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2月，由于身体原因，在军事科学院任职的开国中将王必成获得批准，前往南京休养。
此时的他，已经69岁，能重新回到工作生活10余年的南京，是开心至极，这里有着他战斗工作过的足迹，还有众多老战友，往后会何等热闹，王必成已经可以想象。
果然，当1982年初，王必成搬进南京普陀路1号没几天，他曾经的上司许世友便亲自来看望他，二人相谈甚欢。
1982年春节，身心舒畅的王必成，又前往中山陵8号，许世友的家中看望许世友，这一次，他们促膝长谈，聊的更多，气氛也十分融洽，临走之时，二人还拍了一张合影留作纪念。
可令王必成没料到的是，1984年1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华东组在南京举行的一场会议中，许世友竟然会突然对他发难。
大会上，许世友严肃的说：“军区有三个老红军，他们都是过过草地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夺权，至今没有一个交代！”。
此言一出，满堂皆惊，在座的都知道，许世友嘴里的三个老红军指的是谁，他们分别是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和副政委鲍先志。
当时，王必成也是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也参加了这场大会，可许世友的“进攻”来的太突然，他是毫无准备，他本想出言反驳几句，但一时之间又无从说起，更害怕说错话，让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一看时间，已是下午4点多了，临时准备也已来不及，于是，王必成托人给主持会议的胡耀邦递了个条子，说自己不同意许世友的发言，因为时间关系，也为了顾全大局，他先保留意见，不作发言。
回到家中的王必成，心里是五味杂陈，他没想到，许世友还对当年的事情耿耿于怀，其实，他们当初，根本没想过要造反夺权！
算起来，许世友与王必成，也是相交将近60年的老战友了。
王必成跟许世友一样，也是湖北麻城人，比许世友小6岁，两家距离仅仅几公里。
王必成6岁丧父亲，由寡母拉扯张大，仅仅读了2年私塾，便辍学回家务农，1926年，红色思想传到麻城之时，吃尽生活苦头的他，毅然投入到农民运动中来。
1927年，15岁的王必成，参加黄麻起义，值得一提的是，他当时的赤卫队队长正是许世友，二人可谓至交好友，后来，他们又一起参加了红四方面军，这时候，二人才慢慢分开。
因为许世友太猛了，他不仅在少林寺习武8年，而且在参加红军之前，还曾在吴佩孚军中当过兵，有一定的经验。
在鄂豫皖的历次反围剿中，许世友7次参加敢死队，2次担任敢死队队长，为保卫根据地，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升官速度也是飞快，到1933年，许世友已是红9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
相比之下，纯粹农家子弟的王必成，成长速度就要慢许，他的起点也相比许世友低了很多，初入红军时，只是传令兵、勤务兵，摸爬滚打三四年，到1933年，也只是个小小的营政委。
直到1934年王必成当了副团长，先后参加川陕根据地的“六路反围攻”、广昭战役、陕南战役、嘉陵江战役、长征中的大小战斗战役之后，王必成进了红军大学学习，这才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指战员。
抗战爆发后，王必成以团参谋长的身份，参加了新四军，率部东进，前往苏中地区开辟根据地，与日寇展开殊死斗争，而此时的许世友，也已经到了胶东地区担任旅长，二人相距并不远。
再后来，王必成和许世友，都被划分到了陈毅、粟裕麾下，此时的王必成，因为能征善战，已经荣获雅号“冷面将军”，凭借在营溪战斗、姜堰战斗、黄桥战役等大小战斗战役中的优异表现，王必成也是声名在外，在根据地也是响当当的战将。
解放战争打响后，许世友成了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而王必成则担任第六纵队司令员，二人站在了同一高度。
虽然当时王必成的名声，依旧没有许世友响亮，但他的战绩，却一点也不比许世友差。
1946年，在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中，王必成率部参加了5战，战战皆胜，歼敌1.6万人。
1947年，在王必成的率领下，6纵又先后解放长兴、金坛、溧阳、溧水、高淳等地。
同年2月的莱芜战役，王必成又创下了一战歼敌2.4万的辉煌战绩，5月的孟良崮战役中，王必成率先登顶孟良崮，击毙了老冤家张灵甫。
在此后，他又参加了南麻、沙土集、豫东、淮海、渡江等战斗、战役，皆有出色表现。
1949年2月，王必成担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4军军长，虽然他的职位，比时任山东军区副军长的许世友还是差了一些，但差距其实也没有多大了。
新中国成立后，王必成、许世友，先后参加了抗美援朝，二人表现都很出色，这又在他们的履历上，添加了浓重的一笔。
1955年授衔之时，许世友被授予上将军衔，而王必成则是中将，这时候，他们一个是南京军区司令员，另一个则是上海警备区司令员。
