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泛突厥主义”，就是一种“主张将土耳其、俄罗斯、伊朗、阿富汗、中亚诸国等境内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为一体”的极端民族沙文主义思潮。

坦诚说，倘若这种思潮与极端宗教思想“兵合一处”，势必会衍生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给国际秩序和独立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那么问题来了，“泛突厥主义”究竟源自何方？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突厥语组世界分布图

1）什么是“突厥学”？

西方学界关于突厥文化的研究，一开始主要集中在语言学领域。1893年，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率先破译了分布在亚洲中部和北部草原地区的的古代突厥文碑铭残片（拓展阅读：）。

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深入，与突厥历史和文化相关的学术研究也有了迅猛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突厥学”。与此同时，“突厥”的“研究范围”也被无限扩大，一度延展至西抵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海峡的一部分），东至河西走廊的广大地区（拓展阅读：）。

阙特勤碑，正面及左右侧刻突厥文，背面为玄宗皇帝亲书的汉文

2）什么是“泛突厥主义”？

实际上，所谓“泛突厥主义”思潮，是近代西方"大民族主义"思潮的衍生品。

进入19世纪，欧洲相继出现了诸如“泛意大利主义”、“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等"大民族主义"思潮。这一理论的拥趸们认为，“使用相近语言、具备相似文化的不同民族，可以合并为一个民族”，甚至怂恿自己国家“（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族国家”。

1861年，化名为“雷什特”的匈牙利犹太裔学者范伯利（1832—1913），开启了自己的中亚之旅。在游荡了三年之后，他离开中亚前往伦敦。在为英国当局效力的同时，着手撰写与突厥（中亚）文化相关的著作。

他不仅认为，“所有的突厥族群都属于同一个人种，并可以根据体质特征和习俗，再进行细分”，还在1871年出版的一部作品中提出了“建立一个大突厥帝国”的行动指南。

尽管后来他主动收回了这一观点，并认为“这是一种妄想”。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学说深深影响了一代奥斯曼土耳其的知识分子，最终成为了近代“泛突厥主义”思潮的理论源头。

草原壁画上的突厥重骑兵

在16—19世纪的俄国文献中，“鞑靼人”成为了沙俄境内使用突厥语各族的统称。他们主要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喀山、阿斯特拉罕和克里米亚地区 ，居住地也被统称为“鞑靼斯坦”（拓展阅读：）。

伊凡三世和喀山汗国“分道扬镳”

从伊凡雷帝（1530—1584）吞并喀山汗国开始，鞑靼人长期遭受着沙俄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为了对抗"泛斯拉夫主义"思潮，鞑靼知识分子们在充分借鉴了欧洲“突厥学的”研究成果和西方“民族自决”理论的基础上，炮制出了"泛突厥主义"。其中，以克里米亚鞑靼学者加斯普林斯基（1851—1914）的名气最大。

他不仅提出了“在语言、思想、行动上联合起来”的口号，还创办了《我的突厥》、《译文报》等报刊，积极推销由他本人创制的“介于奥斯曼语和鞑靼语”之间的“共同语”，旨在达成“将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的目标。

由此可见，沙俄境内的“泛突厥主义”思潮，本质上是抵抗民族压迫的产物。

位于克里米亚的加斯普林斯基之墓

不过，伴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诞生，“泛突厥主义”迅速失去了市场。不过，逃到土耳其的宣传骨干们，依然继续从事“泛突厥主义”思想的宣传活动。

进入19世纪，“西亚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彻底沦为欧洲列强肢解的对象。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孜牙·乔加勒甫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嗅到了“泛突厥主义”的潜在价值（拓展阅读：）。

近代的土耳其军队

1）“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兴衰

在这些“泛突厥主义者”中，以孜牙·乔加勒甫最为出名，一度被称为近代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祖师”。

一开始，他主张建立一个“包含所有突厥人的图兰（Turan）”。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成名作《突厥主义原理》中，主动放弃了这一理论，将之“修订”为“团结所有乌古思突厥人，包括阿塞拜疆、伊朗、花剌子模等与土耳其突厥人语言最相近的突厥人，与土耳其联合起来形成乌古思斯坦”的主张。

