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胜将军也有流年不利的时候。自解放战争开始以来，陈毅、粟裕所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就屡创奇迹，连续打赢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常常整军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精锐。其中在孟良崮战役中，更是全歼了有御林军之称的整编74师。

然而到了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所面临的局势却急转直下，连续打了好几个大败仗。其中败得最惨的要数转进鲁南的叶飞、陶勇所率领的两个王牌纵队，减员达到2万之巨，可谓是华野建军以来未有之失败。

为了响应毛泽东外线作战的号召，华东野战军化集中为三分，将兵力一分为三，叶飞、陶勇带领一、四纵攻打鲁南，陈士榘、唐亮率三个纵队攻鲁西，陈毅、粟裕则带领五个纵队进攻鲁中。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蒋介石见状，立即从鲁中抽调第五军等七个整编师追击叶陶、陈唐等五个纵队，范汉杰则带领包括11师在内的4个整编师固守，专为对付陈粟大军。

见此情形，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人喜形于色，认为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已经被打破，留在鲁中的几个整编师必定会很快撤退。因此陈毅、粟裕决定乘胜追击，再打个大胜仗。于是他们将目标指向了和74师一样，同为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11师。

行军打仗，最忌讳轻敌与急躁。然而这一点，即使是粟裕这样的常胜将军也不能免俗。对于敌情，即使是粟裕也过分乐观。几个月前，粟裕围歼74师用了9个纵队，而围攻11师，他手中却仅仅只有5个纵队。很显然，这一次粟裕胃口有点大，恐怕要吃撑了。

在南麻和临朐，粟裕遭到了胡琏11师的顽强抵抗，被迫退出了战斗。华野不仅没能吃下11师，自身还损兵折将，伤亡高达2.6万人。

陈粟集团从战场上退却后，可苦了叶飞和陶勇的两个纵队。由于天降暴雨，一、四两个纵队没能如约拿下滕、邹二县。由于陈毅、粟裕的失利，叶飞和陶勇的部队被孤立在鲁南，反而成了敌人的俎上鱼肉。

此时的一纵和四纵完全陷入了绝境，前有洪水，后有追兵，可谓是命悬一线。在电报里，敌人狂妄地将一纵称为面包，将四纵称为西瓜，对话里满是“啃西瓜”“吃面包”的狂言，仿佛在开一场宴会。叶飞、陶勇两大纵队是华野的绝对主力，哪受过这样的屈辱。

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一纵和四纵勉强突出了重围，而这场突围也被称为“鲁南突围”。在这一战中，华野遭遇了空前的惨败，光一纵和四纵就减员近2万人，其中四纵减员6000多人，这是无法补充的损失。其中一个师，只能缩编为2个团。这样的损失比例，甚至超过了后来的长津湖战役。

陶勇认为，鲁南突围的艰苦程度已经超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鲁南突围之后，叶飞和陶勇满口怨气，认为陈毅和粟裕要负很大责任。

为此，粟裕草拟了一份给中央的电报稿，称七月分兵以来的一系列战役都没打好，影响了山东局势，“言及于此，五内俱焚”。

鲁南突围，也成为华野将士心中永远的痛，华野老兵曾撰写过多篇关于此次战役的文章。

鲁南突围的失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研究者也提供了不少视角。有人认为，我军过分乐观，犯了轻敌的失误；有人认为，我军没有占据天时地利，在暴雨中作战，最终导致了失败；还有人认为，我军的战略出现了失误，分兵决策确实有瑕疵。

然而在华野老兵们的回忆录中，又给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华野的这次失利，是由于盲目吸收俘虏，特别是吸收了太多原整编74师的俘虏。

自解放战争以来，华东野战军历经多场恶战，歼灭了数十万国民党军。正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华野同样面临了巨大的兵员损失。为了尽快充实部队，华野吸纳了解放区内大量的翻身农民。然而这样一来，山东根据地就会面临劳动力缺失的毛病，对日后的发展不利。

因此华野部队倾向于吸纳国民党俘虏作为“解放战士”。相比于我军的基层军官以及战士，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更有战术经验，对于土木工程、炮术等专业项目更加在行。国民党普通士兵可以在我军担任排长，甚至还有原国民党军机枪兵“教”我军连长打仗的情况出现。

