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之后，文人领兵挂挂帅已经是普遍现象，这显然是为了防止武将造反，可问题是武将造反是遏制了，但国家整体军事实力大幅度下滑，所以说，自宋以后，名将就越来越少。当然文人掌兵优秀的也不是没有，明末的熊廷弼就是优秀的文人掌兵的典型。
从个人背景来说，熊廷弼是历史上极少有的文武双进士。《明史》称其“有胆知兵，善左右射”。初授保定府推官，史载“在郡六年，荐三十以上，皆为首郯，为天下理官第一”，后被擢为监察御史。就此长期负责朝廷的监察工作，工作的性质导致了他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得罪了东林党，从此陷入无尽的党争之中。这也使得他最后落难时，一个求情的都没有。
乾隆后来对其评价很高：“熊廷弼受任疆场，材优干济，所上封事，语多剀切，乃为朝议所挠，致使身陷大辟。尝阅其疏内有“洒一腔之血于朝廷，观至此为之动心欲泪，而彼之君若不闻，明欲不亡，得乎？”虽然乾隆抬高熊廷弼是为了贬低明朝皇帝，但也说了，杀熊廷弼完全是自毁长城。
照理说，辽东的问题与熊廷弼没有任何关系，万历三十六年，熊廷弼已经上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就在此时，辽东总兵李成梁强制内迁，擅自弃地八百里，这些地方都拱手让给女真，万历就要派御史核实弃地情况，但无人敢去辽东，恰在此时有人举荐熊廷被廷为辽东巡按。这显然是有人给他心下药，熊廷弼完全有理由推卸，但最后还是毅然出关巡按。
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熊廷弼抵达辽阳。这一年，熊廷弼40岁不到，李成梁82岁。李成梁前后镇守辽东近30年，拓疆千里，战绩卓著。必须承认的是，辽东如果没有李成梁将彻底糜烂，但这也养成了李成梁骄纵与跋扈。
李成梁面对熊廷弼的解释是，这是为了诱降努尔哈赤而做出的举措。但熊廷弼却不认可这一解释，在熊廷弼看来，李成梁此举根本就是献地私通女真。罪可至死。熊廷弼详细调查，发现了以李成梁为首的辽东边军的大量问题，在他眼里，李成梁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为了国家边境安全，不是为了辽东的安定，而是为了个人及集团的私利。熊廷弼上书万历，意思就是，李成梁欺君罔上的八项罪状，要求将其处斩，但万历留中不发，此事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此时辽东还离不开李成梁，根本没有处置意思，万历让熊廷弼去辽东就是为警告李成梁。实际上，在李成梁二次出任的时候，辽东军备废弛到无兵可战的程度。
万历四十七年六月，也就是萨尔浒之战后3个月，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与后金战争态势的一个标志性的转变。明军在辽东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形势大坏，由战略攻势变成了战略守势，此后再无逆转。就在这个时候，熊廷弼临危受命出任辽东经略，实际上就是收拾残局。
熊廷弼抵达辽阳之后，虽然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战败后的惨状还是出乎他的预料之外，史载：“弱兵羸马，朽甲钝戈”。更关键的是，“人心丧失，民心涣散，家家抱怨，在在思逃”。面对困局，熊廷弼采取了持久的防御方针，同时整肃军纪，处死了一批临阵逃脱和贪赃枉法的将领，尤其是罢免了李成梁的儿子总兵李如桢。
经过一年的整顿和治理，熊廷弼在辽沈要地构建起一条依托军堡、积极防御的战线。在此期间，熊廷弼按辽期间造盔一千四百六十顶、甲一千四百六十副，大三眼枪六百杆，小三眼枪二千二百一十杆，百子铳四百六十位，棍枪二百九十杆，腰刀一千把，弓九百八十张，箭一万六千六百枝，垂头炮四十杆，这些武器都是熊廷弼亲自检验的合格装备。
万历四十八年六月，努尔哈赤一万余骑从抚顺入境，直驱沈阳，一万余骑由东州入境，直驱奉集，另发后阵马步合计四万余人，大举入犯。但后金此次入寇并未取得过去那么摧枯拉朽的效果，熊廷弼命明军总兵贺世贤，总兵柴国柱联手将女真军逼迫退兵。
这年七月，万历驾崩，泰昌在位一个月死于红丸案。之后天启上位，此时朝中党争激烈，远在关外的熊廷弼未能幸免。天启皇帝上位后，朝中有人主张速战，反对熊廷弼的防御战略，指责为龟缩战略，御史弹劾熊廷弼“无谋”和“欺君”。说白了，是东林党人看见辽东局势好转，想扶自己人上去。熊廷弼为此上表自辩。在这种情形下，朝廷派人开始查熊廷弼了，御史朱意蒙赴辽东调查熊廷弼。他调查后力挺熊廷弼，但结果是熊廷弼被罢黜还乡。袁应泰接替他出任辽东经略。
