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这个词总会把我搞得很紧张。”埃米莉这么说时，带着一种既好奇又不安的学术口吻。
学术界似乎太保守、太爱形成小圈子了。不过埃米莉很喜欢能有机会和他人交流历史。只是，作为一名在伦敦多所大学兼职的教师，她“对所见到的一切并不完全认同”。这句话也是非常带有学术意味的委婉说法。
埃米莉很肯定自己是伦敦人，不过，这一点和她出生在伦敦的牧羊人丛林没有任何关系。她在宁静的乡村长大，后来申请了伦敦的大学。埃米莉“渴望住在这里”，因为伦敦是“最令人兴奋的地方”。最终，她进入伦敦东部一所大学就读。她立志要成为一名历史学家，这里正是她想来的地方。这里曾是妇女参政论者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生活过的地方，也是最适合遥想伦敦历史的地方。
她喜欢这个城市的规模，喜欢它的亲切宜人，喜欢它的广袤巨大。
我喜欢住在哈克尼区，我爱哈克尼区的多样性。置身在人群中，我喜欢看大家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你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食物，听到各种不同的语言。这感觉太刺激了。
一开始，埃米莉对这里充满了渴望。她利用毕业之后的间隔年搬到哈克尼区居住，那时的她“太想成为伦敦人了，这样想来，我起初还算不上伦敦人”。至少在像伦敦这样愤世嫉俗的城市里，这种溢于言表的热情显然是外来客的标志。如今，作为一名拥有博士学位的历史学家，她对伦敦有了深入的了解。
埃米莉不但遵循着外地人来伦敦筑梦的古老传统，她同时也遵循着更现代的传统，将伦敦看成充满知识和文明的城市。这是一座光明之城，每个人都可以跨越城市边界之外的狭隘的自己。
埃米莉来自英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两个高等教育中心之一：一个是成立于1209年的剑桥大学，另一个是牛津大学，后者早在1096年就开始进行教学工作了。而且，伦敦的39所大学中共有37.2万名学生[插图]，在很大程度上，伦敦就是英国最首屈一指的大学城[插图]。
同时，伦敦也是一座有大量国际学生的城市，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留学城市，容纳了来自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的10.72万名学生[插图]。对于世界各地的学生而言，伦敦也是一块乐土。对知识分子而言，正如塞缪尔·约翰逊和詹姆斯·包斯威尔所证明的那样，这里长期以来一直是那些寻求文明和启蒙的人向往的地方。
抛开财富、娱乐和污秽不谈，伦敦作为一个开明城市的名声是在18世纪形成的。杰瑞·怀特认为，这一时期关于伦敦最主流的描述是：它置身于一个“崇尚礼貌和优雅的时代”，是一座充满“艺术和科学天才，崇尚理性、文明、优雅和礼仪”的城市[插图]。
尽管如此，位于伦敦的大学发展一直很缓慢。虽然伦敦有世界文明之都的美誉，但因为剑桥和牛津的反对，伦敦的高等教育仅局限在医学院，而且还不算是正式的大学。直到19世纪，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 1826年的名字为“London University”）才正式成立，并在1836年维多利亚时代的巅峰时期，获得了皇家特许状。
这所新的大学是剑桥和牛津面向平民的替代品，查尔斯·狄更斯在1858年称它为“人民的大学”[插图]。到了20世纪初，伦敦大学吸收了伦敦已有的大部分学院，包括国王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其他学院很快也相继成立：1904年金史密斯政治学院成立，1907年帝国理工学院成立，1915年玛丽女王大学成立。如今，根据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城市实验室的调查，伦敦（和洛杉矶）是世界上顶尖大学最集中的地方[插图]。
伦敦大学如今拥有17所学院和超过20万名学生，但伦敦作为世界知识的中心，并非止步于此。今天，这座城市有1000多家博物馆和画廊[插图]；还有380家独立图书馆——其中包括藏书量高达1.5亿册的大英图书馆——以及800家书店[插图]。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扶持、培育出了一大批知识分子阶层，包括作家、艺术家、电影制作人、演员、娱乐界人士、科研人员和行政人员”[插图]，这些人与美国士兵一起，在灯火管制和随时要面临侵略风险的困难条件下，制造出一种“独特的、令人兴奋的感觉”[插图]。
这是文明的伦敦、学术的伦敦、开明的伦敦，和工业革命一样，是形成现代伦敦的重要驱动力。