另一位“泛突厥主义者”泰金·阿尔普，甚至为濒临崩溃的奥斯曼土耳其，制定了一套“重拾山河”的扩张方案。简单地说，就是“先夺取从伊斯坦布尔到贝加尔湖和从喀山到蒙古的‘小图兰’”....再征服从斯堪的纳维亚山脉到日本水域，最终建立从北冰洋到西藏高原的‘大图兰’”。

希腊的独立，吹响了土耳其“被肢解”的号角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上台。出于政治目的，他们开始在国内推行“泛突厥主义”政策。与此同时，以“土耳其协会”、“突厥祖国协会”、“土耳其之家”为代表的泛突厥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一言概之，在官方的支持和推动下，“泛突厥主义”思潮在土耳其及其邻近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

实际上，一战前的土耳其，“缩水”就已非常严重

2）“泛突厥主义”的衰微

一战爆发后，奥斯曼土耳其主动加入德国阵营，企图借助德国势力摧毁沙俄，进而实现“解救俄国境内突厥人”的目标。悲催的是，他们站错了队，最终沦为了战败国。

在与协约国签订的《色佛尔条约》中，除了小亚细亚半岛外，其他地区要么宣布独立，成为了新国家，要么沦为英法等国的殖民地。要不是横空出世的凯末尔力挽狂澜，土耳其真的可能“亡国灭种”了。

黄色区域为《色佛尔条约》规定的土耳其疆域，只有今天土耳其的三分之一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对于“泛突厥主义者”而言，这样的结局并不算差。因为一个"独立且具备进取心"的国家，大概率会支持这一“颇具进取心”的主张。

“遗憾的是”，现实却让这些人感到失望。其实原因并不复杂，新国家尽管一再“借用”泛突厥主义”思想，在语言、文化和历史等领域，强化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增强国家凝聚力。但是，“泛突厥主义”的诉求实在“过于狂妄”，对于国力弱小、百废待兴的土耳其而言，只会带来不必要的外交麻烦。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

3）尾声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胡赛因·尼哈勒·阿齐兹等为代表的“新生代”泛突厥主义者，陆续走上了土耳其的历史前台。

他们不仅具有反苏、反共和极端种族主义倾向，还大肆宣扬所谓“突厥种族高于一切”、“突厥种族优于其他种族”等种族主义观点。苏德战争爆发后，为了实现“建立一个囊括中亚的新突厥帝国”的梦想，疯狂的他们又一次倒向了纳粹德国。

庆幸的是，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伊斯麦特·伊诺努（1884—1973），显然没有被民族主义思想冲昏头脑。他一直务实地奉行着中立政策，直到1945年2月才宣布“对德宣战”，为国家避开了战争灾祸。

伊斯麦特·伊诺努（1884—1973）

二战结束后，土耳其进入多党制时代。鉴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泛突厥主义者们依然颇具存在感。与二战时期一样，他们有着较强的反苏和反共倾向。出于冷战需要，欧美国家一直对其进行着或明或暗地支持。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完全不具备涉足政治的实力。

颇为有趣的是，直到今天，“泛突厥主义”思潮依然在土耳其的文化等领域，有着较强的影响力。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种极具“扩张倾向”的理论，至少可以满足自己想当“突厥世界老大哥”的虚荣心。

土耳其政府发行的16帝国纪念邮票

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等五个“突厥语国家”宣布独立（拓展阅读：）

伴随着红旗的降落，苏联成为了历史

出于国家构建的需要，“泛突厥主义”思想在中亚国家独立之初，似乎有了“星火燎原”之势。与此同时，一直以“突厥世界老大哥”自居的土耳其，积极发展同中亚五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外交关系日益。

“中亚五国”概况

1992年，土耳其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在与中亚五国首脑会晤时公开表示：“我们有共同的根，我们是同一棵大树上的枝杈，如果我们能对这个历史性机会做出评价并避免错误，我们就能把21世纪变成突厥人的世纪。”

