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伤亡最多的大决战之一。在这场战役中，国共双方精锐并出，投入了数十万兵力，在淮海平原上捉对厮杀。

在第一阶段的战斗中，华东野战军经过一番苦战，全歼黄百韬兵团12万人。随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中原野战军又将黄维兵团的12万人围在了双堆积，一场大规模的歼灭战一触即发。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数百万大军中数得着的王牌。由4个军、11个师组成，其中18军是陈诚的嫡系军团，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全美械部队。其他诸如第10军、第14军以及85军，也是由日械、美械以及国械装备起来的精锐部队，其战斗力不容小觑。

值得一说的是18军，这个部队的军长是名将杨伯涛，此人是著名的机械化作战专家。该军拥有大量坦克以及战车，可谓能攻善守。

虽然黄维兵团战力极强，但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指挥员依然十分乐观。这是因为黄维虽然兵力强、装备先进，却没有占据地利与任何。当时，黄维兵团所在地区皆为平原，无遮无盖、无险可守。同时，该地的老百姓早就带着粮食跑光了。因此，黄维兵团不仅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燃料以及牲口饲料都相当难找。可以说，黄维的处境可谓是实实在在的兵家绝地。

正所谓漏屋偏逢连夜雨，正当黄维准备突围之时，我军早期部下的暗线——110师师长廖运周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廖运周自告奋勇，声明自己将带领部队作为先锋突出重围。黄维不知是计，将大量战车和大炮交给了廖运周，做起了突围的美梦。谁知廖运周却带领110师临阵起义，让黄维赔了夫人又折兵。由此，黄维放弃了突围的打算，而是固守待援。

廖运周起义后，刘邓大军士气大振，刘伯承和邓小平对将来的战局都十分乐观。1949年11月27日，刘邓陈给军委去电，“全部战斗至迟明日可以解决”。

然而真当刘邓大军发动总攻，却发现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黄维早就用战车，围成了一个“奇阵”。

原来，黄维的18军多次与我军交战，经验非常丰富。黄维很清楚我军的劣势，那就是攻坚能力不足。因此，黄维部署手下的四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了一团。然后用坦克、自行火炮以及填满泥土的卡车在外面围成一圈，用机枪、火箭筒、火焰喷射器布置出层层火网，使我军无法分割歼灭。这种战术，被国军称为“硬核桃”战术，让解放军啃不动、吃不掉，撑也要把解放军给撑死。

而反观作为主攻方的解放军，装备就实在差强人意了。在1947年挺近大别山期间，中原野战军为了追求进军速度，将绝大部分重武器都给丢弃了。到了淮海战役，中野的装备虽然得到了补充，但是重火力依然不足，战斗力最强的一纵仅有三门山炮。在没有炮火掩护下的进攻，根本无法压制敌人的火力。

也就是说，我军有吃“核桃”之心，却缺乏开“核桃”的工具。如果硬用手掰，自然讨不到好果子吃。

当时中野以为黄维在双堆积立足未稳，很难建造坚固的防御工事，因此放心大胆地集中优势兵力进行突击。然而他们所面对的，却是一道由钢铁组成的长墙。当我军战士冲到近前时，敌人立即用轻重机枪以及火焰喷射器进行顽抗。其中火焰喷射器对我军步兵的杀伤极大，一次喷火甚至能点燃数十个解放军战士。

因此我军攻击数日，进展却不大。就如四纵后来总结的教训：

“一是敌人阵地配备比较严密，构成交叉火力网。当我军进行火力准备时，敌人火器和部队进入隐蔽部躲避。待我军火力停止射击或延伸射击时敌人再进入阵地实行射击，常以数挺机枪封锁我突击路口，当我突击队进至敌鹿角附近时，各火器一齐开火，用短促交叉的火力逆袭杀伤我突击队员于阵地前。其火焰喷射器亦向我突击队喷火，如李围子之战敌用火焰喷射器烧伤我10旅50余。”