我们不应该对这些进步视而不见。尤其是19世纪的科学发展，大大改善了伦敦人的生活。作为世界知识的中心，伦敦应该，也的确为自己感到自豪。然而，正如伦敦的历史证明的那样，剥削和启蒙从来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这二者的共存关系在早期现代伦敦的咖啡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652年，一位古怪的希腊-意大利-土耳其裔移民巴斯高·罗斯(Pasqua Roseé)在牙买加酒庄的旧址上，开设了伦敦第一家咖啡馆。在那个时候，人们交流观点和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少。然而，信息对于新兴的资本供应商和投机商而言至关重要。咖啡馆解决了这个问题，这里成了娱乐场所、会议场所、拍卖场所、读书场所、发表新观点的场所，甚至成了公司的办公室。很夸张的是，咖啡馆还成了公开发布最新股价的地方[插图]。
最初，巴斯高·罗斯的咖啡馆只是一间半临时的棚屋，不过之后取代这个棚屋的牙买加咖啡馆，却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永久性特征。到18世纪初，可以自豪地说，仅在伦敦金融城内就有3000多家咖啡馆[插图]。随着市场的发展，这些咖啡馆渐渐变得更专业化了。人们可能会去某个特定的辉格党咖啡馆，或者走进一家耶路撒冷咖啡馆，专门了解某个问题。
毫不奇怪，牙买加咖啡馆专注于西印度群岛的话题，当地人直接称呼它为“Jam Pot”。对这类话题感兴趣的人可以直接拜访牙买加咖啡馆，在那里获取新闻和金融信息，开展岛屿间的交流往来。例如，小说家兼艺术收藏家威廉·贝克福德(William Beckford)为了关注自己在牙买加的食糖生意，经常前去收取他的代理詹姆斯·奈特(James Knight)寄到牙买加咖啡馆的信件[插图]。
牙买加咖啡馆以及其他咖啡馆的陆续出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伦敦从黑暗时代真正崛起的故事。这里就是被称作“便士大学”的地方，一个便士就能无限续杯地了解各种信息。这里是远离杜松子酒宫殿这类粗俗场所，又跳出正式社交圈的地方，全世界的信息和思想可以在这里迅速交换和传播。这里是老百姓可以随意聊天的地方，一点点来自西方的糖，顿时能让这苦涩的黑色液体变得香甜可口。当胡格诺派教徒马克西米利安·米森(Maximilien Misson)抵达伦敦，看到咖啡馆里的热闹场景时，不禁思忖道：
你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新闻；你可以挨着温暖的炉火，想坐多久就坐多久，只需端着一碟咖啡品尝。为了做生意，你到那里去见朋友只需花一个便士买一杯咖啡，就可以待一整天[插图]。
在早期现代的伦敦咖啡馆里展开的哲学讨论是由奴隶制带来的收益推动的。事实上，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所说的那样：
哲学家们可能会在欧洲的咖啡馆里喝着加了糖的咖啡，大谈特谈平等权利。但生产这些糖和咖啡的人，在西非被枪口指着赶上了船，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被运过大西洋（超过1/10的人死在了途中），接着被拍卖出售，最后被监工鞭打着，每天工作15个小时、16个小时甚至18个小时，直到死去[插图]。
这种文明与野蛮并存的现象，当然不会仅限于贸易商和股票经纪人的庸俗讨论中。它其实是大英帝国的基础，让这座帝国得以在世界各地扩张，将帝国积累和剥削而得的收益通过伦敦输送到帝国的各个角落。这也许的确是一个崇尚礼貌和优雅的时代，然而，18世纪的伦敦，用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话来说，同时也是一头“残暴的巨兽”[插图]。
这种优雅与残暴并存的现象，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偏差，这种现象即使在今天也随处可见，只是看上去更清洁、更酷炫而已。我们已经在博物馆领域、电影行业看到了这种矛盾。在伦敦不断扩大的学术边际中，这种矛盾同样显而易见。这些从业者的后备大军是伦敦大学体系的支柱，而整个体系都是建立在阶级剥削和文明梦之上的。
精神层面的挑战
在外人看来，在大学里工作可能是轻松安逸的。舆观调查网(YouGov)最近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最向往的工作中，“学术类工作”排在第三位[插图]；不过这可能也暗示出，正是从事学术类工作的人有大把的时间泡在网上完成这类调查。不管怎么说，大学本该是那种常常记挂着社会共同利益的地方。例如，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办学宗旨就颇具理想主义风范：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全心致力于公共利益，力求在知识的创造和传播方面达到国际最高标准，从而最大限度地改变社会以及我们的学生和员工的生活。[插图]
