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文明为什么被日耳曼文明反超？与种族无关，这才是源头和根本

公元4世纪时，因为匈人不断往西边迁移，日耳曼的各个部落也都跟着往西跑，进入了罗马帝国的地盘，这给已经不太行的罗马帝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到了476年，西罗马的最后一个皇帝，小罗慕路斯，被人家赶下了台，西罗马帝国就这么完了。它的地盘被日耳曼的部落们分得一干二净，最后变成了好多个独立的、由野蛮人掌权的国家。

不过，就算日耳曼人把罗马帝国给打垮了，但他们真正控制的，还只是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地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这几个地方，虽说也冒出了日耳曼人的政权，但因为之前被罗马帝国统治了好久，所以之后还是主要延续着拉丁文化的路子。

从这事儿能瞧出来，罗马帝国没了之后，拉丁文明和日耳曼文明那南北对着干的局面还是没咋变。不过呢，谁占上风可就不一样了，以前拉丁人那是风光无限，现在日耳曼人后来追上，成了欧洲文明的老大。这变化日子一长，就越发看得出来了，特别是到了近现代，日耳曼文明那是嗖嗖地往前冲，把拉丁文明给远远甩开了。

看看现在的欧洲局势，不难发现，那些日耳曼民族为主的国家，比如英国、德国、丹麦，还有北欧那些国家，外加美国和加拿大，经济上那叫一个牛气冲天，科技上也是走在世界前头。反过来瞧瞧，那些拉丁文化的国家，像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还有墨西哥、巴西这些拉丁美洲的地方，相比之下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

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很多人也许会从制度、地理环境，甚至人种不同这些角度去找答案，这些也确实有点道理。但我个人觉得，最关键的还是两者在宗教信仰上有差别。下面我简单唠唠我的想法。

我之前在多篇文章里都提到过，欧洲中世纪历史的一大关键线索，就是世俗君主，也就是那些国王啥的，跟罗马教皇，也就是教会老大之间的较量。

教会的权力一开始是靠着王权站脚的，后来开始跟王权对着干，甚至一度盖过了王权的风头。但好景不长，最后它又重新回到了王权的下面，成了王权的跟班。

从种族的角度看，教会权力和皇权之间的较量，其实就是拉丁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比拼。

日耳曼部落虽然在政治上把罗马帝国给推翻了，但基督教这个罗马的老大宗教，却在心灵上把日耳曼人给收服了。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诺曼人、还有德意志人，这些原本崇拜奥丁古神的部落，最后都乖乖地拜倒在十字架前。

另外，跟拉丁人比起来，日耳曼人对上帝的信仰那叫一个真心实意。说白了，日耳曼人心里头全是灵性，管理世俗事务那套他们不太在行。反观拉丁人，虽说掌握着教会大权，但他们心里更看重尘世，正因如此，罗马教会才能轻轻松松，不用动一兵一卒，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基督教帝国。

整个中世纪，主要就是拉丁教会这个世俗势力和日耳曼王国这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在对抗。

日耳曼人的灵魂特质让他们在政治上不太行，根本没法整合起来，就算偶尔整合了，也维持不了像罗马那样的大帝国，结果就是欧洲到现在都是分裂的政治格局。而拉丁人呢，他们的灵魂特质则是把世俗的权力斗争、腐败堕落带进了神圣的地方，把精神领域搞得不再纯洁和权威，最后就导致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分裂。

宗教变革这事儿，对日耳曼民族来说，就像是罗马帝国倒掉后，他们又给拉丁民族来了一记重拳。这次变革，从心里头瓦解了拉丁人靠宗教建立起来的那个庞大帝国。

说起文艺复兴，大家都知道它对欧洲影响不小，但说到宗教改革，知道的人就少点了。其实啊，宗教改革对欧洲的影响，比文艺复兴还要大，还要深刻。

文艺复兴那会儿，主要就是文学、艺术、科学还有哲学这些高大上的圈子，重新翻起了古希腊古罗马的老底。但这些玩意儿吧，都是有钱人、有学问的人的专属，普通老百姓根本搭不上边。所以，文艺复兴也就一直在小圈子里转，像知识分子、贵族、神父这些上层人物里流行，对整个欧洲的大众精神文化影响，其实没那么大。

宗教变革真的是另一番景象。从10世纪维京人的风波平息后，整个西欧基本上都信仰基督教了，不管是高高在上的贵族王爷，还是平平常常的老百姓，都没能例外。有些权贵可能还想借宗教捞点政治好处，但普通老百姓那真是把上帝当成了唯一的精神支柱。所以说，宗教变革跟文艺复兴真不一样，它不光涉及到了那些大佬们，还深深影响了咱们普通老百姓。这变革真的是从上到下，从骨头到肉，彻头彻尾地把整个欧洲给翻了个底朝天。

