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军阀中，最贪婪无耻的，老黑认为是绰号“汤二虎”的汤玉麟，这家伙的一生，就是一

奉系军阀中，最贪婪无耻的，老黑认为是绰号“汤二虎”的汤玉麟，这家伙的一生，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权力寻租史，他这种人，就像东北大酱缸中一坨捞不出来的屎，黑历史甚至比有些汉奸还可恨。 要说汤玉麟的黑历史，得从他的发家史说起。 此人本是热河一带的职业土匪，因赌债杀人后亡命天涯，啸聚山林，在热奉边界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后来投靠张作霖，凭借一身匪气和几分勇猛，成为奉系早期重要将领。 但土匪的本性，从未因穿上军装而改变。 1926年，汤玉麟出任热河都统，1928年成为热河省主席，从此将这片土地变成了他的私人提款机，主政热河五年，他的贪婪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种种恶行罄竹难书。 他最臭名昭著的，是横征暴敛到极致的税收政策。 在热河，百姓要缴纳的税种多达几十种，仅土地税就有28种之多，还得额外缴纳军粮、军草 。 更令人咋舌的是，他竟然预征税收到了1972年——也就是说，他在1931年就把未来41年的税都提前收了，这种疯狂的掠夺，连历史上最贪婪的贪官污吏都望尘莫及 。 更有甚者，他还借为母祝寿之机，向各级官员强行索取"寿礼"，甚至制定了详细的"献礼标准"，将这种勒索行为完全制度化、公开化了。 如果说横征暴敛还只是经济掠夺，那么，他强制推广鸦片种植就是对热河人民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 。 汤玉麟让长子汤佐荣担任热河省禁烟局长，这个职位堪称"黑色幽默"——名为禁烟，实为贩毒。 他借"筹措军饷"之名，强迫农民种植鸦片，鸦片税从每亩3元大洋一路涨到19元，成为他最主要的财源 。 承德一地就有公开吸食鸦片的"禁烟药店"1000多家，军官们大多参与鸦片交易，士兵们则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沦为"双枪兵"，战斗力荡然无存 。 这种祸国殃民的政策，让热河大地烟毒泛滥，民不聊生，无数家庭因此家破人亡。 更令人发指的是，汤玉麟为了敛财，竟然挖掘辽代皇陵，盗取文物，这种盗墓行径，与他曾经的土匪身份倒是相得益彰。 他将热河视为私产，任人唯亲，三个兄弟和众多亲朋故旧、马贼土匪在军队中担任要职，次子汤佐辅则出任热河省财政厅长，独揽全省经济大权，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家族腐败网络 。 他的部队军纪败坏，士兵靠抢劫为生，热河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以至于张学良都亲口承认："热河百姓因痛恨汤玉麟而痛恨一切中国军队" 。 汤玉麟最耻辱的一笔，无疑是1933年热河战役的临阵脱逃 。 当日军大举进攻热河时，他手下有几万兵马，却根本无心抵抗。 他一边对记者信誓旦旦地说"明天我也要到前线去看看"，一边偷偷征集大批汽车，扣留前方军用载重汽车240余辆，将历年来搜刮的金银财宝、烟土和私产源源不断地运往天津租界 。 3月4日，当汤玉麟带着家眷和财产逃离承德后，日军先头部队仅128人，就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这座省会城市，热河全省因此迅速沦陷 ，简直是奇耻大辱。 这种不战而逃、丧权辱国的行径，在当时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连茅盾都在杂文《汉奸》里痛骂他的卖国行为 。 可笑的是，这样一个贪生怕死的逃跑将军，后来竟被某些人美化成"民族气节"的典范，理由是他在天津隐居期间拒绝了日伪的拉拢。 这简直是对"民族气节"最恶毒的亵渎——一个连自己守土有责的省份都能轻易放弃的人，谈何气节？他拒绝日伪，不过是权衡利弊后的自保之举，是担心背上汉奸骂名影响自己的奢靡生活，而非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 更何况，他早已用热河的沦陷和百姓的苦难，彻底背叛了这个国家和民族。 汤玉麟的结局，与其说是"善终"，不如说是历史的讽刺 。 1933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汤玉麟，10月被宋哲元收编为29军总参议，实则剥夺了军权。 1934年1月，南京政府取消对他的通缉令，任命其为北平军分会高级顾问，半年后他隐退天津，在意大利古典式洋楼里过着奢靡的寓公生活 。 1949年2月，这个双手沾满百姓鲜血、葬送热河的土匪军阀，在天津病逝，终年78岁 。 张学良在汤玉麟的问题上，也是懦夫，想办不敢办，说到底就是私心太重，患得患失，那时候他就是一个精神萎靡，自私无用的鸦片鬼，却担当半壁江山的重任，现在想来，真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张作霖的土匪意识后期对国家伤害其实也非常大，明知汤玉麟是坏种，但顾忌旧式结拜情义，最后还是把热河交给了他，等于是亲自将一坨屎扔进了自家的大酱缸里。 至于汤玉麟的后人，也延续了他的贪婪。 长子汤佐荣，身为"禁烟局长"，实则是鸦片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次子汤佐辅，担任财政厅长，帮父亲疯狂敛财 。 据记载，汤玉麟有多个姨太太和子女，他死后，其妾及其子女于1950年4月将天津的豪宅卖与天津市供销合作总社，换得一笔巨款 。 这些后人，靠着汤玉麟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依旧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却从未对热河百姓有过丝毫忏悔或补偿。 有一句话说的好，坏人有好报是社会的常态，如果没有，那就还不算坏。 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