此外，学术工作者并不像护理和教学这类从业人员那样，广泛获得民众认同。并没有政治家谴责英国脱欧会对“勤奋的学者”造成影响。同样，也没有人说我们需要在核潜艇上少花点钱，多投些钱在符号学研究上——尽管这主意听上去挺不错。
也许我们都是咎由自取。大学讲师很喜欢打着“学术自由”的名义做一些不讨好的事，比如爱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不回邮件，一放假就找不到人[插图]。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因为拒绝遵守职场规范而洋洋得意。大学讲师要是穿着西装、工作效率有点太高，必然会遭到同事们的怀疑。居然迷恋新发型？你难道不该想点更重要的事吗？天才的气质可以为工作场所的一切“罪行”开脱。许多学者甚至会被指责故意培养这类形象，以逃避他们实际该承担的责任[插图]。
以前，当我告诉朋友们我可以睡到自然醒的时候[插图]，他们翻白眼的样子夸张到简直能听到声音。现在我不得不天天早起照顾我那刚出生的双胞胎，朋友们也不怎么同情我。尽管如此，如果我早上八点半就去上班，我很快就会成为办公室里的另类，失去学术圈的社交资本。当然，我并不是在抱怨。只不过，学术工作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差不多比任何其他从业者都要高。最近的一项调查[插图]显示，英国43%的学术工作者称自己患有某种形式的精神障碍[插图]。总计有30%的博士生——也许就是那些最胸怀大志、工作也最不稳定的人——患有精神疾病[插图]。相比之下，在国防和应急部门，存在类似问题的人只有22%[插图]。
对埃米莉而言，导致精神颓废的原因，无论是在职业还是个人层面上都体现得很明显。临时雇佣制就是罪魁祸首；临时雇佣现象的出现，是学术行业作为更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一部分而走向市场化导致的。埃米莉认为，正是这种临时雇佣制带来的不安全感，再加上学术生活梦的破灭，将导致一场巨大的心理健康危机在学术领域爆发。
正如伦敦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城市每一次向更文明的方向转变，对一部分人而言，是向苦难又迈进了一步。
成长的烦恼
英国大学体系的发展也映射出了后工业时代伦敦的这股酷炫潮流。这一点并非巧合。20世纪60年代，随着“摇摆的60年代”的城市发展，英国的大学系统无论是从机构规模还是学生数量上，都得到了系统性的扩张[插图]。与此同时，学术工作者也增加了一倍[插图]。
20世纪90年代，大学的第二轮扩张形成了面向大众的教育体系。这是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提出的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远大目标的一部分：到2010年，要让50%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插图]。但在这一目标提出之后，教育公共资金并没有随之增加[插图]。此外，伴随着教育领域的扩张，舆论措辞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1963年的《罗宾斯报告》(Robbins Report)[插图][插图]到1997年的《迪林报告》(Dearing Report)[插图]，就是明显的例子。在这样的变化中，高等教育从一种社会福利转变为一种既有利于个人，又能为后工业社会的雇主们培养从业者的福利。具体来说，《迪林报告》呼吁高等教育要“服务于适应性强、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型经济的需求”。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传达出一种明确的反体制信息，那么到了崇尚“酷不列颠”的20世纪90年代，利用这条酷炫准则发财则成了头等大事。
知识型经济推动了大学系统的扩张，但问题在于，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在一个只有大约15%的人口上过大学的体系中，手持一张文凭就足以傲视群雄。如今，只有名牌大学的学位或研究生学位才能获得类似的优势[插图]。有学历的人不再和没学历的人竞争工作了，而是和其他有学历的人相互竞争，不敢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优势。
2010年，由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将大学学费提高了两倍，这进一步加剧了学生作为消费者的恐慌情绪。学生每年得支付9000英镑的学费来“投资”自己的未来，被迫成为高需求的消费者。那些不认为学费太高的人，要么是不在乎，要么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使他们在竞争中获得了足够的优势。
