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舅50岁那年，因为不愿在老家种地，于是去了城市做保安。后来认识了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女人，两人就在外面租房子同居了。表舅第一次带那个女人回老家时，是个清明。他穿着件不合身的西装，裤脚卷着边，女人穿条碎花连衣裙，手里拎着两盒包装精致的点心，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显得有些局促。 我表舅五十岁那年把锄头扔进灶膛，背着蛇皮袋去了城里。在写字楼地下车库当保安的第三年，他领回个比他小十五岁的安徽女人，他们在城中村共用一个煤气罐，直到那年清明。 我去村口接他们时，老槐树正往下掉白花。表舅穿的西装是物业发的工装，肩膀撑得发亮，像是偷穿了别人的衣服，裤脚卷两道边，露出沾着泥点的白袜子。女人穿条碎花连衣裙，裙摆扫过带泥的鞋帮，手里那两盒杏花楼点心在灰扑扑的村口晃得人眼晕——后来才知道，那是她在长途汽车站便利店买的，收银小姐用红丝带打了个歪歪扭扭的结。 「这是……」表舅的喉结动了动，没说出「对象」两个字。女人把点心往我怀里塞，手指冰凉，指甲盖边缘沾着点蓝墨水，像刚从工厂流水线下来。我们站在树影里，能听见邻居家的狗在叫，还有堂屋里传来的搓麻将声，谁都没敢先动。 谁能想到呢？这个在玉米地里干了半辈子的男人，会在知天命的年纪，穿着借来的西装，带着城里认识的女人，站在祖坟前头手足无措。女人后来偷偷跟我说，表舅在城里总吃剩饭，保安亭冰箱里冻着的包子能放半个月，她就是看不得他啃冷馒头才跟他回的家。 村里人背后说她图钱，可表舅每月工资大半寄回乡下还盖房的债；说她不安分，她却在出租屋里给表舅缝补磨破的袜子。那些细碎的针脚，比任何情话都实在。 那天午饭时，表舅喝多了，突然把酒杯往桌上一顿：「我这辈子没出息，可我不能让她跟着我受委屈。」女人没说话，只是默默把他碗里的肥肉夹到自己盘子里。阳光从窗棂漏进来，落在她碎花裙子的褶皱里，像撒了一把金粉。 现在他们还在城里租着房，表舅的西装依然不合身，但裤脚再也没卷过边。每次通电话，女人总会抢着说：「你表舅今天又省下午饭钱给我买了串糖葫芦。」电话那头的背景音里，总有地铁进站的呼啸声，混着表舅憨厚的笑声。 或许生活本就没那么多道理可讲，就像老槐树下那两盒最终被孩子们分食的点心，包装再精致，不如实实在在的甜。我们总在算计得失，却忘了有些人拼尽全力，不过是想给身边人一个像样的春天——哪怕这个春天，来得晚了些，还带着点裤脚卷边的窘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