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17日，北京辟才胡同西口，一位名叫傅玉芳的、年仅44岁的中年妇女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征程。在弥留之际，她对自己作为清洁工的丈夫，说出了自己隐藏多年的秘密：“我其实曾是个大清皇妃”。

1909年12月20日，一个女孩在北京一贫穷的满洲家庭中呱呱坠地，而她便是后来的大清皇妃——文绣。

文绣的祖父名叫额尔德特·锡珍，他曾官至礼部尚书，家中曾有大片房产。然而到文绣父亲端恭一系，额尔德特家却骤然中落。端恭一生都不得志，未曾正式任官，同时他还生性纨绔，败光了家产。到了文绣出生时，家中便陷入了贫困。

文绣的母亲姓蒋，是个汉人。端恭去世后，蒋氏只身抚养文绣三姐妹，艰难度日。虽然家里穷，但是蒋氏并没有放松对她的教育。1916年，文绣进入小学读书，晚上则帮助母亲绣花挣钱。

文绣非常争气，她刻苦用功，因此成绩名列前茅。1921年时，文绣迎来人生的转机，她被前大清醇亲王载沣选中，成为“大清皇帝”溥仪妻子的候选人。

众所周知，早在1912年清朝就已然灭亡。然而，由于民国和清室早就签订了优待条款，溥仪的小朝廷依然可以居住在紫禁城，享有每年400万银元的年金以及外国君主的权力。因此在紫禁城内，溥仪依然是“皇上”。

早在清初，清廷就确立了“选秀女”制度，每个满洲家庭的女儿都有机会选入宫，成为嫔妃。后来由于八旗人口增加，参选者众多，在乾隆以后便将八旗平民女子排除在选秀之外。

皇室秀女的标准，主要以德行和礼仪为上，因此不甚讲究长相。文绣相貌确实平平，但其品德和才学在秀女中均名列前茅。因此，文绣成为了溥仪皇后的热门人选。

据太监信修明的《老太监的回忆》中提到：

“议婚时对端恭之女保举甚是厉害，并将照片附上，让皇上自择。”

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清宫里的几个皇太妃却提出了异议。端康皇贵妃认为，文绣家实在太穷，恐怕进宫后有小家子气，因此极力反对立文绣为后。

相反，荣源之女婉容家境十分富裕，而她的长相也远胜于文绣。到了1922年，溥仪最终亲自圈定，将婉容立为皇后，而文绣则被立为淑妃。

从性格上来说，婉容和文绣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女子。文绣更偏向于旧式女子，端庄拘谨、知书达理，凡事皆由分寸，绝不越礼。

而婉容早期受到了西式教育，开朗而大方，通英语，喜欢吃西餐和西式装扮。进了皇宫，婉容破天荒般地将自己居住的储秀宫修缮成中西合璧的风格，增设了浴盆、浴室以及沙发软塌等西式家具，同时还将储秀宫后殿的丽景轩改造成一间西餐厅。

和婉容一样，少年天子溥仪对那些洋玩意也有着深厚的兴趣，因此相比于文绣，他和婉容更谈得来。

不过一开始，溥仪和文绣的夫妻生活还是较为和谐的。听说文绣喜欢听戏，溥仪专门花大价钱给她买了名牌留声机；听说文绣喜欢养花草，溥仪也随她去养，甚至还安排给买来最名贵、最罕见的品种。盛夏时节，溥仪还会带着文绣去景山、北海消暑。

曾有太监说，文绣与溥仪一开始就不合，这是不符合历史实情。事实上，文绣的才学和诗才，颇得溥仪的欣赏。两人之间经常诗文唱和，浪漫至极。当时，溥仪曾给文绣写了这样一首诗：

“夜坐阶生冷，思君方断肠。宁同千万死，岂忍两分张。孰意君至此，悲秋渐若忘。洗盏相畅饮，欲罢愿换休。”

从诗文中看，溥仪对文绣还是相当依恋，甚至到了“宁同千万死，岂忍两分张”的地步。但是花无百日红，随着婉容的逐渐得宠，溥仪和文绣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