现在，大学不再向当权者说出真相，不再充当社会批判和社会良知的代表，而是忙着设立创新项目，四处张罗投资。学生已经变成了消费者，大学和其他任何消费品一样，其吸引人的卖点就是未来的就业前景。例如，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将一系列“毕业生特质”描述为他们“对学生的承诺”的一部分。这些特质包含了我们对高等教育所期望的解放性元素，如“批判性地评估信息”“具有全球化的视角”和“能在变化的世界中不断学习”。这些承诺的最后一句是这样说的：“我们相信在这里学习能提升我们毕业生的价值，使他们能够在不可预测的市场中更具竞争力。”[插图]
这是全新的大学，在这样的大学里，学习知识等于消费知识。在这样的大学里，学习如何挑战世界与其说是一种政治行为，不如说是一种个人的经济投资。在这样的大学里，如果一项研究无法产生可以衡量的影响，无法带来资金，那压根儿就不值得研究。这就是撒切尔和布莱尔治下的大学。这就是佛罗里达理念下的大学——不停地创造并吸引创意阶层的地方。对埃米莉而言，这背叛了大学本应代表的一切。
临时雇佣的人生
从表面上看，英国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是学术工作者的福音。但只有对那些坐在领导位子上，无须考虑上下班时间的人而言如此，对其他人而言这种福音并不存在。大学的大规模扩张，公共资金的增加，给教育工作者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压力。近年来，对大学的资助重点是看其研究成果和社会影响，这让大学格外重视一个人能不能弄来研究资金，也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大学研究人员的教学义务。于是，本该由这些人教授的课程，变成了那些没有稳定职位，但急需资金和积累教学经验的学术从业者们为了获取临时资源而相互争夺的战场。
埃米莉在回到她以前在伦敦工作的学术机构后，才注意到了这种临时雇佣现象。在巴黎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埃米莉回到了英国，然后从埃塞克斯郡搬回伦敦，一边攻读博士学位，一边担任助教。由于早年对舞台戏剧感兴趣，埃米莉曾出演过几部戏剧，教学工作能让她有机会去演绎、阐释自己钟爱的主题。然而，她被迫置身其间的工作环境一点也不可爱。她过去参加过的学术研讨会，讲授者就是研讨会的发起者；如今她却在教授这些研讨会内容，而她只是一名博士生，没有经过真正的培训、没有真正的合作、没有真正的办公空间。同样，也没有真正的工作保障。她发现自己“坐在一个臭烘烘的房间里，这里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被低估了”。真正令人绝望的是，只要能进入这样的办公室，就会被视为一种进步。
这样的情况在伦敦的大学里比比皆是。在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在这所“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学校里，3/4的教师签的都是不稳定的临时雇佣合同[插图]。在英国的整个教育领域，有一半的教学人员签的都是不稳定的劳务合同[插图]。如果说进入大学学习，都是为了将来成为创意阶层的一员，成为酷炫经济下美好世界的一员，那对于传授这些知识的人而言，他们的体验却越来越不一样了。
具体而言，这种存在于学术界边缘的体验是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给学术工作者带来的自我怀疑，比学术上的冒名顶替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插图]更甚。尽管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你永远不知道下个学期是否还会有工作。即使你幸运地找到了一份工作，你也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在情感上和体力上承担起谋生所需的教学工作量。诚然，多上一门课可能会帮你未雨绸缪，为荒年存下更多的钱，但你真的能批改得了那么多论文、讲那么多小时的课、研究完那么多不同的虚拟学习系统吗？
拒绝其实不能算是一种选项，临时雇佣体系下的教学人员，会变得非常具有领地意识，已经在上这门课的人，很可能在下学期继续获得聘用。可要是拒绝一门课程呢？除非你那位继任者自愿放弃，否则，你就再也没机会教它了。在这里，工作中的创造性不仅与创造和颠覆知识有关，还与如何应付工作本身有关。你的创造力都用在了找出哪些研究人员要休假，以及如何从一个机构及时赶到另一个机构上下一节课上面了。
用埃米莉的话说，最重要的是，这种不安全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临时教学合同的）薪水很低，没法仅靠它过日子”。大多数文化领域和服务领域的从业者都知道这是什么感觉。为了付房租，这周（这学期）的轮班量（课程量）足够吗？她“承担不起生病请假的后果”，即便真的不舒服，她也会带病坚持上课。