在我军发动决死猛攻的同时，敌人在严酷军纪的监督下，也表现出出人意料的顽强。如14军命令各部与阵地共存亡，否则以军事连坐法惩办。

因此敌军逐沟逐堡地顽抗，不敢轻易放弃阵地。即使部分敌军逃走，其他阵地的敌军一律不准他们进村。由此，我军进攻的成效很小，但伤亡却非常大。

前线战士们在流血牺牲，小李庄前指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也心急如焚。陈毅一向快言快语，他说：

“我看还是要从根本找原因，一些指挥员对黄维兵团战斗力消耗，部队混乱状况和防御能力估计不足，总以为黄维是瓮中之鳖，速战速决的心情过于急迫，以至于实行了过于猛烈的突击。有的干部甚至说：“打仗还能不死人？命是公家的，拼完就算”这是什么话？因此伤亡较大，收效甚微。”

在陈毅看来，决不能把“拼死命”的政治口号当做战术思想，不能让烈士无谓的牺牲，各级干部要爱惜战士的生命，充分发动群众，认真研究战术，以勇敢加指挥，杂碎敌人的“硬核桃”。

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砸碎“硬核桃”，必须要有锤子。即使没有锤子，其实拿石头也可以。我军虽然缺少重型火炮，但是汽油桶却完全不缺。而聪明的我军战士，竟用这些汽油桶发明一种强大的应急武器——飞雷炮。

说起飞雷炮，就不得不提陈赓的四纵。在四纵11旅中，有一个名叫聂佩彰的工兵连连长。他原本是国军工兵，他年轻时曾在东北讲武堂工兵科学习过。他特别善于因陋就简，制造土武器。在抗战期间，他曾发明一种石头地雷，在山西沁源县交口镇附近一次炸翻了3辆日军汽车。

解放战争期间，聂佩彰被我军俘虏，成为了一名解放战士。对于这位技术出众的战士，分区司令李聚奎可谓关爱有加，专门指示为其配备了马匹，还在生活上给予了特殊关照，成为太岳军区一位“特殊”连长。要知道在我军武器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善于制造土武器的工兵可是个宝啊。

经历多次战斗，聂佩彰曾多次完成爆破敌军堡垒的任务。我军的爆破手法，主要是以人力将炸药包、爆破筒放置于敌军地堡边，然后拉响引线予以炸毁。然而这种方式必须要经受敌人火力点的考验，战士们经常还没接近敌人地堡就牺牲了。即使拉响了炸药包，战士们也经常由于躲闪不及而被爆炸波及。对此，聂佩彰一直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直射火力的缺乏，让我军在攻坚方面成为了跛脚。

聂佩彰认为，作为工兵连长的自己有义务攻克这个难题。我军曾经用迫击炮发射宣传弹，用掷石坑抛射石头杀伤敌人，难道就不能利用这个原理，将炸药包抛射出去吗？

首先，聂佩彰挖了一个梯形的土坑，然后在土坑后壁下部挖了一个火药室，装进抛射药，安上雷管和导火索，药室上盖一个方形木板，上面堆放土包代替炸药包，然后点燃导火索引燃抛射药，利用抛射药爆炸产生的能量将土包发射出去。

第一次实验效果很好。但到了第二次实验，却出现了问题。这是因为炸药包虽然能抛射出去，但是其飞行姿势却不能控制，炸药包触地后不能爆炸。

经过仔细思考，聂佩彰将目光盯向了废旧的汽油桶。看着汽油桶宽大的口径，他突发奇想：“为何我不能将汽油桶改造成大炮呢？”

于是，他改造了汽油桶，将其用铁箍加固，底部安上了枣木，挖出药室。经过实验，这种汽油桶果然能将炸药包抛射300多米，全部命中预定目标。因此，这种武器也被命名为“飞雷炮”“炸药发射筒”。有些战士还将之称为“土飞机”。