婉容与文绣同期入宫，一开始两人关系还算不错。然而时间久了，两人共侍一夫，岂能相安无事？毕竟爱情是自私的，是容不得别人的。

从性格上来说，婉容骄傲而张狂，喜欢在溥仪面前撒娇。随着她和溥仪感情的加深，便越来越容不下居住在长春宫的文绣。因此在文绣面前，婉容再无一开始闺蜜般的友好，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介妒妇的刻薄与残忍。

在宫中，婉容处处凌驾于文绣之上。她常常给文绣写信，提醒她要明瞭自己的身份。而文绣也不甘示弱，也不断用回信与婉容较劲。

婉容给文绣写信，前以女士相称，后则落款为自己的英文名——伊丽莎白。而文绣回信既不称呼，也不落款，相反在婉容的错别字上画了圈圈。后妃之间的较劲可见一斑。

到了后来，两人在穿衣、吃饭、说话等无谓小事上分歧，也让后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此时，溥仪已经渐渐偏向于美貌而活泼的婉容。趁此机会，婉容在枕边大肆诋毁文绣，让溥仪逐渐对后者有了看法。从此以后，溥仪再也不去长春宫，文绣整日独守空闺，以读书、写字而自娱。

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文绣已经受到了冷遇，但是婉容却得志便猖狂，变得法地讽刺、挖苦和嘲弄文绣，将她置于难堪的境地。在故宫档案馆，曾收录有婉容写给文绣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爱莲女士惠鉴：

数日未见，不知君还顾影自怜否？余今甚思购一明镜，以备顾君之影。念有一曲，以还君之一笑。

爱莲女士弹琴弹得好？爱莲女士唱得好？爱莲女士的娇病好点了？爱莲女士进药了吗？爱莲女士进得好、拉得香吗？祝君晚安。

这封信中，将婉容的猖狂和文绣的失意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些学者认为，这封信不过是闺蜜之间的玩笑。但是在笔者看来，若真是闺蜜的玩笑，岂会如此没有分寸，岂会如此刻薄，岂会如此戳人心窝子呢？

正所谓狗仗人势，文绣失宠后，连下人们也敢欺侮她。就如《实话白话报》中所写：

“清室长春宫首领太监海刘舍李二人，因清帝信任，所以恃宠而骄，把持权柄，目中无人。每见淑妃年幼可欺，刘李二人愈发肆无忌惮。此等权奸可谓代代皆有，何以皇室不能绝此根株。”

1924年，冯玉祥逼宫紫禁城，将溥仪赶出了皇宫。刚烈的文绣准备以死殉清，她用剪刀戳向自己的喉咙，幸而被太监劝阻，才没有酿成大祸。

然而文绣对溥仪的忠诚，却没有换来后者的反思和关爱，相反却换来了变本加厉的迫害。那么原因究竟为何呢？

溥仪离开紫禁城后，暂居于生父载沣的醇亲王府。在商量今后的打算时，文绣和溥仪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当时在郑孝胥和罗振玉的蛊惑下，溥仪决定投靠日本人，当儿皇帝。文绣闻言，赶紧秉持民族大义前来劝阻溥仪，不要引狼入室，成为日本的傀儡，进而成为千古罪人。然而溥仪早就想要当汉奸，岂容文绣继续饶舌？

由于文绣屡次劝谏自己远离日本人，溥仪终于忍无可忍。他抄起鸡毛掸子，狠狠将她打了一顿。从此以后，溥仪对文绣连表面上的尊重也没有了，彻底将其打入了冷宫。

溥仪离开醇亲王府后，居住在了天津。离开了皇宫，作风西化的婉容反而如鱼得水，她一改宫中的装束，换上了时尚的旗袍和高跟鞋，还烫了头发，俨然一个摩登贵妇。她和溥仪每天手挽着手，去戏院看梅兰芳演出，去舞厅跳舞、溜冰、打网球，然后再去百货公司大肆Shopping，看到什么就卖什么，不管有没有用，反正都是溥仪买单。

有时候肚子饿了，婉容还和溥仪一起去天津著名的“起士林”吃西餐，后来将那里的西餐师傅请到张园，专门为他做西餐。

溥仪为了达到复辟的罪恶目的，游走在租界地英法意日等国的领事以及驻军司令之间，与他们来往频繁。在张园，溥仪经常召开各种典礼和酒会，每次出席这种社交场所，婉容都会作为女主人出席，可谓是风光无限。

