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在《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中回忆：“计四个军十个师约十几万人的第十二兵团，除少数漏网者外，悉数被歼。至于国民党军师长以上干部，除副司令官胡琏，副军长谷炳奎，师长尹俊、王靖之、张用斌等逃跑之外，我和军长吴绍周、覃道善、杨伯涛，副军长王岳，师长王元直、尹钟岳、夏建勣、潘琦等均被解放军生俘，在人民的宽大下，走上新生之路。”
这么多十二兵团军长、师长被俘，黄维在战犯管理所看起来似乎应该不是很“孤单”，但事实是黄维在战犯管理所却成了“孤家寡人”——少将特务董益三怒扇黄维耳光，他手下的军长、师长，却并没有替他们的“黄司令”报仇，甚至还可能心中窃喜：我们也早就想扇他了——他这个兵团司令，只知道自己有十几万人，具体是多少，他知道吗？
黄维提到有八个十二兵团的军长、副军长、师长被俘，但这些将军并没有全部进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些人就是想帮黄维的忙也没有机会，更何况他们根本就不想帮忙。
我们在特赦名单上找到了这样的记录：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第十军第一一四师师长夏建勣，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第十军军长覃道善，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第十八军第一一八师师长尹钟岳，1975年3月19日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
没有出现在特赦名单上的十二兵团副司令官兼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有主动投诚表现，所以回乡生活；第十军副军长王岳、第十一师师长王元直去刘帅办的军校当了教官，第十八军第十师师长潘琦1951年被“镇反”。
打黄维耳光的，是1960年与沈醉同在第二批特赦的原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情报处处长董益三，旁观者是属于晋绥军系统的梁培璜，据黄维回忆，当时几乎是整个学习小组的人都要冲上来揍他：“梁培璜以为我在写检讨材料，好奇地凑过身来看，不料他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检讨，而是两句骂他们的打油诗：‘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这下子把梁培璜气坏了。这时，组长、副组长人多势众，大兴问罪之师，并向我动起手来，我便回手迎战，因为用力过猛，自己却跌倒在地上，脸也碰破了。”
黄维挨了耳光，摔得脸破血流的时候，跟黄维在功德林做“同学（战犯互称）”的，还有十二兵团的两个军长、两个师长，这些人不但不帮黄维的忙，还纷纷写文章揭黄维的短，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感到奇怪了：大家都是一个兵团的锅里吃饭，又一同被俘进了战犯管理所，怎么也算“袍泽兄弟”，黄维怎么就把手下的军长、师长都得罪了？
黄维与“部下”之间的仇怨，咱们还得从淮海战役说起——黄维当十二兵团司令，纯属赶鸭子上架，此前他跟十二兵团的将领不是很熟悉，最初拟任的兵团司令也是胡琏而非黄维，再加上黄维是蒋军公认的“书呆子”，根本就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在战场指挥上也是昏招迭出，以至于其部下军长师长都认为是黄维坑了自己。
黄维有没有坑手下的军长师长呢？我们看这些人写的回忆录，就能发现这些人积怨甚深，杨伯涛和覃道善没有亲自出手，已经是给黄维留情面了。
首先我们来说第十军军长覃道善，这是一个比较“憨厚”的大胖子，但是他却是功德林战犯中少数几个被判处过死刑的：覃道善因为在淮海战役突围时使用了毒气弹，所以被俘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直到1959年杨伯涛第一批特赦后，覃道善才改判为无期徒刑，然后在1960年减为有期徒刑十五年，并于1961年第三批特赦。
覃道善之所以差点没命，就是因为黄维把使用毒气弹之罪都推给了杨伯涛和覃道善：“当时是分配给各部自行掌握，其使用情形不明。”
