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在北平（今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届领导集体。9月27日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采用公元纪年、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以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这次会议在确定国都时与会代表们从11个候选城市最终选出了北京。

北京为何会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其他10个城市又为何落选？落选的10座城市分别是延安、西安、洛阳、开封、成都、重庆、广州、南京、上海、哈尔滨。这10座城市都有极为突出的优势，否则也不可能入围候选名单。可另一方面这10座城市的劣势也很明显，所以最终没能当选首都。接下来我们就逐一分析这些城市各自的优劣势。一个国家的首都选址需要从国防安全、经济实力、区域平衡、人文底蕴多方面着手考虑。

我们首先来看延安最大的优势自然就是其作为革命圣地的身份，而且这里又是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的陵寝所在地。延安有悠久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和革命记忆，但延安所在的陕北地区很早就已衰落。1949年时的延安工业基础薄弱、经济较为落后，加之延安作为我党我军根据地在战争年代曾遭受侵华日军轰炸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延安本就薄弱的基础建设几乎被破坏殆尽，而且延安地形崎岖、资源匮乏难以聚集足够的人口。

从人口、经济、工业各方面条件来看延安并不是适合作为一个大国的首都。除了延安之外陕西省会西安也是11个首都候选城市之一。西安最大的优势在于历史上先后有13个王朝曾在此建都。西安是中国六大古都中建都历史最长的一个。这里承载了汉唐盛世的历史记忆，也是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起点。西安的历史人文底蕴足够深厚，但自唐代以后西安的政治经济地位持续下降。

唐代以后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水土流失严重。昔日的关中平原曾是供养秦、汉、隋、唐等王朝的大粮仓，可唐代以后关中的粮食产量已不足以供养朝廷巨大的开销用度。因此自唐代以后再也没哪个王朝定都西安。唐代以后的千余年间中国经济文化中心逐渐从北方转移到江南地区。这时西安在中国偌大的版图上就显得位置过于偏西北了。在国家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方向转移的大背景下定都西安难以克服交通上的困难。

洛阳是可与西安媲美的又一座千年古都，但唐代以后洛阳几乎是和西安一同衰落。某种意义上洛阳比西安还更惨：西安好歹保住了陕西省会的地位，可明清时期河南的省会是开封。近代的洛阳工业基础相对较为薄弱并不适合作为一个大国的首都。开封的情况和洛阳有些相似：虽说开封直到清末民国时期仍是河南省会，但近代的开封已不可逆转走向衰落。1906年卢汉铁路建成通车。1908年汴洛线全线通车后两大铁路干线在郑州交会。

郑州由此成为中国铁路的“心脏”枢纽。郑州的城市建设依托于发达的铁路交通而蓬勃发展起来从而得以迅速超越开封成为河南省第一城。郑州借助铁路优势迅速发展起一批近代工业企业。这样一来河南省内的洛阳、开封两大古都就相对显得没落了。洛阳、开封除了缺乏近代工业之外还位于黄河泛滥的平原地区。历史上这一地区曾多次遭受水灾水土流失严重。定都于洛阳、开封在安全性上可能存在问题。

成都自古以来就是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两汉之间的公孙述、三国时期的蜀汉、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成汉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前蜀、后蜀都曾定都于此。成都自古号称“天府之国”。这里不仅是天然的大粮仓，而且还盛产蜀锦。成都在漫长历史岁月中的典型特征就是经济富庶、文化底蕴深厚。可成都的缺陷也是极为明显的：历史上定都于此的无一不是割据政权，而从未有任何大一统王朝选择定都于成都。

自古以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样的地理环境阻碍了蜀地与外界的交通。成都对那些割据蜀地的政权而言是富贵迷人的锦绣城。定都于此可以凭借蜀道天险割据一方关起门来安心过自己的小日子。可大一统国家要是定都于此简直就是噩梦。易守难攻的地形意味着外面要进来很难，可你的政令要传达出去也很难。定都于成都从国防安全的角度来看倒是挺安全的，但很难对整个国家形成高效的统一管理。

群山环绕的重庆从地理上看是绝对的易守难攻之地，而且背靠长江及其众多支流有着便利的水运交通。重庆在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兴办了不少军工企业。战后重庆的工业基础在当时的中国城市中已算相对较为雄厚。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政治影响力也足够。如此看来重庆在交通、安全、经济等各方面的条件都还相对不错，但重庆最大的劣势就是地形。号称“山城”的重庆地势起伏不平。

这在抗战时期对防御日军轰炸而言是有利的，但在和平年代对城市建设而言就不利了。此外重庆作为陪都一直是蒋介石势力的主要活动区。重庆直到1949年11月30日才解放。1949年9月政协会议确定首都时重庆其实还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下。即使重庆解放后也仍有不少国民党特务在活动。定都重庆就需要考虑到敌特可能从事破坏活动。鉴于这样种种原因定都重庆也显得不大合适。

