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4日，第二次战役随着长津湖战役的结束而获得全面胜利。在长津湖战役中，我军对美军陆战一师进行了围追堵截，歼敌1.4万余人。而我军也从鸭绿江边，一直杀到了三八线附近，收复了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之外的全部地区。长津湖战役和清川江战役一起，被称为“清长大捷”。

此战后，苏联统帅斯大林专门观看了长津湖战役的战报。看完后，斯大林评价：“这是一支伟大的军队，彭德怀是东方杰出的统帅。”

其后，斯大林下达命令：

“必须迅速在1951年3月前，将36个师的全部装备交给中国的同志，同时还要立即送去3000辆卡车。”

清川江和长津湖战役结束后，中苏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苏联开始比较真心实意地援助中国。曾几何时，苏联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援助，并不是很上心。

1950年6月，北朝鲜在苏联装备的支持下，对南朝鲜发动了解放战争。7月2日，美国宣布参战。随后周恩来在会见苏联大使罗申时表示，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陆，并且沿着铁路北进。因此中国暗示，一旦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中国将派出身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

到了8月11日，已经集中在东北的13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军、师干部会议。并且成立了东北边防军，随时准备入朝作战。

然而面对中国三番五次提出参战的暗示，斯大林却始终置若罔闻。直到麦克阿瑟在仁川成功登陆，并且很快包抄了朝鲜人民军主力，金日成迫切要求苏联出兵援助之时，斯大林才想到了红色中国。

10月1日，是斯大林急电毛泽东，要求中国以志愿军的形式入朝参战，在三八线以北组织防御。在同一天，金日成也向北京发出了电报，要求中国派兵入朝参战。

此时的新中国，正在扫除大陆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而蒋介石盘踞于台湾，和大陆隔海对峙。国内经济，更是因为多年的战争以及国民党的暴政而成了一个烂摊子。而经济和工业的贫弱，也体现在我军的武器装备之上。

以志愿军为例，我军没有坦克，没有飞机，仅有少量的防空和反坦克武器。至于火炮，则主要以质量低劣的迫击炮和山炮为主，没有榴弹炮和大口径加农炮。志愿军一个军的火炮，仅仅相当于美军一个师火炮装备的一半多一点。

而与陆战一师这样武装到牙齿的王牌部队相比，志愿军全军的火炮甚至还不如其所携带得多。

与此同时，我军的火炮多以缴获为主，是十足的万国牌，装备陈旧、型号杂、口径小、射程近、弹药又不足。至于牵引火炮的车辆，我国更是极度缺乏，多由骡马牵引或者靠人员肩扛。

毛泽东心里明白，与美军比武器，那是“叫花子与龙王比宝”。虽然说武器并不是战争胜利的唯一要素。但是武器的优劣，决定我军能不能赢得漂亮，能不能歼灭更多敌人，能不能保存更多战士的生命，能不能让我军战士吃得好、穿得暖。

因此，毛泽东于10月6日将周恩来和林彪派往莫斯科，要当面向斯大林讲明情况，表示中国将派志愿军入朝参战。与此同时，希望苏联提供先进的苏制装备以及空军的支援。其中，空军的支援是至关重要的。若无空中保护，我军脆弱的补给线就将完全暴露在美军上千架战机之下。

然而到了莫斯科，斯大林却表示，苏联空军还没做好入朝作战的准备，至少还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至于武器装备，例如坦克、大炮和飞机，苏联将予以充分的满足。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我军所需的装备，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位。但若志愿军不立即入朝，美军随时可能推进到鸭绿江边。

因此，我军必须在没有空军掩护、没有苏制武器的条件下独自作战。在至少三个月内，苏联不会提供任何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说苏联空军没有做好准备，完全是夸大其词。因为在沈阳的秋，别洛夫航空师早就整装待命了。而在远东地区，第32歼击航空师第304团和两个高射炮营可以在五六天内到位。

斯大林之所以不给中国提供空军支持，主要是苏联不愿将自己扯进战争。在10月8日，美国军机曾“误闯”苏联在海参崴的机场，造成7架飞机被摧毁。对此，苏联没有做出任何军事上的反应。

很显然，苏联不愿为了朝鲜去招惹美国。毕竟苏联的防御重点，还是在欧洲。

与此同时，斯大林也不信任中国军队。他不相信装备低劣的志愿军可以击败美军。如果贸然派出空军，那是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对于斯大林微妙的态度，毛泽东曾评价道：

“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泄气了，说算了吧！”