宗教改革这事儿吧，说白了就是那些重视精神世界的日耳曼人，看不惯拉丁人在宗教上的做法，觉得他们不够诚心。特别是罗马教皇那一套，生活奢侈，还跑到德意志去卖赎罪券，这一下子就把德意志人给惹毛了。到了1517年，马丁·路德站了出来，他写了个《九十五条论纲》，这一写，就把宗教改革的大火烧起来了。

后来，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英国宗教改革等一系列事件，西欧逐渐变成了新教与天主教分庭抗礼的局面。像英国、德国还有北欧那些国家，大部分都告别了罗马天主教，转而信仰了各种新教。相反，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南欧国家，还是坚持着天主教信仰。

从这个情况来看，新教和天主教的区分，主要就是跟着日耳曼人和拉丁人的地盘来划分的——拉丁人那边还是坚持天主教，而日耳曼人这边则转投了新教。

因此，打从宗教改革那会儿起，拉丁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不对付，就从中世纪时教会权力跟国王权力的冲突，变成了天主教跟新教之间的较量。

就是因为信仰上的差异，中世纪时原本落后的日耳曼民族，后来居上，超过了拉丁民族，变成了欧洲文明的主角。这背后的关键，在于他们对财富和资本主义的看法完全相反。

说实话，天主教并不像历史书上写的那样，直接挡了资本主义的道儿。相反，不少信天主教的贵族还挺使劲儿地推资本主义的发展呢。但问题出在，天主教在思想上把老百姓追求财富的念头给绑得死死的。

罗马教会尽管拥有众多财富，但天主教却向大众传递简朴生活的理念，劝大家别被钱财迷了眼，甚至把财富说成是罪恶，是挡住信徒去天国的绊脚石，就像圣经讲的，“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进天堂还简单”。天主教对财富的看法，从这就能看出来。因此，在那些天主教盛行的国家和地区，普通老百姓更愿意过着简单日子，只求能满足基本生活，没啥挣更多钱的念头和劲头，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前得有的那股子心气儿。

新教呢，它不光不承认教会是上帝和个人之间的那个“传话筒”，还特别看重信仰让人变得正义这事儿。要说它变化最大的地方，那就是怎么看待世俗上的成功了。这一点，加尔文宗的“救赎早已注定”的理论表现得最明显。

加尔文教觉得，人打从出生起，命运就已经被老天爷定好了。要想上天堂，靠做弥撒、买赎罪券这些好事儿是没用的。那咋知道自己是不是被老天爷选中的幸运儿呢？加尔文教说，看看你在尘世间混得咋样就知道了。

由于是上天眷顾的人，他们在平凡日子里能闯出比常人更耀眼的成绩，挣到更多的钱财，赢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简单来说，就是在社会上混得更风生水起。

在这种信仰的推动下，新教徒不再像天主教徒那样安于清贫，而是奋力拼搏，通过不懈的努力和辛勤工作去追求利润，积累财富。他们打破了天主教对资本主义设置的种种限制，让资本主义在这种注重实效的环境中迅速蓬勃发展起来。

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扩张故事。早在亨利八世那会儿，英国就搞了个宗教改革，但改革得不够深入，结果冒出了一群更加激进的新教徒，人们管他们叫清教徒。

清教徒因为想法太激进，惹恼了英国国王，遭到严重打压。所以从17世纪起，好多受苦的清教徒就跑到新大陆去了，他们在北美建立了英国早期的殖民地。

清教徒觉得，工作是老天爷给信徒的一份责任和任务，而钱财则是老天爷赐给大伙儿的礼物。所以，英国最早跑到北美去的那批人，根本不怕那边的环境有多差，他们一个劲儿地往外扩张，打拼事业，想在这辈子干出点名堂来，好按照清教的规矩行事，表明自己是老天爷眷顾的人。等到美国自个儿立国以后，这种清教徒拼命干的劲头儿也被传了下来，给资本主义在这片新地方迅猛发展铺好了路。

因为这个原因，宗教改革在历史上造成的影响，不光是让罗马教会分崩离析，更重要的是，它掀起了一场涵盖社会、经济和学术领域的巨大变革。所以，恩格斯才会说宗教改革是“头号资产阶级革命”。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提出，新教的伦理观念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找到了合适的信仰支撑，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新教国家在经济上能超过天主教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么说吧，日耳曼文明之所以能在经济上追上并超过拉丁文明，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宗教改革。这场运动让日耳曼民族摆脱了罗马天主教的精神枷锁，大家对财富的看法也变了，能更自在地搞经济和社会活动，这就推动了新教地区的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反过来，拉丁民族那边还是受天主教的影响，走得慢悠悠的，挺费劲。结果，就被日耳曼国家一点点超过了，差距也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