为了维持生计，她还给招聘服务机构“办公室天使”(Office Angels)当临时工，这听起来有点自降身份。身处在这个新的、后工业时代的后备劳动力大军中，她很沮丧，很缺钱，虽然做着“一直想从事的工作”，但是总感觉自己在难以为继的状态中苦苦挣扎。作为一名年轻的女性学者，她自然而然地要承担更多的辅导性工作，躲都躲不了。这是学术界根深蒂固的性别鸿沟，女性总是要比男性承担更多无偿的“学术公民”的工作[插图]。
学术从业群体
埃米莉和其他许多学术工作者在伦敦体验到的不安全感，并不是整个教育研究系统中的个例。实际上，不稳定的工作正是学术领域的从业基础。荷兰莱顿大学助理教授亚历山大·阿方索(Alexandre Afonso)，将这种体系与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Levitt)［因《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一书而出名］和素德·文卡特斯(Sudhir Venkatesh)研究的犯罪理论[插图]进行了比较。列维特和文卡特斯发现，犯罪人员愿意接受低经济回报和迫在眉睫的危险，是因为他们有可能一夜暴富[插图]。常言道，要钱不要命。他们的研究还可能暗示，铤而走险的人觉得除了不要命别无选择，因为在他们研究的社区里，男性失业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而中位数收入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这是一种典型的从业者结构二元化的例子：处于顶层的人赚得盆满钵满，而街头求生的小混混挣的比最低工资还要低。当某个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分裂为少数就业稳定的内部人士，和范围不断扩大、收入不稳定的外部人士时，这种二元化就出现了[插图]。
正如阿方索说的那样：
无论在什么地方，学术体系或多或少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外部人士”——也就是外聘人员——的付出；这些人愿意放弃工资和就业保障，只为了争取到那个渺茫的终身职位，获得属于那个职位的安全感、声望、自由，以及可观的薪水。
世界各地的学者可能会质疑阿方索这段话中关于这种选择的初衷，然而，在学术领域，就业市场的逻辑非常清楚。任何想要在这个行业出人头地的人，都在与一波同样才华横溢、雄心勃勃的外聘人员竞争。这应该是马克思很容易识别出来的一种经济态势：博士生以及初级职业学者的相对过剩，造就了一支磨炼现有讲师的后备劳动力大军。这就是后工业时代的阶级斗争。在这个酷炫的首都，不管这里的人有多么精明，他们就是这样被剥削的。
简单地说，讲师如果拒绝不稳定的临时雇佣合同，就很容易被别人取代。与所有的弹性合同一样，工作的风险（有时）从雇主转移到了员工身上。在大学里教书通常比在零售店工作更受人尊重。然而，学术工作者的不稳定程度之高，以至于英国大学与学院工会(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时任秘书长萨利·亨特(Sally Hunt)指责大学“引入了体育用品零售店的模式”：薪酬最低，压力最大[插图]。读到这样的话，相信读者应该不会感到意外。
不仅在英国，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所有成员国中，博士生的数量都在大幅增加，他们在全球的就业市场上展开竞争；反过来，这些潜在的学术工作者供大于求，更是让这种体系得以运行。从2000年到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博士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翻了一番[插图]。
伦敦一直被誉为国际文明大都市，这就意味着，在这里做学术工作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困难得多。这也许不是伦敦梦最酷炫的版本，但正如塞缪尔·约翰逊深知的那样，在伦敦做一名知识分子，是对伦敦梦最有力的演绎。
阿方索还声称，由于这些外部人士供应充足，使得有特权的内部人士（那些手握研究资金的人）可以将他们的工作中比较烦人的部分（比如教学）外包给外部人士。这些外部人士看起来似乎对所有工作都十分渴望，但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我当然愿意帮你上这门课，不然我只能去零售店打工补贴家用。而且，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不做，也会有别人做的。
如果你还没有跻身终身雇佣的特权精英阶层，摆在你面前的情况无非是，要么逆来顺受，要么直接放弃多年来投进学术界的大量经济和情感资本。对于那些混迹在学院边缘的人来说，听到某个有永久合同的同事得到了一笔科研经费，可以“买断”他们的教学工作，总归是个好消息。很不幸，同样也很讽刺的就是，正是那些签下临时雇佣合同的人，阻止了大学用永久合同聘用教师的需要。既然能以教学模块为单位签署聘用合同，又何必要雇用一个全职讲师，并为他们可能的科研成果和暑期休假付钱呢？