斯大林可以放任朝鲜局势继续恶化，而中国却决不能坐视不管。敌军盘踞在鸭绿江边，我国还能安心发展吗？毕竟当时的东北，是我国的工业中心。因此，无论苏联是否出动空军，中国都将入朝作战。就这样，26万志愿军拿着低劣的装备，在没有任何空军掩护的情况下跨过了鸭绿江。

看了电影《长津湖》以及《水门桥》的读者们恐怕对美国空军的可怕，都有着深刻的印象。由于我军没有空军，甚至没有高射炮，导致美国空军在我军上空任意肆虐，我军却毫无还手之力。

在美军不间断地空袭之下，我军大多只能在夜晚行动，辎重部队更是时常因美军的空袭而被炸个精光。而在长津湖战役中，美国空军更是成为我军全歼陆战一师最大的拦路虎。

当陆战一师被我军包围之时，美军出动了4艘大型航母、2艘护航航母以及1艘轻型航母。同时在临近的连浦机场集中了4个F4U海盗攻击机中队，舰载机和陆基飞机达到500架之多。这是整个朝鲜战争中，美军最大一次航空兵力集结。

这些战斗机一面为陆战一师空投补给，运送伤员，一面不分昼夜地对长津湖附近的志愿军进行狂轰滥炸，阻挠志愿军集结兵力。

由于在美国空军的阻挠下，我军的粮食、棉服和弹药都无法运送到前方。志愿军战士只能爬冰卧雪，忍饥挨饿，出现大片的冻伤。与此同时，我军原本就不多的火炮，在美军战机的空袭之下，也无法运送到前方，及时参加战斗。志愿军战士只能以手中的步枪和手榴弹，对抗敌人的坦克、飞机和重炮。而这一切，都是拜苏联没有提供任何空中保护所致。

就如陆战一师史密斯少将所说：“若在下碣隅里，中国军队哪怕出现一架飞机，我们都将面临惨重的损失。”无独有偶，志愿军20军军长张翼翔也曾提到：“只要多给我一门炮，就能让美军跑不了。”

然而十分可惜，在下碣隅里，我军既没有飞机，也缺乏火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国运输机一架架飞起，将所有的伤员都运输走，并投下大量弹药和粮食。因此，陆战一师虽然被围，却从没有饿过肚子，也没有缺过弹药。缺衣少食以及弹药的，反而是负责围攻的志愿军部队。

战后统计，长津湖之战，志愿军战斗伤亡14000多人，冻伤减员却达30000人，冻伤减员达兵团总数的32%，这是多么可怕的损失。

但凡我军武器装备更先进一点，粮食够吃一点，身上的棉服厚一点，陆战一师都不可能跑掉。就如老兵徐邦里所说：

“当时，我们部队有种说法，敌人是被我军打垮的，我军确实被严寒冻垮的，所以敌人突围时，我军拿不出部队去追击他们，这是我们最大的遗憾”。

长津湖战役结束后，斯大林看着惨烈的战报，不能不有所触动。他亲自指挥过杀成了尸山血海的苏德战争，然而却仍然为长津湖战役而感动。如此沉重的伤亡，谁说斯大林和他的苏联没有责任呢？

此后，斯大林断然下令：

“必须在1951年3月前，完成中国同志36个师的全部装备订货，还要立即送去3000辆卡车。”

在我军的感召之下，苏联这个庞大的巨人终于苏醒了。

整个苏联社会都对中国军队能用那么简陋原始的武器打败美军而感到钦佩。

中国著名经济学者马寅初当时在东欧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直到晚年他仍然能回忆当时的情景。当我军克复长津湖，进而收复平壤后，几千名世界各国与会代表边鼓掌，边欢呼：

“毛泽东万岁”“新中国万岁”，时间竟然长达十余分钟，这是国际会议中极其罕见的。

而斯大林也在此时下定了决心，苏联必须更深层次地介入朝鲜战争，要给志愿军以更多的援助。此后对于中国装备的要求，斯大林从来都有求必应。

首先，在斯大林的亲自督促下，36个师的苏制装备逐渐到货，志愿军平均每个军所拥有的火炮达到356门，已经比美军一个师略多一点。而在此前，中国一个军的火炮只能和美国一个团相比。在战斗中，这些火炮取得了巨大的作用。

此外，我国订购的6000多辆卡车也陆续到位，辎重后勤全靠肩扛手提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军队实现了全面改装，其中完全按照苏军编制装备或新组建的有：原106个陆军师的56个师，6个坦克师和独立坦克团，101个高射炮营，5个野战高炮师和一个城防高炮师，2个火箭炮师，14个榴弹炮师，2个反坦克师，等等。