补充“解放战士”，既能充实部队，又能加强部队战斗力，何乐而不为呢？其中，国民党王牌部队的俘虏，更是抢手。

孟良崮战役后，我军抓了2万原74师的官兵为俘虏。战后，陈毅决定“坏一坏规矩”。自红军以来，我军对于俘虏都采取自愿原则，愿意留在人民军队的就安排留下；不愿留下的，给路费放其回家。但对于74师官兵，陈毅可不舍得放。

陈毅在华野团以上的干部会中说：

“蒋介石如果没有干部和士兵，看他如何反动？我们花那么大力气抓来俘虏，为什么随便放？”

然而有利也有弊，相比于其他国民党部队，74师官兵的“融化”难度是很高的，是很难教育。不同于那些“喝兵血”“虐待将士”的国民党军部队，74师待遇极好，基本不存在打骂士兵的现象。全师官兵凝聚力极强，对于部队以及国民党有极强的认同感。

对于这一点，我军政工干部也早有察觉。经过仔细地甄别，我军将校官、政工、谍报以及特务从俘虏中剔除出来，用以达到将俘虏与极端反动的国民党军将校分离的目的。

经过一番教育与改造，74师官兵开始陆续补入我军的部队。由于74师官兵战斗力很强，因此成为华野各纵争相争取的香饽饽。

其中尤其以一纵、四纵、六纵补充得最多，毕竟三支纵队都是主力部队，伤亡相当大，继续新兵填满编制。而这也为后来两个纵队所蒙受的巨大损失，埋下了伏笔。

叶飞曾坦言：

“过去，一、四、六纵队的兵源补充，主要靠战争中而来的解放战士，最多时几乎达到了百分之八十的比例……”

由于俘虏太多，导致玉石难分。虽然经过多轮甄别，“解放战士”中依然潜伏着大量坏分子，其中尤其以74师的俘虏为甚。

在政治学习中，原74师的俘虏就经常充当刺头的角色。1947年底，陈毅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我军政工人员在给74师的俘虏讲述蒋介石压迫人民、美国侵略中国的故事。然而一个贵州籍的士兵却跳出来、冷笑着说：

“蒋介石怎么压迫人了？我是贵州人，从贵州坐飞机去浙江，又从浙江坐飞机去南京，不是蒋介石，我哪里能坐飞机？美国给中国军队提供金钱和武器打日本人，怎么说是侵略？”

还有74师的官兵认为，内战的元凶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他们盲目相信“国民党是要和平的”“国民党也是为人民的”“国民党军也是革命军队”，对于我军的政治教育，根本不屑一顾。

至于国民党军那些腐败现象，则是“上面的政策是好的，都是下面人执行坏了”。总会发出“法律是好的，执行没执行好”“保甲制度是必要的的，是没做好”“四大家族坏，是因为中国社会坏等奇谈怪论。”

除此之外，74师官兵普遍对孟良崮战役的失败感到不服气。有些士兵表面上接受了我军的政治训导，但实际上却在等待时机，随时准备逃归国民党军。

时任74师51旅151团副团长的王克己曾说：

“再这样被歼灭的事实下，74师的各级军官是最不服气。如我虽被俘，但对这个战役有看法，还认为不是整74师部队的战斗力不行，而主要失败原因是因为师长张灵甫刚愎自用，把部队拉上孤山，占了死地以至人无粮草，马无粮水、炮火无从发挥……故我认为我回去后，重整旗鼓，还可以恢复，再来和解放军打一仗。”

果然在不久后，王克己便趁着夜色逃回了国民党军部队。在南京中央医院，王克己还碰到了同样逃出我军俘虏营的151团团长王奎昌。王奎昌鼓励王克己，“尽量收容逃亡而来的74师官兵，争取尽快重建本师”。

王克己的想法，在74师俘虏之中是普遍存在，而且不仅上层这么想，下层的普遍士兵也有很多人是这么想的。

在74师，士兵们的待遇极高，吃得好、穿得好、地位高，倍有面子。而在华野，吃得实在太差了，和以前顿顿美国牛肉罐头、大米白面，简直是天壤之别。他们常常对其他解放军战士说：

“你们真傻，还吃这些鬼东西。”“我们打内战以来苦多了，但比你们生活还是强不少，过去的生活好啊！”

因此很多俘虏乃是诈降，一有机会就会拖枪跑路。到了7月分兵之时，原74师官兵认为机会来了。前文也提到了，一纵和四纵收容了很多原74师官兵。一旦战士不利，许多74师的“解放战士”纷纷往国民党军的方向逃跑。甚至还丧心病狂地向我军战士开火。