就在婉容无限风光之时，文绣的处境已经陷入了绝境。根据文绣回忆：

“婉容和溥仪居住在二楼，我住在楼下溥仪会客大厅旁边的一间房内。虽然我们住在同一栋楼房里，无事谁也不和谁来往，好像马路上的陌生人一样。婉容成天摆出一副皇后的大架子，盛气凌人。溥仪又特别听她的话，我被他们冷眼相待。我和溥仪的感情也一天比一天坏了。”

除了受到溥仪感情上的冷落，文绣生活也得不到保障。与婉容时常得到溥仪的颁赏不同，文绣不仅没有颁赏，每逢帝后生日与重要节庆缺少不了进贡。文绣由于缺钱，常常典当衣物来补贴生活。

势力的太监和侍女见文绣失去了溥仪的宠爱，对她也是冷眼相待，服侍很不尽心。而婉容身边的太监，更是敢对文绣直面冒犯，恶语相向。张园4年多的生活，文绣在寂寞、痛苦和屈辱中渡过。

为了摆脱在这般痛苦境遇，文绣决定最后给溥仪一样机会。在一次王公遗老的朝拜礼仪上，文绣提出宣统帝号已废，帝后身份已然不存，因此希望能取得和婉容平等的权力。显而易见，文绣说出的虽然是实情，却是溥仪最不想面对的。恼羞成怒的“小皇帝”拿起鞭子，狠狠地抽打了文绣一顿。

经历这次家暴，文绣对溥仪心灰意冷，在懵懂中产生了离开溥仪的念头。一场“淑妃革命”，就在溥仪豪华的别墅中酝酿。

1929年7月，溥仪将公馆迁至一里地外的静园。静园原本是北洋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宅邸。而此时，溥仪与日寇的勾结也越来越紧密，背叛国家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

与此同时，溥仪还变本加厉地讥讽、斥责天天和他唱反调的文绣。他曾指示太监在文绣房中厉声斥责：

“古来无你这等之人！清朝二百年无你这不知礼之人！”

这种羞辱让文绣忍无可忍，痛苦压抑的生活让她有了死的念头。她给自己的妹妹写了封遗书。然而溥仪依然对她的死活毫不理会，文绣明白自己的死不仅不会让溥仪感到痛苦，相反还会有一种丢掉包袱的惬意。

因此，文绣酝酿了一场中国上下五千年、绝无仅有的反抗——“淑妃革命”。而此时，溥仪已经和日寇达成了合作协议，下定决心做傀儡、汉奸。文绣明白，如果自己不立即出走，必然会被溥仪拉上贼船。

1931年8月25日，妹妹文珊到静园陪姐姐，请求允许姐姐到外面散心，溥仪意外地同意了。在妹妹的陪同下，文绣乘坐专车驶离静园，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随后，专车直接开到了国民饭店，三位在业界享有盛名的律师早就在此等候。文绣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三封信函交给随行的太监，让他带给皇帝。

溥仪看到太监带来的三封信，两封是律师函，一封是妹妹文珊函。律师在信中申诉，文绣备受虐待而不能忍受，只可求法律救济。律师已经受理了这桩离婚案。

看完这封信，溥仪直接摊倒在沙发上，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平时文弱的文绣竟做出如此大胆之举，这是二百多年未有之事，也是清朝皇室所未承受的奇耻大辱。

溥仪恢复平静后，赶紧找来郑孝胥和胡嗣瑗商量对策。他们认为不能与妃子对簿公堂，不能让皇家的家丑外扬。

然而此时，文绣出走的消息却早已传遍了天津卫。第二天，天津所有报纸都以头版头条刊登了“前清废帝婚变”的消息。

此时的中国，女权运动已然方兴未艾，“妇女解放”的呼声早已不绝于耳，“废除一夫多妻”“离婚自由”早已成为当时社会的热门话题。因此，文绣的勇敢之举得到了大家的普遍同情，人们称赞她的勇气和革命精神，她的这一举动造成了惊世骇俗的社会影响。在女权界，无异于一场革命。因此，文绣离婚又被称为“淑妃革命”。