图尔古特·厄扎尔(1927—1993)，曾任土耳其总理（1983～1989）和第八任总统（1989～1993）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1938—2016）认为：“我认为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是建立经济、精神乃至政治上统一起来的中亚”，“我们的人民将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斯坦的呼声，我对此深信不疑”。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1938—2016）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亚五国的领导人们敏锐地意识到了“泛突厥主义”思想对国家主权的威胁。

乌兹别克总统卡里莫夫在《临近21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写道：“历史上我们属于突厥语大家庭，但我们的人民要坚决抛弃‘大图兰’这一沙文主义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图兰’是地区突厥语各族人民文化共同体的象征，而不是政治共同体的象征。”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在《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一书中指出：“土耳其总统在和中亚各国的交往中，不掩饰地向往着建立从贝加尔到地中海和多瑙河的强大突厥国家联合体‘理想’，但是这不能被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所接受。”

至此，“泛突厥主义”思潮，在中亚五国彻底失去了市场。

纳扎尔巴耶夫

清末民初，“泛突厥主义”思潮开始向新疆的文化和教育等领域渗透。传播的始作俑者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沙俄境内的鞑靼斯坦商人，另一个是土耳其人。

清末迪化府（乌鲁木齐）的清朝官员

经常来往于鞑靼斯坦、中亚与新疆之间的鞑靼商人，在主动寻求贸易的同时，同时将由加斯普林斯基创办的《我的突厥》、《译文报》等“泛突厥主义”读物带了进来。

但不可否认的是，与鞑靼商人相比，土耳其人的“破坏力”更大。从1913年开始，一些新疆商人主动前往土耳其，除了与以穆罕默德·塔拉特为代表的“泛突厥主义者”们寻求接触之外，还商议从当地聘请教师来到新疆传教和办学。

1914年，土耳其人阿赫迈德· 凯末尔受邀来到阿图什，得到了当地上层的热烈欢迎。在玉山巴依等贵族的支持下，他在阿图什开办学校，公开传播“泛突厥主义”理论。从这以后，库车、莎车、吐鲁番、和田等地，相继出现了“（外国人）以办学幌子宣传泛突厥主义思想”的情况。

1917年9月，时任新疆省长杨增新在呈报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今日查有土耳其人，由汉口及内地各处发寄信函，暨土文印刷品，分寄新疆缠回（指维吾尔族）及阿洪（訇）头目，暨各军队，屡经查获，不一而足。”

杨增新（1864-1928），字鼎臣，汉族，云南蒙自人，新疆军阀

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在每年前往麦加朝圣的上万人当中，有很多人会主动前往土耳其等地留学或经商。在与外国人的接触过程中，一些人成为了“泛突厥主义者”。

他们携带相关宣传品返回新疆后，大肆宣扬“泛突厥主义”理论，一些人甚至直接从事分裂活动。后来，一些人主动投靠国民政府，在取得合法的政治身份后，变本加厉地宣扬“泛突厥主义”理论，肆无忌惮地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

麦斯武德（1888-1951），

以麦斯武德为例，在留学土耳其期间，就全盘接受了“泛突厥主义”思想。在1915年返回新疆后，他打着开办学校和建立医院的幌子，大肆宣传“泛突厥主义”理论。比如在伊犁的8所学校内，他甚至喊出了“我们的祖先是突厥，我们的祖国是土耳其”的煽动性口号。

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主动投靠了国民政府，在1947年至1948年间，一度坐上了新疆省主席的宝座。1951年4月，他被人民政府以“从事反革命活动罪”处决。

耕地的新疆农民（摄于1943年）

一言概之，俄国鞑靼商人和土耳其“泛突厥主义者”的积极渗透、新疆本土“泛突厥主义者”的大肆宣扬、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以及民国政府的昏庸统治，给了“泛突厥主义”思想在新疆各地迅速泛滥的“契机”（拓展阅读：）。

新中国成立后，以穆罕默德·伊敏等人为首的“泛突厥主义者”们迅速逃亡至土耳其。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对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的解放事业”念念不忘。