华野老兵潘新民提到

“在这次行动中整个部队发生的逃亡、投敌、叛变等事件，大都是从74师俘虏过来的士兵所为。1、4纵2000多人的团，有的只剩下七八百人。”

一、四纵之中逃跑的，自然不都是74师的官兵。但绝对是74师官兵带的头。由此可见，74师俘虏的破坏，是一纵、四纵遭遇空前损失最大的原因之一。

叶飞后来坦言，不该盲目吸收74师俘虏：

“我一、四、六纵外线出击后，战斗频繁，伤亡较大，远离原有根据地，兵源补充缺乏来源，不得不补充大量俘虏来的国民党军士兵。当然其中极大多数是被抓壮丁来的贫苦人民，也有不少人染上了旧军队习气和受到反动教育的影响……”

后来一、四、六纵队专门响应中央号召，开启了“三查三整”运动，力图将坏分子全部清除出去。

就这样，原74师官兵大量归队，前文提到的王奎昌、王克己也开始大量收容这些逃回来的官兵。王克己曾亲自到徐州军医院去看望这些溃兵：

“你们伤好快回去，某人可升营长，某人当升连、排长。”

仅王克己一人，就收容了一千多名官兵。利用这些部队，王克己重新建立了151团。

利用74师留在后方的新兵训练团、榴弹炮营以及大量逃归的74师俘虏，原本已经被歼灭的74师竟死灰复燃，重新建立了。由王耀武手下的宿将——邱维达担任重建的74师的师长。

虽然新编74师的官兵有80%是新兵，但担任其中坚的，则是战斗经验丰富、持最反动立场的74师老兵。他们仇恨共产党，时刻想着要复仇。

1947年8月11日，《申报》记者在重建后的整七十四师采访时，参谋长李仁俊向其介绍逃回的被俘官兵情况：

“滁县访邱师长之后，他又介绍参谋长李仁俊将军和记者见面。李将军原是七十四师的老干部，身材不高，他是一个沉静的幕僚人员，他和记者略事寒暄后，怀着一股愉快的心情告诉记者说：“滕县一役，孟良崮被俘的七十四师官兵，连人带枪，来归本师者已上千人。”

这一个绝好的消息，真是记者意外的收获。记者追问着：“他们是怎样行动的？”李参谋长说：“据来归的一个士兵告诉我，他们是在孟良崮的一个死角地带被解放军集体俘虏的，在当时的情形下，不降即死，为了保存七十四师的元气，一个连长向我们暗暗的通声气，权且诈‘降’再说。被俘以后，原先他极监视我们的，后来由于我们的巧言令色，把敌军骗了，仍发还我们的枪弹，令我们随着‘匪’军‘作战’。

其实我们自己刻刻的暗地保持联合着，他几次把我们迫上最前线，我们岂忍自己打自己人？当着敌军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是朝向天空射击，可是有时不能这样办，这一次滕县大战，我们这道敌军’的主力，大部调来这里增防，我们为着替七十四师先烈复仇，为着戡平叛乱，我们再不能忍受下去，在一个黑暗之夜，机枪掉过头来，枪口转向敌营，我们有计划的杀贼，我们有计划的撤退，这这样混杀了五个钟头，等到敌军知道尾追，我们已是退入安全地带，与国军取得联络了。这个神圣的诈‘降’，能收到这样战略的效果，那是不可多得的。”（特约记者丁匡华）

74师成立后，又陆续在华东、中原打了几仗。虽然表现不如从前，但战力也算不俗。曾在中原多次狠咬中原野战军。

在淮海战役前，74师恢复了74军的编制。在陈官庄，74军连同杜聿明、邱清泉集团一起，被死死围困。即使战斗到最后一刻，亦不肯投降。

由此可见，我军对于“解放战士”的教育和融化，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对于嫡系中央军部队，其改造尤其难。解放战争中，起义的部队众多，但中央军起义的情况基本没有。蒋介石一方的政治工作虽然不如我军，但也不可小觑。真可谓是“诛身易，诛心难”。

甚至全国解放了，依然有74师官兵妄图“变天”的情况出现。潘新民提到：

“直到1951年，我团驻防上海宝山时，我团后勤运输连排长王金友夜间心脏病死在门外，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还保存着国民党74师师长张灵甫签发给他的证书，他被俘虏过来后，已经入了党，当了排长，他还存有变天的思想，可见这些人中毒之深，思想教育之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