事实上，文绣也想留有余地，给溥仪留点面子。她起初的想法不是离婚，而是“别居”。只需要溥仪每周驾临一两次，给她五十万元的生活费即可。

然而溥仪却认为文绣出走的是大逆不道，他动用清朝的遗老遗少，对文绣的族兄施加各种压力，然而内柔外刚的文绣却始终没有就范。相反，文绣还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离婚的诉求。

最终，文绣和溥仪对簿公堂，双方律师唇枪舌剑，最终达成了离婚协议。根据协议，溥仪将给文绣一次性生活补助——五万元，即日起与清室脱离关系。离婚后第二天，溥仪在京、津、沪的报纸上发布消息：

“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制，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

仅仅19天后，溥仪叛国投敌，彻底做了汉奸。非常幸运，文绣没有像婉容那样上了伪满洲国的贼船。

到了东北后，婉容看到溥仪成为了日本人的傀儡，每天过着痛苦而憋屈的生活。皇帝没当上，却当了汉奸。婉容绝不甘心做傀儡夫人，因此他多次托人设法帮助她逃离东北，结果两次出逃皆以失败而告终。

此时此刻，婉容才终于理解了文绣的先见之明和她的决绝。既然出逃不成，婉容便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她每天吸食鸦片，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到了1935年，婉容更是私通侍卫，生下了一个女婴。恼羞成怒的溥仪将婉容丢进了冷宫，而婉容也因此患上了精神病。

二战结束后，溥仪和婉容被苏军俘虏，其后被转交给八路军。在跟随部队转战途中，婉容不幸病逝。据说溥仪听闻此消息后，根本就无动于衷。

反观文绣呢？她离开溥仪后，过上了平民的生活，她给自己取了个傅玉芳的化名，在北平一所私立小学谋到一份教师的工作。文绣知书达理、写得一手好字，因此受到了学生们的极大欢迎。

谁知一年后，文绣的身份暴露，她不堪众多好奇者的骚扰，选择了辞职。离开学校后，文绣购买一栋九间房的小院，每天坐吃山空。北平沦陷后，日本人更是对她百般敲诈，很快就用光了所有的积蓄。

生活困难的文绣最终卖掉了房子，搬到远方表哥家寄住。由于表哥家境贫寒，文绣不得不从事很多活计，比如糊纸盒、搬砖，在石驸马大街摆烟摊等等。

日寇灭亡后，文绣于1947年入职于一家报社，做了校对。在社长的介绍下，文绣认识了一个名叫刘振东的国军军官。此人祖籍河南，为人耿直，因此老大不小了也没结婚。刘振东为人本分、体贴，温暖了文绣早已冰冷的心。半年后，文绣和刘振东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1948年，刘振东退伍从商，开了一家货运车行。平津战役时，刘振东准备携带家小逃亡台湾，将车行和家产变卖一空。谁知解放军进军速度太快，去往台湾的海路不通。

解放后，刘振东前国军军官的身份暴露，受到了政府的审查和管制。到了后来，政府认为刘振东并没有作恶，因此很快解除了对两人的管制。相反，刘振东还被安排在西城区清洁队，做了一名清洁工。为了刘振东工作方便，文绣和刘振东将家搬到了辟才胡同西口。

就当文绣崇敬着新生活之时，年仅44岁的文绣因心肌梗塞去世，死在了丈夫身边。在她弥留之际，文绣向丈夫吐露了自己身份的真相：

“其实我本名不叫傅玉芳，我之前曾是大清的皇妃，我叫额尔德特·文绣。”

刘振东坦言：“我早就知道你身份不凡，你举手投足都不像普通妇女，没想到真的是一个皇妃殿下。”

最终，文绣在丈夫的泪眼中合上了眼，她没有留下自己的子嗣。文绣享受过繁花似锦的生活，又勇敢地走出了不幸婚姻的围城，最终找到了自己真正爱的人。回顾一生，文绣没有后悔，只有庆幸。

文绣死后，西城区清洁队出钱定做了一口4块木板拼凑成的薄皮棺材，将文绣埋葬在安定门外的义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