从表面上看，“飞雷炮”缺陷很多，射程太近，准头不足，操作起来也有危险。但是从威力上来说，却不是盖的。经过反复试验，飞雷炮最佳装药量是6~8公斤，抛射药为0.5~0.6公斤，最远射程为300多米，最佳射程为100~150米。炸药包爆炸后，虽然不像炮弹那样产生破片，但却能产生极大的震撼效果，能将半径10米内的各种障碍物全部摧毁和破坏，能使半径20米的敌人完全丧失战斗力。

后来，聂佩彰又给“飞雷炮”安装了瞄准仪、炮座、脚架和机械击发系统，准头上也大有改观。

后来中原野战军召开军事训练汇报演习，刘伯承、陈毅和李达曾兴致勃勃地观看了飞雷炮的试射。演习开始后，工兵向预先设置的3个300米左右的目标连续发射了3发“飞雷”。这三发飞雷，都被战士们用绳子捆成了球状。砸到地面上，还会像篮球一样，弹一下再炸。

看到了飞雷炮出色的杀伤力，陈毅笑呵呵地说：

“我留过洋，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武器。你们的飞雷炮能打那么远，为你那么大，我看，对作战会起到预想不到的效果。”

刘伯承也说：“飞雷炮不仅可以在敌人前沿的障碍物中开辟通道，而且可以摧毁敌人浅纵深的坚固工事，能弥补我军在炮火方面的不足，将会提高我军的攻坚能力。”

诚然，人类在此前的战争史上，确实没有飞雷炮这样的土武器。但这种武器的类型却有。所谓飞雷炮，其实就是臼炮的一种。

臼炮，是一种大口径火炮，它炮身短、射角大、初速低、射程近，但是威力巨大，主要用于攻击坚固的目标。因此，许多臼炮的口径都大得惊人。其中，德国二战的“多拉”巨炮，口径达到了800多毫米，甚至可以钻进一个人。其发射的威力，可以用惊天动地来形容。而用汽油桶改造的飞雷炮，实际就是臼炮的一个变种，专门为进攻而存在。

在淮海战役中，这种简陋的武器终于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弥补了我军重火力的不足。首先，我军先以坑道作业的方式，避开敌人的火力，一步步向敌人靠近，将捆猪的绳子一般，将黄维兵团捆得紧紧的。

随后，我军工兵开始在战壕里布置起数以百计的飞雷炮，只等进攻开始的那一刻。

12月6日16点30分，随着各种火器的轰鸣，总攻开始了，我军三个集团从东、西、南三面向敌人展开了攻势。

与此同时，主攻部队集中火炮和飞雷炮，对敌人阵地展开了地毯式轰炸。当西瓜状的炸弹包坠落到敌人阵地上时，激发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其爆炸威力之强，竟将守卫在堡垒、战车后的敌人震得五脏俱裂、七窍流血而死。即使幸存下来，不是疯了，也是被吓傻了。

以被吹嘘为“固若金汤”的李围子阵地为例，该地几乎被飞雷炮炸成了焦土，许多俘虏都被我军炮火吓傻了，不少人的棉衣被炸成了碎片，有的俘虏从被炸塌的工事中挖了出来，一个个面如土色，连声惊呼：“打得好惨啊！打得好惨！”

敌第10师特务连的一个伤兵说：“当你们的大炮排放时，村庄被打得好像一只船，乱摇晃！”敌特务连100多人，有80多人死在了强大的飞雷炮面前。

由于敌人不知飞雷炮的底细，因此将之命名为“超大威力炮”和“没良心炮”，其中尤以“没良心炮”

22岁的青年工兵高文魁，在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中，做了80多个飞雷，用了整整850多公斤炸药。在攻占李围子、沈庄、杨围子的三次战斗中，他的飞雷阵就设在距离敌人140多米的地方，他亲眼看到10多公斤的飞雷像一个大西瓜一样飞上天空，然后落在敌人的工事上。经过一阵阵惊天动地的爆炸，他又亲眼看着敌军像飘零的树叶一般被炸飞几丈高。

