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读史的人有一个习惯，喜欢站在上帝的视角评断历史人物，认为某人当初如果如何选择就好了，比如，总是对项羽没有实行郡县制并定都关中是扼腕叹息，实际上，项羽根本就没有做这两个决策的条件。在读史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时刻有一个意识，我们并不如那些站在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的人聪明，将我们代入当时的环境，大概率是不如人家的。
笔者个人的观点是，一个人要想读懂历史，首先要对自我祛魅，承认自己的无知，如此，才能理解历史。
对于瓦岗军的失败，人们往往将原因归结到李密身上，实际上，李密绝对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其手中的牌基本就是个死局，没法打。
首先，李密没有资源优势。众所周知，在西魏到唐朝的历史区间内，天下的话语权是掌握在关陇贵族手中的，谁能够整合这个集团的资源，谁就能左右天下局势，拥有天下，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都是因为做了关陇集团的代言人从而有能力操盘改朝换代的剧本。
隋末的天下虽然乱，但主线是清晰的，谁能够整合关陇精英并拿下长安，谁大概率就能得天下。这一点，李密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才在杨玄感起兵时为其提出了西行进入关中拿下长安以关陇作为大本营然后复制北周和隋朝的剧本谋取天下的计策。
这是李密当时给杨玄感所献三策的中策，其中上策是建议杨玄感集中兵力挥师东向，直接截断隋炀帝的归路，拿下了隋炀帝，天下就是杨玄感的了。
但玄感最终还是选择了攻取洛阳的下策，在中原和隋军死耗，结果就是起兵不到两个月就兵败身亡。
一般认为，玄感是贵族子弟，自命不凡，没有听李密的上中策所以才落得了如此结局。实际上，作为杨素的儿子玄感是绝对的精英，文武双全，他肯定能分出哪条是上策。
至于他为什么会选择下策则是因为：如果采用上策的话结果只能是被炀帝的东征军和后方的隋军前后夹击，迅速失败；采用中策的话手下将士又不愿意，因为大家的家属都在洛阳，如果连洛阳都打不下，肯定没人跟他去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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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的理论家很多，针对一件事必然能提出高质量的策略，但能不能落地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当事人的条件不能满足战略的执行，那么所谓的正确决策则只能停留在空想阶段。就像设计师的设计方案再好，现场工人没有材料，设计不能落地的道理是一样的。
任何战略的制定都要实事求是，不能落地的方案根本就不是好方案。
李密能够为玄感指出三条路说明他是理论层面的精英，但现实却倒逼着玄感只能执行下策。计划和决策永远都是两码事。不久的将来，李密将会亲身体会玄感当年决策的困难。
很快，在隋末的乱局中，李密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成为瓦岗军的统帅，当成为决策者之后，他才体会到了玄感当年的无奈。李密比谁都清楚，谁能够夺取关陇，谁就能掌控优质资源，大概率能夺取天下。
也就是说，最优的战略其实是公开的，就看谁符合执行的条件。就像西汉削藩一样，谁都知道最好的方案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但文景二帝根本就没有执行的条件。
所以，在读史的过程中，千万不要高估了某些个体，最好的方案一定都是公开的。
当时，柴孝和就建议李密袭取长安，复制刘邦当年夺取天下的剧本。
李密当时拒绝的理由和玄感当初是一样的：“我之所部，并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
大家都是关东人，既然连洛阳都打不下，肯定没人愿意跟他去长安。
这是李密的顾虑之一。李密没有说出口的话是，他不能代表关陇贵族，即使打进关中，也不能像李渊一样整合关陇资源。
众所周知，李密是宇文泰时代的柱国、魏国公李弼的曾孙子，属于关陇集团核心家族的成员，但李密却是家族的旁系，没有继承家族资源。史书记载，由于李弼的次子李辉娶了宇文泰的女儿为妻，所以李辉便继承了李弼魏国公的爵位，李弼的所有政治和经济资源都由李辉来继承。
杨坚和李渊为什么能先后建立隋唐，就是因为，其是家族的嫡系成员，继承了父祖所有的资源。而李密呢，他是李弼长子李耀的孙子，由于李耀没有继承李弼的资源，所以他这一支就逐渐被关陇贵族边缘化。
炀帝当政时，李密是普通的禁军将领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而且，炀帝仅仅是看李密不顺眼就将其直接给开了。如果李密有强大的家族势力作为后盾，炀帝想要开掉李密肯定会三思。
这就是李密为什么和杨玄感走得比较近的原因，因为，杨素家族属于关陇新贵，李密属于关陇的边缘人士，他们两家都有抱团的需要。
即使在加入瓦岗军并凭借军功成为魏公之后，李密依然不能争取到关陇成员的加入，只能吸引到裴仁基、柴孝和等隋朝边缘人士的加入。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李密为什不进入关中，就是因为，他即使打进关中，关陇贵族都不会拥护他。你想，杨广属于关陇贵族的核心成员，又是皇帝的身份，杨玄感都敢反他，何况李密这样的角色呢。如果李密强行入关，其必然和关陇贵族产生冲突。
