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名作《马说》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意即伯乐是发现千里马的决定因素，千里马能够纵横驰骋，关键是看有没有伯乐。

韩愈的这段论述可以说深入中国无数落魄文人的心声，他们很多人觉得自己才华横溢，只是因为高层不能赏识他们，所以怀才不遇。

李白想要做官，但又一直扭扭捏捏，说什么“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孟浩然一辈子追求仕途，但始终得不到重视，说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王勃在滕王阁写下千古名篇，“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词句之中也满是“难逢明君”的愤懑心情。

等等诸如此类的例子非常多，大多数人都觉得生不逢时啊，没有明主啊，我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真的太惨了。

其实，古往今来有才华的人非常多，但努力一生所得甚少，于是，常常觉得是自己命运不好，是别人不识才，发些什么“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之类的牢骚。

但他们却从来没有深入内心想想，自己有根基吗？如果没有自己的根基，再才华横溢的人也是寄托于别人的赏识而存在，更多是浮萍似的活着，而浮萍是很难成长为参天大树的。

如果真觉得自己有盖世才华，但真没有伯乐，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学习毛主席，当毛主席发现没有人有资格可以做他的伯乐的时候，他自己就是自己的伯乐。

毛主席的第一个伯乐应该是孙中山先生，因为毛主席以一己之力，帮助国民党建立了湖南地方组织，湖南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国民党组织体系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于是，孙中山将毛主席提拔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但可惜的是孙中山先生去世得早，这个伯乐就没有了。

毛主席第二个伯乐是陈独秀，陈独秀其实十分赞赏毛主席不凡的革命精神和领导才华，提携毛主席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担任二把手（中央局秘书），派遣毛主席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主持湖南的地方工作，多次表扬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组织所取得的成绩。但陈独秀反对毛主席在湖南搞带有武装反抗性质的工农运动，他命令毛主席暂停此类型工作，因此，陈独秀也成不了毛主席的伯乐。

我党早期属于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共产国际也不算毛主席的伯乐。因为毛主席接触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非常早，也没喝过洋墨水，一直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因此，共产国际从来没想过提拔毛主席，从来都是指定他们自认为马克思主义修养非常深，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学得最好的人，来担任中共的领导人，从而提升这些人的政治地位。比如：王明、博古之流，这些人在党内的资历不如毛主席，才华更加不如，是根本没资格做毛主席的伯乐的。

兜兜转转，寻寻觅觅，历经建党伟业、国民党的反革命事变、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五次反围剿、王明博古的混乱指挥、万里长征、张国焘另立中央等等艰难困苦后，毛主席突然才发现，原来没有人可以有资格做他的伯乐，中国最大的伯乐原来就在他身边，他就是他自己的伯乐，他不需要任何人发现他的才华。

他自己扎根在基层土地，发现了农民的力量，自己开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再听其他人的吩咐，也不再期望其他任何人的赏识，更不需要共产国际指指点点，因为毛主席已然有了自己的一套胜利的方法，在中国最广大农民力量加持下，在基层的土壤逐渐成为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