京城当官时的花费还要多。
杜凤治的私人智囊团那得是师爷，他们的薪酬高得吓人。杜凤治刚进入官场的时候，雇的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这两人的年薪合起来达到1100两白银，而且每人每个月还能有10两作为伙食补助。
后来到南海任职时，他索性一下子请了 7 位师爷，让他们负责刑名和钱谷方面的事务，这一年光是花在师爷身上的钱就猛涨到 6000 两白银，要是换算一下，差不多跟现在的 600 万人民币等同。
除了师爷那高昂的花费，官场上的人情世故、送礼花费也是个沉重的包袱。为了能让自己的官路走得顺顺当当，杜凤治在巴结上级官员的时候那是相当大方，毫不小气。
在同治十一年的时候，他光是用于送礼的花费就多达2万多两白银，像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这些人，都曾收到过他那价格高昂的礼物。
面临这般庞大的经济压力，杜凤治为让收支达到平衡，只得想方设法去各处找寻额外的钱财来源。
钱粮的征收被他当作主要的敛财途径，在晚清收税粮的时候，地方私自搞出一套很荒唐的换算体系，原本100斤粮价是一两银子，却被抬高到了五两，那凭空多出来的四倍差价，就被各级官员毫不遮掩地给分掉了。
他不光在钱粮征收方面搞小动作，还凭借各类不正当的办法敛财。
科举舞弊那档子事，他凭借手中职权给某些考生行方便；在不动产契税登记上，他搞暗箱操作给自己捞好处；仗着自己官员的身份，他参与走私来赚取巨额利润；
商家为求庇护，会定时给他呈上丰厚的财物表示孝敬；就连调解民间纷争的时候，他都要趁机谋取利益。
让人吃惊的是，在那时的社会状况中，老百姓并不认为他是个贪官。这关键在于，只要不触及自己的关键利益，杜凤治对待百姓的态度还算比较温和宽容，和那些贪得无厌、毫无底线的官员相比，他的贪污腐败程度相对要轻一些。
在那个官场腐败至极的时期，这般对比之下，他居然在百姓心里被视为相对“还行”的官员，这着实是一种悲哀啊。
【曾国藩的官场沉浮与财富积累】
曾国藩是进士，他的仕途起点比杜凤治高得多。早些年在京城当官的时候，他过得很拮据，当侍郎一年的收入才660两，换算成人民币大概是66万，可他得应付坐轿子、买衣服、租房子以及社交这些方面的大笔花费，没办法，只能靠地方官员的孝敬以及借钱来维持生活，就这样，他在北京欠下了差不多140万人民币的债。
他去四川担任乡试主考，这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这个职位可是个好差事，公款的差旅费，再加上一路上收到的大量贵重礼品，使他一下子就挣到了 6000 两银子，差不多相当于 600 万人民币。
这笔钱不但把债务给还清了，而且让生活得到了改善，另外还有剩余的能寄回家里。
组建湘军之后，曾国藩的收入大幅提高，个人每年纯收益为5422两，率领军队的合法收入达6.48万两（相当于6500万人民币左右），通过劝人捐款、设立收费站点等办法来为湘军筹集钱财。在镇压太平天国后，他担任两江总督，正常年薪大概为1800万人民币，而其实际掌握的财富与权力则难以准确估算。
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清末的时候，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艰难。那时候地主家的长工，一年大约能挣10两银子，这点钱只够两个人勉强填饱肚子，要是一家四口的话，就只能吃粗粮度日了。
据曾国藩的日记所述，在道光二十一年的时候，北京的物价那是相当高啊，一般的长工一个月挣的钱，也就只够买那么一点儿肉和酱菜。要是换算成现在的话，差不多相当于月薪5000元，这物价真是高得让人吃惊。
老百姓不光得忍受物价高得离谱，还得扛着沉重的赋税以及徭役。像蒲松龄这样处于底层的知识分子，他当民办教师的时候，一年才挣 4 两银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后来给富人家当私人教师，收入涨到 20 两了，这情况才稍微好点儿，也才有空闲和心情去创作《聊斋志异》。
【黑暗时代的反思】
晚清时期官场的腐败和奢靡现象，乃是社会矛盾愈发尖锐的根本缘由。那些官员们只想着自己的私利，拼命搜刮钱财，根本不管百姓的命运如何。
杜凤治在某些方面对百姓还算有点宽容，然而从根本上讲，他依然是腐败系统中的一份子。
曾国藩在追逐权力和财富之时，也跟常人一样未能超脱世俗。
他们的举动体现出当时官场的阴暗和腐败，还有权力未受监督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捻军、白莲教、太平天国等起义接连发生，这正是百姓针对腐朽统治做出的抗争。像这样的王朝，早就没有了存续的基础，它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走向。
回望这段过往，我们得深入思考权力、经济和民生三者的关联，将历史当作镜子，防止再次犯下同样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