袁应泰不懂军事，上任仅三四个月后，沈阳沦陷。紧接着，辽东首府辽阳也被努尔哈赤攻占，北京震动，明军这一路西退，而袁应泰见大势已去举家自杀。在这种情况下，熊廷弼再次起复担任辽东经略。
与以往不同的是，为了支持熊廷弼，大明几乎倾尽了国力。熊廷弼请求二十万兵力，朝廷于是施行全国总动员，严令各省大举征兵，最后竟征得近三十万兵力，超额完成了预定目标；熊廷弼催要军饷，朝廷在国库极度空虚的情况下，决定加派地亩银，其他如马匹、粮草、兵器等所需之物，均按熊廷弼的请求发放，仅运往广宁的火药就达二十一万四千零六十斤。
可以说，熊廷弼所获得的宠命优渥与实质支持，是军兴以来历任辽东经略中的巅峰。天启元年七月初六，熊廷弼出京。临行前，天启帝赐给他一道敕书和一把尚方宝剑，凡将士不用命者，副总兵以下可先斩后奏。世人只知此时的熊廷弼极尽荣宠，却忽略了他将天下安危系于一身的巨大压力。在文武百官的高期待下，熊廷弼没有退路。而这，似乎从一开始，就为结局铺垫上了一层悲剧色彩。熊廷弼上任后，继续执行原先的防御战略，以时间换取空间。
可问题在于，时间换取空间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后盾作为基础，而当熊廷弼向朝廷求兵、求饷，结果是无一着落。这让他的计划实施陷入被动。原因就在于明朝的财政已经枯竭。而作为熊廷弼副手辽东巡抚的王化贞产生的巨大的分歧，他主张积极出击，而且不花钱。王化贞的行为得到首辅叶向高和兵部尚书张鹤鸣的首肯。
这样，熊廷弼虽为辽东经略，却陷入手中无兵、徒有其名的境地。王化贞则独率大军，驻守广宁，被朝廷寄予厚望。二人观点对立，酿成明朝史上著名的经抚矛盾，将帅不合是绝对不能打胜仗的。
天启二年五月，努尔哈赤亲率五万大军，渡过辽河，轻松拿下王化贞驻守的辽西重镇广宁。王化贞仓惶往山海关方向逃窜，途中，遇到率兵前来救援的熊廷弼，痛哭流涕。熊廷弼对其大加讥笑，而后熊廷弼与王化贞带兵全线后撤，一直撤到山海关。
此时，熊廷弼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放弃辽东，退守山海关。比较主流的说法是他跟王化贞闹别扭赌气，就为这小破理由，放弃了大片土地。实际上，以熊廷弼的以当时的声望和兵力，回城去压住乱军，只要他愿意做，成功率至少有70%。但他没有。
他肯定也知道土地一旦交出去，再要收回来是很难的。他也应该知道他跟王化贞虽然关系不太好，天天撕X，但几乎是绑在一起的。王化贞丢城，他也不可能全身而退。到底是为何如此实在是是难以理解。
广宁之战溃败，结果是熊廷弼和王化贞都被下狱，在这种情况下，此前力撑王化贞的叶向高、张鹤鸣等东林党人，为了摆脱罪责，只能将责任推卸给熊廷弼。一代名将熊廷弼成了党争的牺牲品。
熊廷弼在狱中一待就是三年，在此期间，魏忠贤已经成事，为了打击东林党，在天启四年，魏忠贤诬告熊廷弼向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行贿以求脱罪。在当时的党争中，涉及辽东事务，基本可定死罪，之前东林党要把广宁之战的责任承担甩锅给熊廷弼，而现在魏忠贤要置东林党人于死地，就想让东林党人与熊廷弼沾上关系。
结果，与东林党没有任何关系的熊廷弼变成了魏忠贤对付东林党人的牺牲品。天启五年八月。熊廷弼含冤而被处死，死后“传首九边”。相比之下，对广宁溃败负有首要责任的王化贞，因投靠了魏忠贤，受到庇护，直到崇祯五年才被处死。
熊廷弼死时，坚信自己是无辜的，要为自己上疏辩冤。但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未能得到平反。魏忠贤伏诛，官员接连上疏为熊廷弼讼冤。最终，崇祯允许熊廷弼的儿子，为父亲收葬。仅此而已，没有抚恤其家室，也没有恢复其官爵名誉。
熊廷弼未能平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东林党在崇祯朝得势，自然不会给熊廷弼平反，这就难怪连乾隆都要骂明朝是“自毁长城”。可以说明朝配不上这样俯仰无愧的英雄。明朝政局黑暗若此，亡了也是活该。
同时不得不指出的是，熊廷弼不是称职的军事家，他缺乏连带兵打仗的基本军事素养都不具备。明朝把一个御史、一个擅长查案、清肃官场的监察官员派到辽东，强行让他当军事统帅。这个辽东经略当的越久，犯错就会多，明朝派往辽东三任经略——杨镐、熊廷弼和袁应泰。朝廷让所谓懂“兵事”的文官挂帅，而实际上，这三人领兵御敌的水平，属于黄鼠狼下耗子，一个不如一个。当然这是大明皇帝用人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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