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文语义来说，缔造者一般指对创建某个组织、有形的无形的群体甚至国家，或精神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创始人则是指创建某个组织，并把它加以行动并且创造成功的人。可以说，缔造者的语义更为丰富：缔造者肯定就是创始人，但创始人却不一定能成为缔造者。

1921年，除了我党以外，当时中国社会一时之间成立了200多个政党，每天成立的政党和解散的政党一样多。

很多组织可以被创建成功，但最终这个组织能否走下去很难说。因此，每个组织可以有创始人，但创始人能否成为缔造者，还要看这个组织在后续的发展。只有为这个组织持续走下去作出突出贡献的创始人，才能够成为缔造者。

在中国共产党创始的最初阶段，南陈北李，李大钊和陈独秀都非常有名。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北方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就是李大钊说的，可以说，他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陈独秀是和李大钊并列的中共南方领导人。毛主席也说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创党有功，将来修党史要写他。”

党的初创阶段，我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上。在党看来，这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质决定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因如此，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党的创立者，十分重视共产主义的宣传。

陈独秀早在1915年即创办《青年杂志》，一年以后，《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后逐渐成为时代的号角，引领了一批又一批青年人。

李大钊在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5、6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国人大致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这些宣传在党成立初期的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然而，一个革命的政党，如只掌握“笔杆子”而没有“枪杆子”，是走不远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由于我党没有掌握“枪杆子”，从而束手无策，到中共六大，短短15个月，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的有30多万，被监禁的有4600多人。党员的数量从1927年5月时的57967人，一下子降到11月时的17650人，减员幅度几达70%，党的组织体系几乎被彻底摧毁。

可以说，此时的中共极有可能和1921年其他成立的200多个政党一样，走向那个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

面对局势突如其来的骤然巨变，下一步怎么走？这个问题非常急迫地摆在党的面前。因为一旦走错，就是万劫不复。

此时，毛主席根据革命斗争经验和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提出：“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八七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指瞿秋白）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湖南组织的工农运动）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而且，毛主席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而是亲身实践。随后组织秋收起义，起义军经三湾改编，走上井冈山，逐渐发展成为党领导的最著名的武装：红军第四军。

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才有了继续走下去的资本，避免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因此，在党和国家对他们最终的贡献形成讣告定论的时候，李大钊、陈独秀的讣告定论是：党的创始人，他们确实建党有功。

而毛主席的讣告定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确实，如果不是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这个最开始只有50多人组建的政党，即使创建起来了，也是很难走下去的。这一点，毛主席居功至伟，他成为党的主要缔造者，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