5年后，这对一起参加黄麻起义的老战友，重新走到了一起，王必成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和许世友成了亲密搭档。
他们二人私交很好，在工作上配合的也相当默契，然而，6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却让他们的关系急转直下。
浩劫开始后，许世友很看不惯当时的风气，索性眼不见心不烦，躲到大别山深处，休息养病去了。
可即便如此，他也没能逃离是是非非，幸亏周总理是知道他的，为避免许世友受伤害，把他给接到北京中南海保护了起来。
许世友到北京后，南京军区的日常工作，就由副司令员张才千、王必成、林维先，以及政委鲍先志负责。
这时候，正是多事之秋，这几位南京军区的首脑压力很大，应付起来，也颇为吃力。
在面对各方势力的压力，他们难免要出来讲话，话说的多了，就难免出错，再加上某些人刻意歪曲，传的传的，就变了味儿。
当时的许世友虽身在外地，但却时刻关注着南京军区的状况，一些虚虚实实的传闻，也陆陆续续传到了许世友耳中，这让他有些不满。
真正让许世友恼火的是，王必成等人，在接见军区的“三团两队”代表时，竟然在机关和部队“搞四大”的意见书上签了字。
当许世友看到这份签字后，立马就火了，他恼怒的说：“这是乱军，是自毁长城，告诉军区，不准公布！”。
许世友的这句话，让王必成等人头疼不已，他们几个副司令员和政委，当时正在应对混乱，处境已经及其艰难，之所以会在这个意见书上签字，也绝非他们的本意。
一是他们被裹挟，没有办法了才签字，二是当时的政策并不明朗，他们也害怕自己一招不慎，万劫不复。
如果许世友在，这些事情当然是许世友这个“主官”做主，许世友不在，他们真的很为难。
此事发生不久，许世友便回了南京军区，回归后的他，怒气还没有消散，他当众指出，王必成他们签的这个意见书会搞乱军队，甚至还说，乱军是为了夺权！
这一定性，其实很严重，王必成他们在南京军区的日子，也难过起来。
好在一点，毛主席、周总理知道此事后，将王必成他们接到北京，保护了起来，他们在北京的招待所，住了一年多时间。
1969年12月，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被安排了新的职位，王必成去了昆明军区当第一副司令员，林维先调到了武汉军区当副司令员，鲍先志，则去了济南军区，当副政治委员。
至于张才千，则跟这个事情关系不大，他还被调到了解放军总参谋部，很受重用，九一三事件之后，更是担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副书记等职。
虽然王必成跟许世友分开了，但对于意见书一事，他始终耿耿于怀，后来，他们都进了中顾委，常在一个小组开会，也常提起此事，点名批评王必成。
二人的共同好友聂凤智，没少从中斡旋当和事佬，此事，甚至还惊动了毛主席。
1971年秋，毛主席在巡视南方，见到许世友后，还特意替王必成“求情”，他对许世友说：“王、林、鲍三个是好人，你要高抬贵手，刀下留人……”。
因为二人一个在南京军区，一个在昆明军区，此后的日子，也渐渐接触的少了，王必成也以为此事已经翻篇了。
尤其是1982年初，他回到南京后，跟许世友相处的那么融洽，更是给他一种往事随风散，一笑泯恩仇的错觉。
可在许世友这里，即便是过去十几年，当年的事情依旧是心中的一根刺，这才有了1984年1月，在大会上旧事重提的事情。
针对这个事情，王必成认为，有必要跟许世友彻彻底底的讲清楚，因此，他用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充足的准备。
1984年6月，中央顾问委员会华东组第二次会议在杭州召开，这次会议许世友和王必成都参加了，王必成也就“夺权”一事发言了。
王必成说，革命几十年，他跟许世友都相处的很愉快，他也从没有想过反对许世友，更没有在背后，说过许世友一句坏话，如果许世友不信，可以去查去了解。
至于“夺权”一事，王必成也做了解释，他说，当时许世友从外地打来电话，说有人敢冲击司令部大院就开枪。
收到命令的他，觉得有些不妥，还专门征求了家里常委的意见，大家都觉得许世友这一想法，可能会使时态更加恶化。
而且，毛主席、周总理也曾指示过不准开枪，因为拿不准主意，王必成还征求过时任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和当时的林办的意见，他们给的指示，也是不准调部队，更不准开枪！
王必成还说，时隔多年回头看，当初没有调部队开枪，绝对是正确的，希望许世友能对这段好好回忆一下，以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除此之外，王必成还解释了其他两件，可能让许世友误会他的事情，一件是1967年发生的“平反五条”，另一件是军区党委向中央写的“检查报告”。
解释清楚这三件事后，王必成还诚恳的对许世友说，他俩都是70多岁的人了，年岁都不多了，用不了多久，就会去马克思那里报到，希望可以多栽树少栽刺。
这一次，王必成详细的解释和诚恳态度，终于获得了许世友的认可，会后，许世友主动找到王必成跟他握手，二人算是真正冰释前嫌。
就在二人消除嫌隙的第二年，许世友离开人世，享年79岁，而王必成，则在1989年离世，享年7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