最早得到整建制改装的是1月底和3月集结东北的第二番作战部队十九兵团和第三兵团共18个师。而参加长津湖战役的第九兵团在朝鲜休整期间，在国内抽补了新、老兵4万多人，带去了三个师的装备。

就在我军实现苏制武器全面换装的同时，苏联的空中支援也随之到位。苏联飞行员穿着志愿军的军服，伪装成中朝空军秘密加入战斗。斯大林所顾虑的，当然是担心苏联空军参战的事实暴露后，激化美苏之间的矛盾。然而即便如此，苏联空军仍为保卫我军的后勤线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在朝鲜鸭绿江至清川江地区的上空，中苏空军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优势，米格15歼击机已经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的敌人。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令美国飞行员闻风丧胆的“米格走廊”。

1992年，苏联解体一年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给美国参议院的信中称，苏联空军其实参加了朝鲜战争，并且击落了1309架美军战机。其中苏联英雄佩加利耶夫上校一人便击落了23架敌机。在喷气式飞机的战争史上，这是一个难以超越的纪录。

斯大林不仅在武器和空军方面，给予我国已重大帮助，而在战略策略上，斯大林也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当时在朝鲜战场，我们在异国作战，自然要面临军队指挥权的归顺问题。在这个方面，中朝之间曾发生了严重分歧。

由于仓促入朝，中朝双方未能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和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任何的协议。根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起初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中国帮助朝鲜顶一阵，军队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来掌握。

当中国派遣数十万大军入朝后，金日成感到事情重大。虽然放弃了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但金日成也只是提出将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但并没有将朝鲜军队的指挥权归于彭德怀。因此在此期间，中朝两军多次因为协调问题而产生了巨大分歧甚至冲突。

为此，斯大林主动提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就这样，中朝联合司令部得以建立，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但凡作战问题以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彭德怀指挥。指挥权归属这一重大问题，最终在斯大林的关照下，得到了妥善解决。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在重大军事决策上，多次站在了彭德怀，而不是驻朝苏联顾问一边。早在第一次战役时，苏联顾问就经常指手画脚，干涉彭德怀的指挥，认为他不乘胜追击。

第三次战役后，苏联顾问和金日成对彭德怀的不满到达了顶峰。当时，我军已经克复了汉城。然而彭德怀注意到我军兵力不足、给养很差，战线拉长，因此断然下令全军休整，停止进攻。

这一举措，遭到了朝鲜方面和苏联顾问的全面反对。其中，苏联驻华军事顾问扎哈罗夫指责彭德怀：

“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实际，犯下丧失战意的错误。”

事后，苏联顾问更是在斯大林面前，告了彭德怀的状。然而斯大林接到电报，却毫不犹豫地支持了彭德怀。在电报中，斯大林热情洋溢地说：

“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问，真理在彭德怀一边。”

在电报中，斯大林赞扬了彭德怀以劣势装备大败世界上最强的美军，是当代最天才的军事家。与此同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瞎指挥，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

事后，斯大林还将驻朝苏联顾问斯蒂科夫调回了莫斯科。彭德怀终于可以摆脱苏联人的掣肘，随心所欲地指挥部队了。

1952年9月初，彭德怀出访莫斯科。对此，斯大林喜出望外，他实在太想见见这位神秘的东方统帅了。斯大林用盛大的国宴招待了彭德怀和同时受邀来访的金日成。

晚宴上，苏联将星如云，一排排勋章和肩章在克里姆林宫的水晶吊灯映射得光芒四射。反观彭德怀，却身穿一身破旧的黄呢军大衣参加了宴会。斯大林惊奇地发现，这位名震世界的统帅，却像个乌克兰普通农民一般打扮。

因此斯大林举着酒杯站在彭德怀面前，然后开口道：“我要跟你好好谈谈，关于战俘遣返问题，你们的斗争很有力。”

之后，斯大林终于说出了那句迟到长达2年之久的道歉：

“站在初期，我们的空军出动晚了点。”

要知道在当时，彭德怀在作战初期为了得到苏联空军的支援，曾和苏联驻华空军总顾问沙哈罗夫大将大吵了一架，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牺牲了很多战士。

然而在此刻，彭德怀只是淡淡地说：“都撑过来了，你有你的难处。”

此后，斯大林和彭德怀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交谈，这是一个世界上极其少有的，即使是斯大林也完全信任的人。对于彭德怀的回答，斯大林评价道：“将军说的话，总是爽快的！”

尊严不是求来的，而是打出来的。志愿军的浴血奋战，终于让我国摆脱了东亚病夫的耻辱称号。美苏两个大国还是意识到了新中国的强大以及其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从1950年开始，苏联对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不仅初步实现了装备的现代化，同时还为后来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立国之战，此言非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