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二十五岁的纺织厂女工赵红英被车间主任堵在了仓库里。主任灌了两口白酒

1983 年，二十五岁的纺织厂女工赵红英被车间主任堵在了仓库里。主任灌了两口白酒，一把将她按在布料堆上。赵红英没尖叫也没挣扎，反倒盯着主任油光光的脸，压着嗓子说：“主任，我上个月体检查出来有那个病，正想找您批假去治呢。” 主任的手僵在半空。赵红英趁机坐起身，掸了掸工装袖口沾的棉絮。仓库顶上那盏老吊扇吱呀呀转着，把灰尘搅成细碎的光柱。 主任酒醒了大半，讪讪退了两步。赵红英没再多说，径直拉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晾着刚染好的蓝布，湿漉漉的靛青气味扑进鼻腔。她脚步没停，心里却像揣了只活兔子——刚才那话是临时编的，医务室李医生那儿哪有什么病历。 第二天她照常上班，主任见了她眼神躲闪，却破天荒在晨会上表扬她小组产量高。中午食堂吃饭，同桌的刘姐凑过来小声说：“怪了，主任今天把我叫去，说往后夜班女工回家，厂里安排人轮流护送。”赵红英夹菜的筷子顿了顿，没接话。 月底发工资，她工资袋里多了十块钱补助，附的纸条上写着“营养费”。会计冲她挤眼睛：“主任特意交代的。”赵红英捏着那沓纸币，边缘被手汗浸得有些发软。 后来有天下雨，她在车棚遇见主任。主任推着自行车，雨披帽檐压得很低，突然塞给她一个牛皮纸袋：“上回……对不住。这里头是复习资料，我听教育局熟人说，夜大明年要扩招。”说完蹬上车就冲进雨里。 纸袋沉甸甸的。赵红英站在屋檐下翻开，最上面是崭新的《成人高考大纲》，底下压着三张十元钞票，折得方方正正。远处车间传来换班的铃声，混着雨声，嗡嗡的。 她把钱夹进书里，抱着纸袋往车间走。机器轰鸣声越来越近，像某种笨重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