广州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中国民主思想的摇篮，但广州解放的时间是1949年10月14日。广州和重庆、成都都是在政协会议、开国大典之后才解放的。政协会议确定首都时面对这种尚未解放的城市是有顾虑的，因为谁也说不清需要多久才能清除当地的敌特残余势力。更何况广州是11个候选城市中最靠南的一个。定都于此不利于对广大北方地区的管控。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底蕴。作为民国首都的南京邻近经济发达的上海，自身的经济基础也相对雄厚。当时南京的各项基础设施相对来说是最为完善的，所以南京在当时11个首都候选城市中呼声是很高的。可参与政协会议的王家祥指出：“凡建都金陵（南京）的王朝（包括国民党政权）都是短命的”，不过王稼祥马上又指出作为共产党人不会相信这一带有宿命论色彩的说辞。

定都于南京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南明都是割据政权。南京只在明朝初年一度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然而明朝在南京只经历了朱元璋、朱允炆两代帝王后就迁都了。定都南京的王朝还无一例外都是短命王朝：东吴69年、东晋102年、宋59年、齐23年、梁55年、陈32年、南唐38年、太平天国11年、南京国民政府21年。这其中南京国民政府的21年中1937年至1945年这8年实际上还是迁都于重庆的。

唯一逃脱短命宿命的明朝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定都于南京的。历史上除了东晋之外就没一个王朝在南京定都上百年的。正如王稼祥同志所言作为无神论者的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宿命论，然而定都南京的王朝之所以短命其实是有深刻的逻辑原因的。首先从军事防御的角度看南京的地理位置其实是有缺陷的。地处长江下游的南京地势主要以低山缓岗为主，只要一过长江就几乎意味着无险可守。

在古代定都于南京的王朝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来自江北的敌人，至于东面的海洋在那个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是无法跨越的。可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一而再再而三从海上入侵我国。地处长江下游、面朝大海的南京几乎没什么战略纵深可言。1842年鸦片战争中侵华英军用炮舰在南京幕府山抢滩登陆逼迫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拿下上海之后南京实际上已是门户洞开。

具体到1949年老蒋还有不少残余部队在南京周围活动，而观望形势的美国舰队也长期停靠在我国附近海域。如果他们联合在上海登陆，那么南京将直接受到威胁。毕竟南京距离长江入海口就隔着上海一个大城市。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现在的首都北京距离渤海湾不是也就只隔着天津一个大城市吗？可北京所靠近的渤海是中国的内海——周围环绕的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实际上构成了扼住进海通道的战略纵深。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第一大城市，所以也理所当然入围了11座首都候选城市名单。可上海的历史文化底蕴显然不够。上海是近代发展起来的商业性大都会。历史上从未有任何朝代定都于此。首都主要承担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职能，而上海显然更适合作为一个经济中心。当然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可以合二为一，但在中国这样做很可能会造成区域发展失衡。

民国时期的上海、南京、广州、重庆、成都等大城市集中分布在南方。如果新中国再把首都定在南方的上海，那么中国北方就连一个中心城市都没了。对大一统国家而言如何协调全国各区域的均衡发展是很重要的。在1949年的客观环境下首都定于北方显然更利于统合全国。尤其是直面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在地理位置上易攻难守。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海军和空军力量还相当薄弱。像上海这样的海港城市很容易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下。

哈尔滨作为我国的军工重地有“东北莫斯科”之称。20世纪初哈尔滨已成为国际性商埠：当时有33个国家的16万余侨民聚集这里，有19个国家在此设立领事馆。哈尔滨是我党最早解放的大城市。由于解放比较早，所以当地基础设施保存得也较为完整。此地距离苏联较近便于接受来自苏联方面的援助。可这是建立在当时中苏关系友好的前提下，可万一要是哪天中苏关系破裂了呢？那定都哈尔滨就相当于把本国最高领导集体暴露在对手的炮火下。

就这样以上提到的10个城市都因为种种原因落选。最终剩下的北京就显得优势突出了。首先北京在历史人文底蕴这块儿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尤其是元明清以来的最近几百年里北京大部分时间都是首都。这里汇聚了大量人口创造了大量财富。因此北京的经济基础其实是比较好的，而且由于是和平解放没遭到什么大的破坏。近代的北京曾掀起过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多场思想解放运动，所以民众的思想解放程度较高具备建都的群众基础。

在当时中国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主要集中于南方的大背景下定都北京也更利于整合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北京在地理上近海而不靠海。这既能享受便利的海运交通条件，又不易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面朝华北平原的北京地处咽喉要地三面环山易守难攻也足以满足作为政治中心的安全要求。此外北京距离苏联不远不近刚刚好：中苏关系友好时接受苏联援助较为便利，如果未来中苏关系破裂也有足够的战略缓冲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