覃道善一直在为自己喊冤：“突围前数日，兵团司令部发给各部队催泪性和喷嚏性混合毒瓦斯弹，听说发给第十八军三十多箱，内装毒瓦斯筒十二具，命令必要时使用。第十军的阵地位置在双堆集北面，面向东北和西北的解放军作战。时值寒冬，又常刮东北风和西北风，因而不适宜施放毒瓦斯；加以没有技术人员，所以没有使用，突围时都抛弃了。”
覃道善说自己没使用毒气弹，结果判了死缓，杨伯涛倒是比较肯认账：“十二月十二日黄昏后，解放军的壕沟已逼近这个制高点的脚下，一举发动攻势，密集部队潮涌冲锋。第一一八师守军即猛烈发射毒瓦斯弹，旋见解放军即刻停止冲锋，声息全无。这一夜解放军没有继续攻击。另一次使用毒瓦斯弹，是在双堆集西边的一座山庙前，这座山庙被解放军攻破，我企图夺回，令尹钟岳组织兵力配合毒瓦斯弹攻击，先发射毒瓦斯弹，步兵跟着冲锋，但解放军方面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仍然有炽盛的火力猛烈射击，攻击未能成功。”
毒气弹的危害，杨伯涛在回忆录中写得已经很清楚了，他不可能不把“战果”汇报给黄维，黄维说自己毫不知情，责任全让杨伯涛和覃道善来负，您说这两个军长能不生气吗？
除了在毒气弹问题上甩锅推责，更让杨伯涛和覃道善愤怒的，是黄维提前逃跑，让他们当垫背。
杨伯涛在回忆录中毫不留情地揭露：“黄维、胡琏怕坐战车在夜间行动不了，逃不了命，下午四点多钟就命令第十一师和战车部队开始突围，他俩跟着在后面冲出，根本没通知覃道善和我。直到我等得不耐烦，出外瞭望的时候，才发现西北乱成一片。派人联络，才知道黄维、胡琏已经走了。”
覃道善说得比较“委婉”，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他对黄维的怨气也不小：“突围命令下达后，各部队顿时引起骚乱，到处都在破坏武器和烧毁文件，呈现一片惶恐狼狈状态。有的为了保命，竟不顾规定时间而提前逃走。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情况下，根本就不能形成有组织的突围战斗。”
覃道善说的“有的”，就差直接点出黄维和胡琏的名字了。
我们细看淮海战役史料，就会发现如果黄维和胡琏不丢下大部队抢先逃跑，那么杨伯涛和覃道善也是有可能逃掉的，第十八师师长尹俊和第七十五师师长王靖之就冲开一个口子逃出去了。
杨伯涛到死都不肯原谅黄维，是因为他认为黄维的瞎指挥，可把部下坑惨了：强渡涡河的时候，黄维并不知道水之深浅，结果一一八师的一个团淹死大半，剩下的也被对岸火力歼灭；被包围之后，黄维对伤兵冷酷无情，第十二兵团的负伤官兵估计近万，但黄维只让工兵部队挖了几条壕沟让他们躺着，有的连壕沟都没有，就躺在野地里不管不问，“无医无食又值严冬，轻伤者转成重伤，重伤者很快死亡。”
眼看着手下官兵冻伤致死，杨伯涛和覃道善再想想胡琏从南京带回来的香烟、水果、洋酒堆在兵团司令部，他们一口吞掉黄维的心都有了。
黄维是从“新式军官学校校长”变成的十二兵团司令，所以把手下的军长师长都当学员看待，作战命令全凭自己拍脑门决策，比如蒙城之战，黄维不仅没有召集各军长研究一下，就连对同住蒙城内近在咫尺的杨伯涛事前也没有通知，杨伯涛接到莫名其妙的命令，稀里糊涂地开拔，这才在黄维的指挥下，把整个兵团都送进了包围圈——据杨伯涛回忆，他当时已经预感到解放军已经布下了口袋阵，但军令如山，黄维让他走，他也不敢不走。
两个军长对黄维恨之入骨，第十八军第一一八师师长尹钟岳的一个团被淹死，第一一四师师长夏建勣与覃道善一同被俘，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黄维和胡琏一人一辆坦克车跑了出去，要是当时他们有火箭筒，肯定会一炮将黄维的战车掀翻：说好的黄昏突围，现在才四点，你们就抢先开溜了！
这样一想，读者诸君就应该明白黄维为什么会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被少将特务扇耳光，其手下的军长师长无一人相助了：你是兵团司令不假，可是在淮海战场上，你拿我们当兄弟了吗？
黄维于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他如何对待苦等了多年的妻子，笔者有些不忍心说，所以最后只能把评判权交给读者诸君：在内战中使用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的毒气弹，覃道善被判处死缓，黄维应该如何处置？黄维的“倔强”是在自知性命无忧之后才表现出来的，如果他真那么硬气，为何没有主动暴露于炮火之下替老蒋殉命？黄维在被俘前后众叛亲离，又应该如何解读？在您看来，黄维能否算一个称职的兵团司令或合格的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