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肖华奉命调往北京，在赴任路上，他在路边看到一位卖香烟的小贩，顿时脸色骤变，心中大惊道：这不是杀害黄骅的凶手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黄骅，这个名字在咱们军史上那是响当当的。但他原本不叫这个，他本名叫黄金山，1911年出生在湖北阳新的一个穷苦农家。那年头，穷人的命比草贱，父母兄长相继离世，家里就剩他和嫂子相依为命。为了活下去，他放过牛、讨过饭，受尽了地主的欺凌。 也就是在那种吃不饱饭的日子里，一颗红色的种子在他心里发了芽。1929年，年仅18岁的黄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咱们都知道，红军时期那是真苦，但黄骅这人，就是块打仗的好料子。从司号员干起，一步一个脚印，硬是靠着不怕死的精神和灵活的脑瓜，在反“围剿”和长征中屡立战功。 说到他改名这事儿，还有段佳话。那是1930年，红八军军长何长工见到年轻威武的黄金山，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就像一匹骅骝骏马，将来一定能驰骋疆场，改名叫黄骅吧！” 人如其名，黄骅真就成了一匹纵横沙场的千里马。 抗战爆发后，黄骅被派往冀鲁边军区。那时候的冀鲁边，环境极其恶劣，日伪军疯狂“扫荡”。黄骅到了之后，那真是把“艰苦奋斗”四个字刻进了骨子里。他是副司令员，按规定可以配马，但他却把马让给部队搞运输，自己坚持步行；他拒绝吃领导的小灶，非要和战士们一起啃窝头、吃咸菜。 这种从上到下的廉洁作风，让战士们服气，让老百姓拥护，部队的战斗力那是蹭蹭往上涨。 可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光的地方就有阴影。黄骅的到来，让一个人坐不住了。这人就是当时的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 这个邢仁甫，说白了就是个混进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他是土匪军阀出身，身上带着浓重的江湖习气。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这人不想着怎么打鬼子，反而想着怎么享受。他甚至在海岛上给自己修了个“安乐窝”，成天在那儿吃喝玩乐，还搞起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把军队当成了他的私人武装。 黄骅一来，一身正气，不仅整顿军纪，还坚决反对邢仁甫那种军阀作风。这在邢仁甫看来，简直就是眼中钉、肉中刺，觉得黄骅是上面派来夺他权的。 嫉妒和贪欲，能让人变成魔鬼。 邢仁甫这种人，觉悟太低，一旦私欲膨胀，什么家国大义都被他抛到了脑后。他开始琢磨着怎么除掉黄骅。 1943年6月30日，这是一个让无数冀鲁边军民痛彻心扉的日子。 那天傍晚，天阴沉沉的，下着蒙蒙细雨。黄骅正在新海县大赵村的一个农家院里召开侦察会议。因为条件简陋，连灯都没有，还得找老乡借煤油灯。 就在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邢仁甫的亲信、手枪队队长冯冠奎，带着几个杀手，披着蓑衣，假装送信混进了院子。 没有任何预警，枪声突然大作。 冯冠奎冲进屋里，对着毫无防备的黄骅等人就是一通疯狂扫射。黄骅甚至来不及拔出腰间的手枪，就倒在了血泊之中，年仅32岁。和他一同牺牲的，还有陆成道等其他7名同志。 这就是震惊全军的“大赵村惨案”。 当时的肖华，作为黄骅的战友和上级，听到这个消息时，痛心得几天吃不下饭。毛主席和党中央更是震怒，下令必须严惩凶手。 那个邢仁甫在行凶后，彻底撕下了伪装，竟然带着小老婆和亲信投靠了日本人，当了可耻的汉奸，还写了个什么《剿共灭匪计划》向鬼子邀功。这种人，简直就是民族的败类，连脊梁骨都没有！ 但他没想到，报应来得虽然晚，但绝不会缺席。 邢仁甫投敌后，日子并不好过。日本人拿他当条狗，后来日本投降，他又像丧家之犬一样投靠国民党军统。1949年天津解放时，这个作恶多端的叛徒终于被抓获。 而那个亲手开枪的冯冠奎，下场更惨，因为两面三刀，最后被他想投靠的日伪军给毒死了。 剩下的漏网之鱼里，就有这个潘特。 潘特原本是冀鲁边军区的后勤部长，也是邢仁甫的死党，参与了暗杀黄骅的策划。邢仁甫倒台后，潘特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就开始四处逃窜。他觉得北京城大，人多眼杂，只要自己改名换姓，混在市井小民里，神不知鬼不觉，这辈子或许就能蒙混过关了。 于是，他弄了个小摊，在北京前门大街卖起了香烟。每天看着人来人往，他可能心里还在暗自庆幸：这世道乱哄哄的，谁还记得当年的事儿？ 但他千算万算，没算到老天爷是有眼的。 那天肖华坐在车里，那惊鸿一瞥，就像是冥冥之中黄骅英灵的指引。虽然潘特变了样，变得落魄了，但肖华对这张脸太熟悉了，因为恨，恨这些从背后向战友开枪的叛徒！ 当肖华站在潘特面前时，潘特手里拿着烟，整个人都在发抖。他怎么也想不到，时隔七年，在这茫茫人海的北京街头，竟然会直接撞上当年的“顶头上司”。 “我……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潘特瘫软在地上，像一摊烂泥。 潘特随后被移交司法机关，经过审讯，他对当年的罪行供认不讳。 1950年，对于黄骅的在天之灵来说，是得以告慰的一年。就在那一年，邢仁甫、潘特这些手上沾满烈士鲜血的叛徒，经过公审，最终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