在沈庄，他指挥三个飞雷炮，打了22发炮弹，其中21发直接命中敌人工事，战士们看到飞雷的神威，高兴地叫喊：“好飞雷，好飞雷！”

在杨围子，上级命令高文魁到飞雷排配合兄弟部队轰击村东头的敌人阵地，他们的飞雷不断轰击着敌人的地堡群。忽然，右边交通壕跳出了一个指导员焦急地叫喊：

“高同志，你怎么搞的，都要突击了，前面一座大地堡还没炸垮吗？”

原来，他只注意到轰炸地堡群，却把最前面的地堡忘掉了。这时，敌军大地堡的机枪不断喷吐着火舌，我们的各种火炮已经转向敌人纵深了。高文魁一看，立即将仅剩的一枚飞雷炮射向敌人的地堡。只听一声巨响，这种坚固的地堡被炸塌了一半，机枪也哑火了。打扫战场后一看，地堡里的敌人都被震死了。

高文魁的飞雷炮，只是双堆积战斗飞雷炮大发神威的缩影。诚然，在总攻黄维兵团时，中野的武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没有飞雷炮的补充，也不可能容易轻易地敲碎黄维的“硬核桃皮”。

在震天动地的爆炸声中，黄维兵团的外壳一片片地被打碎。如今硬骨头啃完了，是吃肉的时候了。在我军的刺刀和手榴弹面前，敌军军心涣散，开始整排整连整营的缴械投降，就像是决堤的水，根本止不住。12月10日，第85军第23师师长黄子华率该师以及第216师残部共约半个师的兵力向我军投降。黄维兵团，已经穷途末路了。

最终，敌人被压缩在纵横不到1.5公里的地域。在这里，一切可吃、可烧、可用的东西都已经荡然无存，数万人马只能靠空投接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天寒地冻，伤员也得不到救治，死者只能暴尸阵前，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急病乱投医，黄维曾妄想反人类的毒气弹突围。谁知这种所谓毒气弹只是催泪弹性质，流几滴泪就能恢复，根本阻挡不了我军围攻的步伐。

就在这时，兄弟部队——华东野战军也派出三个纵队以及部分炮兵加入了战斗。华东野战军的到来，给黄维兵团的棺材上添了最后一把土。我军集中飞雷炮和一百多门火炮，对敌人精锐“威武团”阵地发动了长达一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将敌人的工事化为了汇金。

守敌惊慌失措地逃出工事，基本都做了我军的俘虏。15日，黄维、胡琏决定突围，他们分乘两辆坦克仓皇逃窜。其中，胡琏侥幸逃脱。而黄维因坦克发生故障，只好混在溃兵中奔逃，结果被识别并生俘。而杨伯涛呢？则在走投无路中决定跳河自杀，但由于河水太凉，他又有了求生的企图，最终也被我军俘虏。

就这样，黄维兵团12万精锐全军覆没，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在这场血战中，中野付出了3万多人的伤亡，每4个人就有一个伤亡，由此可见这场战斗有多么激烈。若没有飞雷炮作为辅翼，战士们的牺牲只会更多。

解放战争结束后，我军装备得到了相当的改善，但是飞雷炮并没有因此离开历史舞台。在抗美援朝战役中，飞雷炮继续发挥着它们的威力，炸得美军、英军鬼哭狼嚎，直呼“中国军队使用了大口径火炮”。

如今我军早已装备了各种先进火炮，其威力、射程和准确度都要大大超过飞雷炮。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忘记飞雷炮为人民军队的胜利所做出的贡献。因此它记录了我军筚路蓝缕的征程，纪录了我军的智慧和勇气。人民军队的胜利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