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三个半真正的军事家，其中刘伯承算是半个。”
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曾经这样评价过中国的军事圈子。
在他们眼中，中国只有蒋百里、杨杰、白崇禧和刘伯承四人能称得上军事家，而刘伯承因为眼睛有残疾，所以被算成了“半”个。
而让人感到巧合的是，四人中除了蒋百里之外，其他人都担任过各自阵营的总参谋长，而且，他们的这条路都走得不平坦。
尤其是刘伯承，更是在红军总参谋长的位置上三起两落。
之所以他会有如此的波折，跟自己得罪了两个人有直接的关系。
这两个人都是谁？为何他们有能力撤刘伯承的职呢？这些，还要从刘伯承元帅的留学生涯说起。
一、第一次起落1892年，刘伯承出生于四川开县。他从小立志从军，从重庆将校学堂毕业后，进入了川军熊克武部当兵。
他先后参加了讨袁战争和北伐战争，在战场上表现出了极高的风骨，不沾染一点恶习。他也因此，被人称为“军中菩萨”。
不过，他在1916年右眼受伤，不得已接受了手术，从此落下了残疾。
刘伯承与母亲
1923年，刘伯承随共产党员吴玉章在上海、北京等地考察社会，慢慢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1927年，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团参谋长，起义失败后，他前往苏联留学。
留学之初，刘伯承一句俄文都不会，只能先攻克语言关。对于右眼残疾的他来说，这一过程非常困难。
刘伯承把俄文当作了战场上的“敌人”，想方设法地去解决语法，生词方面的困难，结果仅用了几个月，他就可以用俄文与人交流了。
留学期间，刘伯承先后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校学习。一年之后，他掌握了新的军事思想，对阵地战、街垒战等欧洲的城市攻防战术，也全部烂熟于心。
1930年，刘伯承学成回国，历尽艰险回到了中央苏区。
很快，他就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的参谋长，协助朱老总、周总理来处理日常事务。
周恩来与刘伯承
同时，他还开设了很多次短期军事训练班，教授暴动方略和战术指挥等课程。
不过很快，刘伯承就发现了中国革命的特别之处。几次军事起义的接连失败，证明革命是无法依靠现有军阀和政府的。
这就注定了，我党的武装革命路程必然是曲折的，军队要有一个从弱到强的过程。而力量较弱的军队，是无法和强大的敌人正面硬拼的。
苏联的那些军事技巧在中国用不上，反倒是游击战、运动战更好用。
于是在他的课程中，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经验，也成了主要内容之一。此外，他还撰写教材和理论材料，阐述游击战的精髓。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不拘泥于一种形态，这正是刘伯承军事思想的可贵之处。
然而，他总参谋长生涯的第一次起落，也是因为这一点。
1932年10月，刘伯承被任命为红军的总参谋长，同时兼任红军学校校长。
不久之后，蒋介石便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四次“围剿”，这一次他志在必得，调集了40万部队参战，至于飞机、坦克、大炮等重武器，更是不计其数。
相比之下，红军的力量就弱得多了。
苏区仅有7万部队，而且武器装备差，重武器几乎没有。然而就是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红军仍然凭借机动灵活的游击战，让敌人吃尽了苦头。
经历了这一战，刘伯承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游击战、运动战才是适合红军的战法。
然而正在此时，博古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了中央苏区。
博古对李德十分崇拜，将战斗指挥权全部交给了这个人。
同时，一直正确领导红军的毛主席，却被挤出了军事指挥团体。
对于李德的到来，刘伯承并不排斥，甚至有些高兴。
李德
此人是他的校友，两人都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而且还在同一年级。
然而，在一番交流下，刘伯承发现了问题：李德缺少实战经验，只对欧洲的街垒战有些研究。
他对于苏联学校里教的那一套，有着非常深的迷信。
他不止一次对别人说，毛主席的游击战是不正规的，是“土办法”。这种轻蔑的态度，让刘伯承有了一种隐隐的危机感。
1934年，蒋介石集结了上百万部队，对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而李德死抱着苏联学到的那一套理论，非要和敌人展开阵地战，强调大修工事，死战不退。结果几仗打下来，红军损失惨重。
对于这种打法，红军的很多高级将领都不理解。
明明运动战那么有效，为何非要放弃？他们向李德提意见，希望他改变打法。
但是，李德此时却因为害怕损伤自己的威信，即使知道错了也要抱残守缺。
这种情况下，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也不得不开口，规劝自己的这位老校友。
刘伯承与李德 影视剧照
李德的顽固，让刘伯承非常头疼。他好话说尽，拿出了各种报告说明情况，可李德就是不肯改。
渐渐地，好脾气的刘伯承也忍无可忍了，在一次作战会议上，公开和李德杠了起来。两人吵得很凶，话说得也很重，完全没有了当年在苏联时的和谐。
这件事后，刘伯承很快就走了出来，继续自己的工作。而李德，则找到了博古，说刘伯承思想不对，不能继续担任总参谋长。
博古对李德言听计从，很快就将刘伯承调去了红五军团，解除了他总参谋长的职务。
刘伯承因为得罪了校友李德，造成了自己总参谋长生涯中的一起一落。
然而，他的这次低谷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随着红军长征的开始，党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了总结会议，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李德的错误。
被解职仅仅几个月的刘伯承也被重新启用，再次成为了红军的总参谋长。
1935年1月，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拿回了军事指挥权，继续以积极的运动战调动敌人。
刘伯承心领神会，继续辅佐毛主席，让红军的整体面貌为之一新。他还亲自指挥了强渡乌江的战斗，让红军获得了难得的休整时间。
可就在一切顺风顺水时，他总参谋长生涯中的第二次起落来临了。
刘伯承在建军节大会上讲话
二、第二次起落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成功会师。不过，野心勃勃的张国焘，却并不希望居于毛主席之下。
在党中央确定北上大方针的会议上，张国焘虽然举手同意，但心里却有自己的盘算。10月份，他带领部队南下川康地区，宣布另立了一个“第二中央”。
张国焘的做法，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朱老总和刘伯承立刻赶到张国焘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他能改过。
但张国焘自恃实力强大，根本不听劝。刘伯承眼见做不通张国焘的工作，就开始找他手下的将领谈话，告诉他们只有北上才有希望。
张国焘
他的活动，很快就引来了张国焘的报复。
在1936年2月，张国焘解除了刘伯承的所有军事职务，只给他保留了红军大学校长的虚职。
就这样，由于得罪了张国焘，刘伯承第二次陷入低谷。
值得欣慰的是，在贺老总、叶剑英等人的斗争下，张国焘最终还是取消了“第二中央”，带领部队北上。
刘伯承与贺龙
时间很快来到了1936年10月，红军的所有部队终于全部集结于甘肃会宁。
而刘伯承也被第三次起用，继续担任红军的总参谋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刘伯承也成为了129师的师长。
从此后，一代“战神”彻底放开手脚，成就了“当世孙武”的美名。
参考资料：
1、河北共产党网 《刘伯承：四参“总戎幕”一生跟党走》
2、党建网 《刘伯承：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