我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逻辑，曾经（卑躬屈膝地）试图向我的老板摊牌：当时我一个人承担了一个系的五门课程，我认为，如果我撂挑子不干，他们就得想法子去请别人；我认为我可以申请一个全职职位——当时人事部门认为没这个必要。我这番尝试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什么都没有改变。
在后工业时代的大部分领域[插图]，尤其是创意产业，情况大抵如此。无数人为了梦想的工作，甘愿做临时工；从业大军的供过于求消磨了不知多少打工者的雄心壮志。
希望、梦想和阶级斗争
2010年，《经济学人》杂志上年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即用即弃式的学者》，其中颇有些自省地指出，从经济角度看，攻读博士学位通常是在浪费时间，因为这与攻读硕士学位相比，增加的好处微乎其微[插图]。文章的作者并没有抓住重点。大多数博士生其实并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奋斗。任何一个智力水平高到能拿下博士学位的人，恐怕都足够聪明，也足够有自知之明，应该知道还有更简单的赚钱方式。
真正的问题是，许多人为了这个学者的身份投入巨大，他们对这个身份“充满激情，充满想象”，要想调头谈何容易。正如大卫·奈特(David Knights)和卡洛琳·克拉克(Caroline Clarke)针对学者的职业生涯开展研究后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职业生涯宛如一首苦乐参半的交响乐，脆弱的学术自我和飘忽不定的身份永远纠缠不清”[插图]，这几乎是一种过度的热情，迫使投资者抛下所有理性去投入。我想，这话也适用于伦敦的生活。
对学术生活和学术身份的理想化使得博士生的数量越来越多。当这些人在周日晚上入睡后，梦到更多的是怎么写幻灯片，而不是怎么改变（学术）世界时，心理健康问题就慢慢出现了[插图]。
在伦敦做一名历史学家一直是埃米莉的梦想。正是这样沉甸甸的梦想，影响着伦敦众多的创意阶层。埃米莉经常感到压力很大，她说：
……大家串通一气，嘴上都说一切都很好……但实际上，情况越来越糟，大家的安全感越来越弱了。
这些故事，无论是关于博士生的，还是关于临时教师的，都在学术界太过普遍，早已见怪不怪了[插图]。在围绕这类不稳定的文化职业开展研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普遍的发现，即被调查者经常会发表这样的评论：“拥有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是件很棒的事，但它不应该让你生病。”[插图]这样的感受和佛罗里达关于创意城市的复兴愿景完全背道而驰。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酷炫的、富有创意的、开明的城市形象，吸引着一代代梦想家们来到伦敦，只为和那些先来一步的人展开竞争。
然而，他们还是来了；每天，都有一波又一波像埃米莉这样的新人来到伦敦。
埃米莉能坚持到现在，足以证明了她的决心和对职业的热爱。然而，攻读博士学位并没为她的生活带来明显的改变。教学合同仍然是临时雇佣合同。很多时候，她甚至到开课前最后一分钟，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教这门课，不知道能不能挣到这份赖以生存的收入。无薪工作常常是一种功能性要求。要想获得更长久、更安全的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做研究，并发表研究成果，而被临时雇用的教师做研究当然不会有报酬。
不过，和很多处境类似的人一样，埃米莉正在反击。在整个大学圈子里，临时雇佣制正遭到全面挑战[插图]。正如她所说，“如果你在某个地方只能干一个学期，还有什么可顾忌的，为什么不去抗争一番呢？”伦敦越来越多工作不稳定的从业者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同样，埃米莉仍然对伦敦充满热爱，她一点儿都不想去别的地方。在伦敦读书的学生们，为这些学生授课的讲师们，还有伦敦的那些广告商、平面设计师，以及科学家、数据分析师等创意阶层，同样不想去别的地方。伦敦对埃米莉而言，和学术生涯一样，“值得为之奋斗”。
正是这样的希望推动着伦敦梦，为伦敦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那些逐梦而来的人可能很清楚，他们进入伦敦后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伦敦梦绝对值得为之艰苦奋斗。伦敦的阶层划分就是因为这种希望的存在而得以再现。整座城市的服务行业也因为这种希望而繁荣发展。