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成为了他们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主要基地。在这些人创办的《突厥斯坦》月刊（后改名为《突厥斯坦之声》）中，大肆宣传“泛突厥主义”理论，并对苏联和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指指点点。

穆罕默德·伊敏（1898-1964）曾担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1964年病死于土耳其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伴随着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苏联向新疆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舆论战。除了出版并输送大量反华书籍和刊物之外，还公开宣扬和鼓吹“泛突厥主义”理论，妄图将新疆从中国版图中分割出去。

资料显示，自1963年至1982年的近20年间，设立在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的电台，每天以4—6小时的时间，交替使用维吾尔和哈萨克语进行宣传攻势。

与此同时，他们发表了超过2万篇的广播文章以及讲话、谈话等文章，总计超过了3000万字。这些文章不仅露骨地鼓吹“维吾尔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民应该享有民族自决权”等观点，公开煽动“新疆要像苏联那样建立民族共和国”。

发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伊塔事件，背后便有苏联的煽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泛突厥主义”思潮又一次死灰复燃了起来。其中，土耳其“泛突厥主义者”们“跳的最欢”，一些人甚至扬言“要建立一个从波黑到中国海的图兰联盟”。数据显示，在90年代初期，仅喀什海关就查扣了大量来自“伊斯兰世界联盟”和土耳其的宣传品。

由此可见，从20世纪初传入新疆的“泛突厥主义”思潮，一直都是长期影响新疆安全与稳定的毒瘤，至今依然阴魂不散。

站在新疆安全和稳定的角度，“泛突厥主义”思想的破坏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为“疆独”提供了思想和理论依据

“泛突厥主义”思想传入新疆之后，迅速被当地的分裂分子们接受并进行了“本土化”。他们打着“东突厥斯坦独立”、“维吾尔斯坦解放”和“我们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的口号，肆无忌惮地从事分裂活动。

土耳其政府“创造”的“匈奴国旗”

以穆罕默德·伊敏为例，为了鼓吹自己的“泛突厥理论”，大肆伪造和篡改历史真相，可谓用心险恶。

首先，他将“突厥斯坦的突厥民族”视为“全世界最古老”的民族，并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统统视为“独立国家”。其次，他将所有与中央政府有过对抗的少数民族，统统纳入“突厥族谱”，称他们是“突厥人”（拓展阅读：）。

1933年，在境外势力的“指导”和帮助下，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建立了割据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甚至还创作了所谓的“国歌”，“我们的旗帜是蓝色星月旗，我们的住所是金色的宫殿，突厥斯坦是突厥人的故乡，突厥人勇敢无比。”

不过，这些“割据政权”并没有形成什么“气候”。1934年，被金树仁击败的西北军阀马仲英，轻轻松松地将这一伪政权挫骨扬灰（拓展阅读：）

《马仲英逃亡记》中文版封面

2）“疆独”问题复杂化

众所周知，“疆独”势力从未放弃分裂国家的野心。坦诚说，这一局面的出现，除了“疆独”势力顽固不化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境外“泛突厥主义者”们宣传和鼓动的结果。

在今天看来，无论是民国时期以穆罕默德·伊敏为首的分裂势力，还是中苏交恶时期的“东突党”，再到如今以热比娅为首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背后均能看到境外泛突厥主义者的支持。尽管他们的分裂活动屡遭失败，但似乎从未有过主动悔改的迹象。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突厥梦想”

3）增加了我国解决“疆独”问题的难度

“泛突厥主义者”对新疆的渗透和破坏活动，背后均有国际反华势力的纵容和支持。

在20世纪60—80年代，“泛突厥主义”思想再次成为了苏联制衡中国的工具。他们利用设在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的电台，肆无忌惮地宣传“泛突厥主义”理论，还制造了“伊塔事件”（拓展阅读：）。

和平与发展才是主流，各民族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一言概之，在国际反华势力的鼓动下，“泛突厥主义”思潮成为了他们牵制甚至分裂中国的工具，增加了我国解决“疆独”问题的难度（拓展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