也就是说，就争取关陇贵族这一条来说，李密还不如当初的杨玄感，起码玄感当时还获得了许多关陇二代的支持。
所以，与其如此，还不如打下中原，以强大的实力对关陇集团形成压迫之势，逼着他们进行表态、站队。
所以，资源劣势是制约李密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并不是说，李密的个人能力不行。
其次就是，李密代表不了瓦岗军，不能领导瓦岗军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616年，李密孤身投靠势头正劲的瓦岗军，随后，凭借过人的才华其地位在瓦岗军中是火箭般蹿升。
李密打出的第一张牌就是，通过谈判说服王伯当、周文举等义军的加入，壮大了瓦岗军的实力，成为沟通瓦岗旧部和新人的桥梁人物，举足轻重。
接着，凭借打败隋军张须陀部并打下荥阳郡县的军功，李密拥有了自己的直属兵马——蒲山公营。
617年二月九日，李密又率军一举拿下了兴洛仓得到了大量军粮，有了扩张军队招兵买马的资本。随后，李密又打败了虎贲郎将刘长恭率领的两万五千隋军，一举在河洛打出了自己的名声。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大大超出了瓦岗军首领翟让的能力范围，为了确保瓦岗军的健康发展翟让很识相地将统帅的位置让给了李密，李密以“魏公”的新身份领导瓦岗军在乱世中强势扩张。
但身份的迭代对李密来说并不是好事，因为，其有一个致命短板，没有自己的核心班底。相比其他势力，瓦岗军的组织相当复杂，其内部是派系林立：
瓦岗军的核心力量是以翟让为中心的瓦岗旧部，比如单雄信、徐世勣等人，这些人始终与李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其次就是如裴仁基这样的隋朝降将、从宇文化及那里投降过来的陈智略和樊文超等人、以入股的形式加入瓦岗军的郝孝德和孟让等义军势力。再就是李密加入之后发展的一部分亲信。
李密虽然是形式上的统帅，但其薄弱的根基注定其在瓦岗军中根本不能形成一言堂。
本质来说，瓦岗军属于松散的联盟体制，就像一个王朝没有强大的禁军一样，李密在没有自己基本盘的情况下只能在各个藩镇之间玩平衡。
要想将瓦岗军的一盘散沙凝聚成一块铁板，李密作为领头羊就必须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在强化对瓦岗军领导的情况下慢慢建立自己的嫡系。
可现实情况却是，在李密不能西行进入关中而部下又大多是关东人不愿入关的情况下，李密就只能在中原的四战之地和隋军死耗。
在没有一定的军功树立绝对威望的情况下，瓦岗军的内部矛盾就逐渐爆发。翟让旧部对于李密做魏公这件事是极度反感，一直在撺掇翟让夺权。
面对翟让部的不合作，李密选择火并对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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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却进一步加速了瓦岗军内部的分裂，再加上战局不利，众人就逐渐抛弃李密：前隋军将领陈智略投降了王世充；镇守偃师的郑颋打开城门迎接王世充入城；单雄信先是拒绝接受李密的号令，在王世充渡过洛水之后更是直接投降了对方；驻守洛口仓的邴元真暗中派人接应王世充...
屡战屡败，众叛亲离，李密彻底失去了逐鹿天下的机会，只能看着已经进入关中的李渊盖起了高楼。
说实话，就算李密陷于中原的战争泥潭，但也并不是没有破局的机会。在和王世充决战之前，裴仁基就曾给李密提出一条建设性建议：“在正面战场上拖住王世充，然后派出一支部队奇袭洛阳城，到时，王世充必然回军，然后我们在压上去打。”
且不说这条建议落地的可能性有多大，就是在讨论阶段就直接被从宇文化及阵营投降过来的陈智略和樊文超否定。由此可见，别说西行入关了，就是在洛阳战场上，李密都不能统一意见。
当然，未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也是李密之败的原因之一。一支队伍不仅要有成熟的制度，更要有其政治使命，比如当年的刘邦就是在汉中以萧何和韩信在军政两个领域实行了深度改革将汉军打造成当时制度最为先进、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同时，刘邦还及时明确了汉军还定三秦与项羽争夺支配天下霸权的政治目标。到了洛阳之后更是进一步打出为义帝复仇的口号。
刘邦的成功是因为汉军制度成熟，有政治口号和使命愿景。
李密虽然于大业十三年（617）二月十九日喜提“魏公”的称号，设立行军元帅府，置三司，六卫，但也只是出台了粗放式的制度，也并没有提出什么政治口号，导致瓦岗军自始至终都没有摆脱“群盗”的属性。
对比李渊，抛开地理、经济等因素不谈，就是从队伍属性上来说，李渊都是绝对的正规军，天然具备对天下精英的虹吸优势。
当然，李密也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在内部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一切都无从谈起，当他深陷中原战场并遭遇不利之后，现实只会将其导向惨败的结果。
复盘李密的人生，只能用尴尬二字来形容：其出身关陇贵族，但却并不是核心成员，无法整合最优质的资源；在加入义军之后，由于没有核心班底的支撑导致其根基严重不稳，根本无法解决内部矛盾，反而加剧了瓦岗军的分裂。
李密身怀绝技，手握夺取天下的最佳方案但却根本不能落地，在与现实撕扯的过程中最终被时代的洪流淹没。
只能说，历史只会青睐于那些能够整合资源的人，个人的才能根本无力左右时代的大势。
不过，李密能够在隋末的乱局中大显身手，大闹一场，也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